礼数、礼、礼物、礼仪之邦

逢年过节，人来客往，都讲究个礼数。礼数一词，源于古代一套按名位而分的礼仪等级制度。《左传·庄公十八年》：“王命诸侯，名位不同，礼亦异数。”不如此执行，则为失礼。到了今天，“礼崩乐坏”社会制度和文化秩序有了重大变局。究竟怎样的礼数算是不失礼？各人各有理解，大相径庭。于是乎，在礼的物化和礼的量化上较劲就成绝大多数人行为的必然。

二十年前，省电视台有档栏目。栏目邀请一些所谓的专家，对事先录制的电视短剧展开争锋相对的点评，通过他们的点评，挖掘社会热点和新闻人物背后令人深思的人生感悟。

有一期节目讲到一位经济条件很一般的青年，把准备创业的钱换成了许多礼物，以求炮轰未来丈人，达到允容这门婚事的目的。结果老爷子不领情，青年落得个鸡飞蛋打。现场讨论题目是：这样送礼的做法是不是最好的选择？

那一期节目，电视台叫上了我做点评专家。录制前，编导特意告诉我，现场有个很自以为是的名人，几期节目都滔滔不绝、歪理叠出，无人反驳得赢。这次叫我参加的目的，就是杀杀他的威风，挽回栏目的初衷。

果然题目出来后，“名人”抢先一步发言。他以为，青年是个“狗屁倒灶”的人，给丈人送礼再多也不嫌多，人家可是把女儿都给你了。“名人”话锋一转，提到中国是个礼仪之邦。礼义廉耻，把礼放在第一位。四书五经，把礼当成了经。可见“礼”是泱泱大国的立身之本。为了进一步说明问题，他例举了自己经营的“一亩三分田”，每年花在送上面领导的和关系户的钱都是论万的，因为礼到了，所以才有了他今天“想做啥就做啥”。他还传授经验给大家，送钱不要小气，四位数拿不出手；送东西，定要进口的。人家送一万，你就要送两万。去年送一万，今年就要送两万。

这种把“礼”量化和物化的递增定律，让主持人都有点听不下去了，直接点名让我说。

我上来就问“名人”，什么是礼，什么是物，两者是一回事吗？他回答，我是大老粗，你不要和我咬文嚼字。物就是东西，送人了就成了礼。譬如大彩电，在商店是商品，送领导了就是给领导的“礼物”。

看他一副“无知者无畏”的样子，我实在好气好笑，说，你多少也算一方头头，连最起码的“礼”的知识都没有，好意思不以为耻反以为荣？大庭广众之下，恼羞成怒的他一时语噻。

像“名人”一类的，今天还不少。我那天讲的话，现在复述一遍很有必要。

礼，最初为“豊”，是在器皿里放两串贵重的玉。后来因为豊与丰的繁写常混淆，所以加了示（祭桌），写成了“禮”。《周书.微子之命》所说，“统承先王，修其礼物”。“豊”是祭祀祖先、天神的仪典，所用行礼之器，也就是礼物。

微子，名启，是商纣王的庶兄，帝乙的长子。微子启见其兄无德，便隐遁了。商灭后，周成王册命微子为宋国国君。史官记录成王封微子的诰命，叫做《微子之命》。周成王诰命中申告微子，必须遵从旧典，管束臣民，拥戴周王室。在西周，礼和物是杜绝腐败荒淫的必要工具。西周初期因此制定的一整套包括了衣食住行，合乎尊卑等级的礼仪规范，作为了后世指导人们行为的基本准则。

礼，从本意表示对祖先、天神敬意的隆重仪式，到后来扩展了义项，泛指社会交往中的礼貌礼节，礼物也有了相应的调整。礼物成了在社会交往中，传递信息，情感，意愿的一种载体。

礼的第一要务，讲究双向，绝非单方施或受。《礼记·曲礼上》教导我们：“礼尚往来。往而不来，非礼也；来而不往，亦非礼也。”有往无来，有来无往都是非礼的。有往来也未必一定就有“礼”。有企图的往和利用权势的来是缺了礼数的。我提到的那位“名人”就是企图以礼物换取对方某项利益。简言之，就是不合规矩的钱权交易，这显然是对“礼尚往来”的误读。

礼的第二要务，讲究情谊，无论贵与贱。贞观年间，回纥国使者缅伯高拜见唐王的贡物中有一只白天鹅。在沔阳河边，缅伯高开笼子让白天鹅喝水。谁知天鹅喝足了水，飞上了天！说时迟那时快，缅伯高奋力一扑，总算拔下几根羽毛。他用绸子包好鹅毛，又在绸子上题了一首诗：“天鹅贡唐朝，山重路更遥。沔阳河失宝，回纥情难抛。上奉唐天子，请罪缅伯高，物轻人意重，千里送鹅毛！”后来唐太宗感动于缅伯高的忠诚老实，重重地赏赐了他。

近日看到一篇报道，说是有许多年底返乡的进城务工者，随身带了许多空油漆桶。这空桶，在返乡路上可以储物，可以垫屁股；到家就成了一份受乡亲欢迎的礼物。这些空桶都是务工者平时干活留下的不值一文的废弃物，但是花了时间打理干净，很用心。廉价和实用，使施者送礼心意达成，受者回礼毫无压力。

话回到最前面。今天要讲究的礼数当然和西周时不一样了，最大的区别是颠覆了“礼不下庶人”。“礼”的俗化已成定局。“王命诸侯”以礼乐为核心的等级制度已经转变成了现在凡夫俗子的普遍行为。

“礼”的俗化不可怕，很接地气。它依旧还保持着“礼”的精髓——有往有来、无论贵贱。若泱泱大国推行俗化之礼，仍然称得上礼仪之邦。最怕的是“礼”的庸俗化。当年与我交锋的那位“名人”恰恰就是庸俗界的陈独秀。若庸俗之“礼”大行其道，则礼仪之邦无从说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