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师与名画】萨尔瓦多.达利：超现实主义和《记忆的永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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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尔瓦多.达利， 一个艺术史上闪闪发光的名字。 提到这个名字， 人们会想起瘫软的钟表， 深邃的小眼神儿， 和那两撇指向天际的胡子。
遥想当年，达利经常会被他自己的这张脸帅醒。
萨尔瓦多.达利
“每天早晨当我醒来时，我都会再次体验到一种至高无上的快乐——那就是成为萨尔瓦多·达利。”
在达利的眼里，他自己就是文艺复兴式的天才，科学与神秘的结合体，是弗洛伊德梦境和潜意识伟大的实践者， 也是西班牙精神的继承者、超现实主义真正的代表。 和他同时代的人里， 只有一个叫做毕加索的西班牙老乡勉勉强强可以和他平等地对话。
百年之后， 那张帅气的脸早在坟墓里化为枯骨，达利这个名字却依旧熠熠生辉。
萨尔瓦多.达利， 他真的是个百年难遇的天才，还只是一个哗众取宠的自我营销大师？
《睡眠》达利
1904年，达利出生在西班牙加泰罗尼亚地区的菲格拉斯。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已经是他第二次出生：他有个哥哥只活了22个月就夭折了。达利的父亲母亲并不气馁， 马上重起炉灶飞速又补生了一个。他们给这个孩子延续了同一个名字，因为他们感觉第二个孩子只是夭折的那个飞速地投胎回来了。哥哥的照片一直挂在达利的床头。甚至连达利自己也这么认为， 觉得自己只是哥哥的重生。
达利（中）一家 1910
这对达利来讲着实有点迷惑。 从小生活在自己的重影之中，和一个若有若无的鬼魂共生。用弗洛伊德的理论来对达利的父母进行精神分析，他们对逝去的男孩的哀悼在达利的身上得到了转移。可是达利在幼年却因此经历了如此特殊的心理体验。他总是在想：我是谁？他们是在和我说话还是在和哥哥讲话？我是活着还是死了？！这种纠结和自我意识的错乱无数次进入达利的梦里，在后来以腐败的物体、蚂蚁、软绵绵的皮肤和断裂的肢体一次又一次地重现。
达利的母亲是真心地爱他。 达利堪称天才，三岁时候就拿起了画笔。少年时期， 公证员父亲严厉冷峻， 母亲却温情，允许他沉浸在幻想世界里， 鼓励他绘画， 保护他免于父亲的训斥。达利后来多次提到，母亲对他的天赋抱有一种近乎宗教般的执念。这让达利从小就相信，自己就是与众不同的那个并终成大器。他的母亲可以说是他迷之自信的源泉。
达利16岁时，他的母亲因乳腺癌去世了。母亲的离世， 堪称他一生中最大的打击。父亲再婚， 迎娶了达利的姨母， 也就是死去母亲的妹妹。
1922年，18岁的萨尔瓦多·达利来到马德里，进入圣费尔南多皇家美术学院， 就是当年毕加索退学的同一所美术学院。他住进“学生公寓”（Residencia de Estudiantes）——那是当时西班牙最自由、最现代的文化空间。在这里，他结识了后来的超现实主义电影天才路易斯·布努埃尔，还有后来的著名诗人、剧作家费德里科·加西亚·洛尔卡。他们一起研究弗洛伊德， 讨论梦、潜意识、性压抑，也讨论绘画，诗歌和电影。
圣费尔南多皇家美术学院 西班牙 马德里
1926年，达利临近毕业。到了毕业考试那天，他却拒绝参加口试。他的理由简单而狂妄：
“没有任何教授有资格评判我。”
这句话后来成了他的名言， 但是在那一年， 这句狂言毫不意外地让他被学院开除了。不知是有意还是无意，在退学这件事上，达利布了毕加索的后尘。
野心勃勃的达利随即去了巴黎，去朝圣那个当时已经像神话一样的男人：毕加索。
这个片段在伍迪艾伦的电影《午夜巴黎》有过戏剧化的描写。 事实上， 那个时候20岁刚过的达利还是个无名小卒，胡子还没有几根，想翘都翘不起来。电影的场景却是历史的真实还原：无知无畏的后来者闯入黄金年代，迫不及待要在名人云集的客厅里占一个位置。推门的姿势忐忑却又狂躁，他迫切地想开始属于自己的篇章。
在巴黎，他真的闯入了文学、电影、艺术大师们的地盘：超现实主义者们在写诗、拍电影、办展览，画家们像剧作家一样设计舞台，诗人们像心理医生一样解剖梦境。达利带去了西班牙式的偏执、天主教残影、以及他在学院里浸淫的对文艺复兴技法的迷恋。
《午夜巴黎》剧照 伍迪艾伦导演
回到西班牙后，他的作品在新古典主义、立体主义和超现实主义之间游移不定。现实画得精确，荒诞反而更像真相。那些看似冷静的光线、空旷的地平线、以及细节到令人发怵的质感，都是他一步一步走向超现实主义的足迹。
面包篮 （The Basket of Bread）达利 1926
要理解“超现实主义”，你很难绕过那个叫做安德烈·布勒东（André Breton）的人。
出身于达达主义的布勒东原本和达达主义的破坏性精神同路：嘲讽、否定旧秩序，然而弗洛伊德的潜意识理论让他觉得对深层内心世界的探索才是有意义的 。
安德雷.布勒东
1924年，他发表《超现实主义宣言》，把“超现实主义”定义为一种精神自动活动：让思想在不受理性审查、也不受道德偏见控制的状态下自由运作。
从此，艺术不再只描绘外部世界，也要把内部世界——梦、冲动、幻觉——当成同等真实的疆域。
那时候， 一战后的欧洲刚刚经历了时代的噩梦。废墟、失业、创伤、价值崩塌。而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变得像一把钥匙：既然外部世界如此荒诞，不如去内心世界探索。
超现实主义者们发展出“自动书写”和“自动绘画”来抛弃“超我”的束缚去探寻深层的欲望与恐惧，从而生成新的艺术语言。
“精美尸骸”作品 布勒东等 1928 芝加哥艺术馆
当时的这个前卫小圈子流行“精美尸骸”（Exquisite Corpse）这种小游戏：每个人写或者画一部分，折起来不让别人看，最后展开，就会有一个怪物般的作品诞生。
达利早在西班牙学画的时候就深入研究过弗洛伊德， 是《梦的解析》和潜意识理论虔诚的崇拜者，接受超现实主义显得顺理成章。 虽然这两年他也有一些超现实主义风格的画作， 但真正让他出名的，是那部与他的朋友布努埃尔合作的小电影：《一条安达卢狗》（Un Chien Andalou）。
这部片子里其实没有狗， 连一根狗毛都没有。
有的是梦境一般荒诞的场景：掌心涌出的蚂蚁， 美女失窃的腋毛， 钢琴压住的死驴， 神经男主奇怪的分身，擦汗的姑娘和抱着盒子的男人。 尤其是片头剃刀刺破眼球， 这个惊悚的五毛特效在100年以后依然可以让你惊出一身冷汗， 引起极度的生理不适。
剧照 从欢喜老师文章里偷来的
这部短片像极了梦境的剪辑：时间跳跃、因果断裂、欲望与暴力突然相遇。爬满蚂蚁的手掌是肉体的溃烂，象征欲望的煎熬。手、伤口、蚂蚁——在精神分析里这些意向直指性焦虑、阉割恐惧以及身体与欲望的紧张关系。
影片在1929年上映后， 在艺术圈引起轰动，达利被布勒东钦点是“我们（超现实主义）的人”。 他不但入了超现实主义朋友圈， 还成为了其中最耀眼、也最危险的那颗新星。
1929年注定是达利生命中最重要的一年。《一条安达卢狗》带出的狗血剧情让达利收获了一生的真爱， 也开启了艺术达人的成功之路。
他遇到了加拉（Gala）。
加拉和小鸟依人的达利
实际上是俄国来的加拉带着她那时候的超现实主义诗人老公保罗艾吕雅（Paul Éluard），看完小电影以后心潮澎湃专程去西班牙遇见了达利。
第一次见到加拉， 达利仿佛被雷电击中了， 他回想起了离他而去的母亲。 这个大他十一岁的女子让他瞬间迷恋并产生了前所未有的安全感。
“她是我生命的胜利。”（“Gala is my Gradiva.”）
后来达利就是这样形容这次见面的。 对于同来的保罗， 热爱诗歌的达利则毫不掩饰他的崇敬， 当即表示要为他画像。
这次天雷地火的见面引发了轰轰烈烈的连锁反应。 结局就是画像还没有画完， 加拉已经成了达利的女人。有意思的是， 诗人保罗处之泰然， 耐心等待达利画完以后， 欣欣然接受了这个馈赠， 然后就从加拉生命里消失了。
加拉对于达利却不止是他的缪斯那么简单，她成为了他的经纪人、编辑、财务官、心理支点、形象设计人，堪称达利一生命运的导演。这次相遇也成就了艺术史上最为成功的一对艺术家+经纪人夫妻组合， 没有之一。
《伟大的ZW者》 1929 （以加拉为模特）
1929年也是达利开始尝试他那著名的“偏执狂临界方法”（Paranoiac-Critical Method）来获得潜意识体验的时间。他宣称他会手中攥着钥匙，长时间凝视物体， 然后刻意联想恐惧与欲望，慢慢进入半梦半醒的状态。一旦睡着，钥匙掉落就会把他惊醒， 他就可以抓住那一瞬间的幻象， 体会到这种可控的“梦的临界”。
他的这个方法很多人尝试过， 却极少有人能够成功。 有兴趣的小伙伴可以试试看。
不管怎样， 达利掌握了通往潜意识的金钥匙，他的超现实主义创作也开始了井喷。
《记忆的永恒》 1931
1931年的《记忆的永恒》是达利， 也是整个超现实主义的代表作品。
这件作品异乎寻常地小， 只比一张A4打印纸大一点点。荒芜的海滩, 断肢一般的树干，瘫软的钟像是融化的奶酪，时间错乱失去意义， 会流淌， 会变形， 也许会在记忆里倒转回来重新呈现。 低垂的眼睑， 睫毛肆无忌惮地生长出来。 蚂蚁象征着消亡， 吞噬一切存在的痕迹。
不管达利是怎样一个哗众取宠的人， 这幅作品在最严厉的批评者眼里也绝对是一幅杰作。 这幅作品对后世的影响巨大， 瘫软的钟成为20世纪视觉文化里最通用的隐喻之一。这个意向告诉人们：
我们的生命并不是被时间统治，而是被存在于心中的时间幻觉统治。
这个时期， 达利还创作了众多具有双重结构的的画作。在他的画里，一张脸可能只是远处的海岸线；一只天鹅在湖面上的倒影，悄然变成了大象；阳光下一只果盘，下一秒幻化成凝视你的面孔。这在艺术史中被称为 “双重图像”（Double Image）。同一视觉形象，在不同观看方式下呈现两种甚至多种意义，观者的目光焦点就是开启谜题的钥匙。
《天鹅倒影成大象》达利 1937
声名鹊起的达利俨然成了超现实主义的代名词，而超现实老大布勒东看达利则越来越不顺眼。超现实主义原本带着反功利、反资产阶级的理想，但达利极端热爱名利、热爱舞台、热爱把自己变成品牌。布勒东讥讽达利“贪财”，给他起了一个绰号：“阿维达·美元”（Avida Dollars），也不承认他所谓的“偏执狂临界方法”， 直斥那就是用潜意识做幌子的骗人的把戏。
达利也早已经不是当年的弱鸡。 他的回应直截了当：
“我才是超现实主义。”
其实布勒东本人也在进化之中。 他申请加入共产党， 数次被拒， 最终1927年入党，可是几年以后又被法国共产党踢了出来。
《威廉·泰尔的谜》《The Enigma of William Tell》1934
达利1934年的《威廉·泰尔的谜》直接影射整个共产主义的领袖列宁， 这让布勒东不胜怒， 蹄之。就这样， 超现实主义最著名的人物被超现实主义的教父率领长老们踢出群了。
1936年12月14日 时代杂志封面
这丝毫不影响达利的名声继续攀升。1936年，他登上了《时代》周刊封面。全世界都开始了解超现实主义， 达利那两撇销魂的天线胡子也翘了起来，妙不可言地直接指向天空， 美其名曰以造型向前辈委拉斯凯兹致敬。达利也从西班牙小镇艺术家、巴黎前卫艺术大师变成了全球文化名人。
与此同时， 达利的艺术方式也越来越出位。在伦敦超现实主义展览开幕式上，达利穿着一整套沉重的深海潜水员服登场演讲。他说，自己要“潜入人类潜意识的深海”。头盔是真家伙，除了没有氧气瓶。他刚潜了一会儿就开始缺氧在台上挣扎，观众还以为那是表演的一部分。直到他拼命示意，工作人员才撬开头盔把他救了出来。达利差一点为“潜入潜意识”嘎了。
历史照片
同一年，西班牙内战阴云逼近。达利画出《熟豆的软性构成（内战的预感）》：一个巨大的身体在被强壮的手臂撕扯着，随时会四分五裂。达利宣称，这幅画是“潜意识的预言”。这幅画也给了几十年以后中国的电影导演以灵感， 在抗日神剧中用手撕鬼子的桥段表达了对达利的致敬。可惜没有太多观众理解到了这个镜头后面深刻的超现实主义精髓。
《熟豆的软性构成（内战的预感）》1936
与此同时，在巴黎的另一角落，毕加索也在用另一种方式回应西班牙的战火：他创作出那幅著名的《格尔尼卡》。同为20世纪最伟大的大师，毕加索和达利对政治的态度却截然不同。毕加索立场鲜明，公开反法西斯，后加入法国共产党，把画布当作政治宣言；达利则始终保持暧昧，对时代风暴少有正面表态，更关心自我神话的构建。他们一个把艺术变成历史的证词，一个把现实变成个人的舞台。
《格尔尼卡》 毕加索 1936
相比于随后到来的第二次世界大战， 西班牙内战只是一盘开胃菜。二战爆发后，恐惧变得全球化。达利和加拉在1940和大批欧洲艺术家一起来到了美国。世界艺术中心也开始从欧洲向美国转移，纽约成为新的磁场。先锋艺术、媒体工业、消费社会在这里纠缠得更紧：一个艺术家能否被看见，不只靠作品，也靠传播。
加拉策划的美国达利化妆舞会
达利在美国如鱼得水。他懂得自我营销：报刊、电视、电影、广告、舞台装置、包装设计……他让自己的形象无处不在，就像今天的超巨顶流网红一样，把“存在感”经营成艺术的一部分。这一切， 也离不开大力背后的那个女人：加拉的鼎立推举。
《圣安东尼的诱惑》（1946）
这一阶段的经典作品之一是《圣安东尼的诱惑》（1946）：长腿如蛛的骏马与象，驮着欲望的建筑与裸像，向举着十字架徒劳抵抗的渺小的圣徒逼近。这是一场宗教寓言，也是精神分析：欲望并不会因为你祈祷就消失，它只会换一种形态，无可抵抗地碾压回来。
达利的艺术延伸到了很多领域。在纽约，达利遇见了来自阿根廷的珠宝商卡洛斯.阿莱曼尼。两人合作总共创作了 39 件珠宝作品， 其中就包括那颗著名的会跳动的黄金红宝石心脏。这些珠宝是真正的限量版， 当时的售价在五千到一万美元之间， 几乎都被博物馆收藏了。 当时的5000美刀在今天购买力大约是一辆特斯拉Model X， 一万刀大致可以买辆低配宾利。 当然这些珠宝如果在今天被送进拍卖行，都已经是百万美元起拍了。
达利的珠宝作品
1945年，电影大师希区柯克邀请达利为《爱德华大夫》的梦境段落设计视觉效果：达利正式进军好莱坞。 电影梦境场景里出现了巨大的眼睛、荒诞的空间、尖锐的透视——满满的达利元素， 给电影带来梦幻而惊悚的效果真称得上是大师水准。此片获得1946年奥斯卡多项提名。 达利设计的梦境段落成为电影史上最著名的超现实主义视觉片段之一。
《爱德华大夫》剧照
几乎与此同时， 达利还和迪斯尼合作了一个短动画片《Destino》。这是一个有关时间和命运互相追逐的故事：人在荒漠里变形，身体像钟表一样拆开又重组；爱情被时间追逐，时间又被爱情嘲弄。这主题就是达利一生的执念：时间、欲望和命运。
由于各种原因， 这个合作在当年并没有完成。直到2003年才在现代技术的加持下最终完成，并在次年获得奥斯卡最佳动画短片提名，成为达利“跨媒介超现实”的代表性遗产之一。
《Destino》
1945年美国在日本投下了两颗原子弹， 随后二战结束了。 又过了几年， 达利回到弗朗哥独裁统治下的西班牙。政治面目模糊的大师受到了独裁政府的承认，继续着他大师生涯。这时候的达利已经开始从弗洛伊德转向天主教神秘主义并重新迷恋古典的秩序与结构。但这种复古让大家觉得达利已经才思枯竭了。
原子弹巨大的破坏力让他开始对原子物理感兴趣， 他宣称自己潜心研究了数学结构、量子力学， 崇尚“不可见的秩序”， 开始有了强烈的科学神秘主义倾向， 并皈依了宗教。
《最后的晚餐》 达利 1955
在加泰罗尼亚家乡附近波特利加特的海湾， 环绕着那些还保留着童年记忆的岩石， 达利仿佛找到了归宿。 他回到30年代自己当年创作《记忆的永恒》的那个白色的渔村小屋， 并不断地把这个小屋扩建成了一个海边豪宅。在这里他又创作了后期那些科学神秘主义和宗教作品。
达利 波特利加特渔村豪宅
这时候的达利年近60， 加拉也衰老了。 但是他们的生活各自精彩。 加拉依然在幕后主导着达利的一切， 同时也和一些像当年初闯巴黎的达利一样年轻英俊的青年们保持着亲密的关系。达利在60岁的时候遇到了他的新缪斯：阿曼达.里尔（Amanda Lear）， 她是一个迷人的金发女郎。 出人意料地， 加拉接受了她的存在， 三个人经常一同出席巴黎纽约的各种社交活动。
阿曼达的回忆录
达利则为他永远的女神加拉单独购买了一个城堡，并且约定只有收到加拉的书面邀请， 达利才被允许进入加拉的城堡。
与此同时， 达利在他的出生地菲格拉斯的旧剧院遗址上开始建造剧院博物馆， 一座以后能够让他的仰慕者继续崇拜他的宫殿。
这样的生活持续了十年。1982年， 加拉离世了。
普沃尔（加拉）城堡
这是达利在16岁母亲离世以后受到的最沉重的打击。 加拉是达利的缪斯， 是陪伴他五十年的灵魂伴侣，是他一生的精神支柱。失去加拉的达利健康急剧恶化，出现帕金森样症状与颤抖。达利从高调的怪才瞬间变成了沉默的病人。阿曼达的回忆录里写道， 从这时起， 达利和她见面时候会躲在黑暗里， 因为他已经苍老了。他甚至惧怕看到自己的摸样。
《燕子的尾巴》（1983）
他最后的作品之一《燕子的尾巴》（1983）锋利而克制，线条像数学图式，也像一次迟来的告别：不再黏稠、流淌，没有瘫软的时间和荒芜的海滩， 只剩下沉默和虚无。
1989年，达利创造的那颗黄金红宝石的心脏还可以跳动， 达利却因心脏病停止了呼吸。
按照遗嘱， 达利葬于他的出生地菲格拉斯， 墓穴就在城市中心那座他亲自设计的剧院博物馆中央大厅之下。他从这座小城出发，最终又回到了这里。这也是一种非常达利的长眠方式。 每一个前来瞻仰他的人都从他的头顶上走过。
达利的墓室
海风在加泰罗尼亚的海岸从来没有停息。
那些嶙峋的岩石像凝固的波浪，锋利的阳光出现在少年达利的眼里， 出现在他一幅又一幅的作品里， 穿越了漫长的时光，凝固在人们的梦里。
达利在这里学会凝视：海水在阳光下闪亮，影子被拉长，时间像盐一样结晶。
从马德里到巴黎再到纽约， 从立体主义、超现实主义再到神学和科学神秘主义，无论如何喧哗、夸张、神话自己，他总要回到波特利加特渔村里面的那座白色小屋， 那是所有梦开始的地方。
时间并不坚硬，空间并不连续，荣华和声名也不过是一道浮光。在地中海西岸这片荒芜的海滩，时间时而静止时而流动， 就像那些瘫软的钟表。
而当这个人转过身去终于走远， 喧嚣的世界上人群川流不息。
穿行在那些怪诞的梦境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