我的父亲 

作者：火山

   “父亲”这个词也只有在文章里我才用一下，平时我们老家把父亲都叫“大”，不仅山东，听说河南、陕西等地也有这样的叫法。

     父亲是鲁西南的一个普通农民，却不是一个地道的庄稼汉。对于农村的活计，有时候倒不如母亲做的熟练。父亲兄弟五个，排行老小，所以打小也就没干过什么活。十七岁上当兵，一走就是七年。据母亲说：父亲刚复员那会，连挑担水都不会，挑水竟然要拄着木棍，晃晃悠悠的，让邻居们好一顿笑话。

     父亲曾经是个“文艺青年”。也许是因为父亲喜欢文艺、也许是部队培养了他开朗的性格，父亲复员回来，就被安排进了公社宣传队。好像那个年代的人，个个都有文艺细泡，拉二胡、吹笛子、唱红歌、跳忠字舞，父亲很是风光了一阵子。但好景不长，文艺毕竟不能当饭吃，为了家里能吃饱饭，父亲把他的“文艺梦”深深埋藏起来，毅然去火车站做了一名装卸工。

     装卸工，我们那里叫“扛大个的”，是当时最累的活，靠下苦力气吃饭。那时候我还小，经常闹着让父亲带我去车站上班，就为看一看、坐一坐火车。记忆中，在车站昏黄的灯光下，父亲顶着厚厚的垫肩，用肩和头顶着一个硕大的麻包，麻包很重，压得他只能半弯着腰，一手紧抓麻包一角，另一只手撑着自己的腰，努力地从颤颤悠悠的跳板上挪下来，脸上沾满的灰尘与汗水，除了能发光的眼睛，其他都是灰扑扑的，看不出什么颜色的了。累也不怕，最怕的是装卸水泥，每次装卸完水泥，父亲的肩膀都会被烧的全是水泡，一疼好几天。

      “扛大个”工资虽然不低，但一半要上缴给生产队，用来抵扣一年的工分，否则年底家里就分不到粮食，等七七八八扣下来，其实也就剩不了多少了。于是不久父亲又回到了生产队，由于当过兵，就兼任了村里的“民兵队长”。

     那时候民兵真是“兵”，手里也真有枪，我家里就有只步枪。步枪的子弹是黄铜壳，长长的，五发一个弹夹；手枪子弹则短小些，胡乱用手绢包着，都存放在我家衣柜里。有时候，趁大人不在，我就偷偷把弹头卸下来，将里面的黑火药倒出来点着玩，那蓝色的火苗“刺啦”一下能窜半米多高。母亲后来怕出事，枪与子弹就都上缴了。剩下的手榴弹是铁头木把的，父亲说那是教练弹，假的，平时就当锤子用。至于雷管，常年挂在外面的土墙上，后来就都被拿去炸了鱼。

    父亲终究不是个安分的农民，在经历了不长的农村劳动之后，竟又干起了新的营生：做泥瓦匠。没想到，这一做就是大半辈子。

    泥瓦匠虽然比“扛大个”稍微轻快点，也依然很辛苦。先是做小工，推砖、和泥、打下手，要看“大工”师傅的脸色行事。等到技术熟练了，自己做了师傅，每天要砌很多砖，要负责工程质量，也就多了份责任。记得那时候父亲的手指经常被砖磨的血肉模糊，我的任务就是给他一层又一层地包裹医用胶布。农村的建筑队没啥安全保障，受伤是经常的事情。有时候是从脚手架上掉下来伤了腰，有时候是被砖石砸伤了腿和脚。最厉害的一次，我放学回家看到父亲脸色蜡黄，一只手包着厚厚的纱布，默默地在床边抽烟。母亲抽噎着说：父亲的小拇指被工地上的一块大石头给砸断了，再也没有接上。直到现在，每当看到父亲那半截光秃秃的手指，我的心里都会泛起一阵酸涩。

    从一个啥活都不会的“文艺青年”，到“扛大个”再到大半辈子的“泥瓦匠”。父亲为了三个儿子，为了这个家，完成了人生的一大蜕变，就连村里的老人们都说，谁也没想到父亲后来竟这么能干，而且干的都是最重的体力活。

    虽说一直做的是体力活，但父亲却一直没有放下内心对“文化人”生活的那份向往。

    父亲爱干净，即使干再脏再累的活，出门的衣服定要板板正正、家里也定要打扫的干干净净。

    父亲还喜欢养花，家里的院子里就到处都是花花草草。种的最多的是菊花，什么八月菊、九月菊还有大、小金菊；牡丹也似乎种过几颗；还有铁树，大大小小的七八棵，后来实在是扎人，就都送了人。最长寿的当属那簇凤凰竹，常年都绿绿的，很是给小院增加了不少文雅气息。至于夹竹桃、茶叶树、葡萄树最后的命运都是被母亲种的一片韭菜所替代，先后消亡了。

    父亲爱学习。曾经为了弟弟的生意，花甲之年的他孤身辗转于几个城市，一边学习医药知识、一边出入各个电台、电视台，联系安排广告刊发。尤其到了晚年，总是手不离书报，自己还办了两个图书馆的借书卡。再后来，自从用手机上了网，好像一下子给他打开了个藏满宝藏的大门，从此痴迷于网络，不能自拔。不光是从网上学习制作长长短短的笛子，还自学了吹奏葫芦丝，至于用可乐瓶子做花瓶、芦荟上扦插个什么花、做个什么稀奇的菜，对他来说只要有网络，都不在话下。

    没想到，古稀之年的父亲真的成了一个能拉会唱的、厨艺、花艺全能的“文艺老头”。

    看着父亲快乐地吹着笛子，我不禁在想：一个人，只要心底有梦，不管三十年还是四十年，梦总会能实现的。

火山  2018.5  于泉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