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勋：在这个世界里修行，其实是一无所得

■ 前言：

越动荡的社会，越是做功课的好时机。

——蒋勋

常有人说时代混乱，究竟背后有何思考？若问蒋勋，他大概会回答，人心浮躁不安，却又天地有大美。身兼作家、画家、诗人，他的名字，早已跟美这个概念牢牢紧扣。生活感悟，是他提炼人生美学的精纯能源；《孤独六讲》及《梦红楼微尘众》系列，是他布道的材料，教晓我们如何在生存及生活间自在摆荡。一年多前搬进池上，接上台湾浓厚的乡镇情怀，挥笔而下的，是一道向硕果仅存的土地伦理致敬的宣言。

在这之前，蒋勋出版了《舍得，舍不得──带着金刚经旅行》。从历史角度看，每个时代自有其不安的根源。他亲近《金刚经》，因为经中诘问如何在生命中不惊、不怖、不畏。例如现在他坐飞机，一碰到乱流便心慌着急，更不要谈对生命彻底了悟。拾方艺廊编采队伍早前往台湾，首站跟蒋勋老师见面。感谢他分享拥抱生命大美的要诀，为我们揭开深度采访之旅的序幕。原来修行到了最后不是空谈理论，而是回到生活。这，是美学大师的修行功课，也是微尘众肉身要真实面对的最根本问题。

【社会越动荡 越要做功课】

外在环境总会让我们恐惧、害怕。没有人晓得下一刻会否发生地震、战争、飢荒。可以猜想，二千五百年前，惊、怖、畏已是常态，否则佛陀不会宣讲《金刚经》。有情众生担忧的是甚么呢？生老病死──身体哪一天决定要死亡的话，我们没法控制。蒋勋父亲离世时，他觉得惊慌；母亲往生时，则感到痛苦。这些情绪反应，让他意会到内在状态很脆弱，修行仍有不足之处。所以他每天坚持读四十五分钟《金刚经》。有人问他，既然已经烂熟于胸，为何还要如此。他说，会背、会唸，跟做不做到，是两码子事。「佛经说『信受奉行』，你相信、感受、尊奉，最后在生活里实践。修行路很漫长，各有快慢迟早；如果身边偶尔有朋友不进反退，感觉好像他堕落了，也不应该嘲笑，毕竟要怎样的因缘具足才能让人在修行路上走得更稳，我们都无法判断。应该多点鼓励，互相彼此扶持。」

越动荡的社会，越是做功课的好时机。

人生太顺利，一生没多大波折磨的人，难得道果。蒋勋非常欣赏刚去世的作家杨绛，从她的《干校六记》、《洗澡》、《将饮茶》等作品，读到诸般关于文革时期的描述。说实话他连想象也不敢，「一个被污辱到那种程度的女人，换了是我，被剃光头发，每天给拖出去批斗，能不愤怒吗？」近年杨绛的书给他无比力量。即使承受谩骂、遭折磨 ，她仍然保持安定。他联想到《金刚经》中佛陀忆往昔为忍辱仙人时，歌利王割截其身体──「我于尔时， 无我相、无人相、 无众生相、 无寿者相。 何以故？我于往昔节节支解时，若有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应生瞋恨。」身体一段段被切开，却了无瞋心，坦然承受，在蒋勋看来，是了不起的功课。「任何打算在修行路上前进的朋友，不能对社会抱有怨恨；而是面对动荡的大环境，仍能抚心自问：我的功课做得够不够好？」

佛陀在菩提树悟道，到鹿野苑初转法轮。蒋勋一直觉得那是个美丽的地方。首次去印度时，他给吓到了。无数人在瓦拉纳西（Varanasi，古时鹿野苑所在之处）的恒河河畔进行火葬仪式，他坐在船上，到处是人和猫狗的尸体。佛陀当时正正在这种环境下传法，相较之下现在有漂亮的课室，设备充足。「我敢不敢在殡仪馆上课、在医院的临终关怀病房上课？敢不敢到人性最败坏的地方去？佛陀给我最大的鼓励，是我的修行能更靠近他所做的。」

【修行是你一无所得】

年轻的蒋勋，会到寺庙闭关，他觉得这样和出家人一起，很了不起。今天回望，那只是自以为成功，是虚妄的。「一下山我便动心了。」修行不应和生活割裂，是他反覆强调并坚信的。两年前台北捷运的随机杀人事件，四死二十四伤，震惊世界。民众愤恨难平，四月底法院判凶手郑捷死刑，五月执行。蒋勋说，念《金刚经》念得最慎重的，是郑捷枪决当天。听到消息后，他顿然觉得有很多东西放不下，然后为他念了一遍。「大家相信枪决能解决问题，其实并没有。我们没有能力根治人性深处最跟自己过不去的部分。只看到逝者痛苦，却不知行凶者在受甚么苦，也许他忍受的苦更大。我很同情死伤者家属，但最后还是要回归到，『如我昔为歌利王割截身体』，这是修行的核心价值。」他中学时是虔诚的天主教徒，也喜欢读《圣经》，到现在亲近佛经，慢慢了悟到即使没有神在面前，还是要修行。「『如来在燃灯佛所，于法实无所得。』佛陀过去生跟从燃灯佛，形容自己是一无所得，仍然得到授记。这很了不起，试想像你在大学努力唸书，然后跟教授说，其实甚么也没学到，就这样去拿毕业证书。」「如是灭度无量无数无边众生，实无众生得灭度者」，少年蒋勋读不懂，因为那时还未谦虚到能够帮助任何一个人的忙。《金刚经》在他眼中，彻底得近乎不可思议。若以为有所收获，反倒成了自大。他分析「佛」这个字作为Buddha （觉者）的翻译，那代表着人的否定。修行时我们暂时是人身，可一旦到达涅槃，一切都得消失。

蒋勋认为，很多人虽然读《金刚经》，但执着跟放下的微妙界线，很难拿捏得准。「『应无所住，而生其心』本身就是矛盾的－－不要执着，却又随时身处爱恨当中。这部经典的伟大处，在于它太了解人生本身流动的状态，要求我们不断修正、思考自己。修行是永远对自己的超越。」《金刚经》有一段四果离相的对话，朋友常对他说，须陀洹、斯陀含、阿那含及阿罗汉四种果位很难理解。「那是一段永无止境的路。」他提到存在主义受佛教的影响，强调个人迈向超越，如同菩萨一样，从初果、二果，一直到菩萨，最后成佛。若以为得到甚么东西，达到甚么地位，其实那刻你已经死亡了，再也没法往前走。「一旦得意于某种事物，很快便会失去意义。『烦恼即菩提』，智慧是要在烦恼中寻找的。倘若我今天没有爱恨，甚么也感觉不到，也自然没有修行的意义。」

【在烦恼泥浆里找佛法】

世间无常，天灾无情。不久前远方发生大地震，蒋勋看见灾民脸上痛苦的神情，不由得想起《维摩诘经》有云，「烦恼泥中，乃有众生起佛法耳。」众生要陷入泥浆里才会渴求佛法。德国作家赫曼．赫塞（Hermann Hesse）撰写的《流浪者之歌》（Siddhartha），主人翁悉达多，其实就是暗喻佛陀。小说里有赌场、妓院，悉达多更曾退失道心，沉迷女色，聚妻生子。「东方人不敢这样写佛陀。作品当时很震撼，影响非常大。佛陀不通过逃避人生来修行。我们则太容易便逃避了，找个山头，闭关七天、十天，然后自我感觉良好。」

可是一出门，随时会有像「小灯泡」那样可爱的小女孩，头颅无故被砍断。蒋勋着我们反躬自问，面对这种世界，应该如何修行？「日本人的地藏信仰比观音信仰还要深，因为地藏菩萨发愿地狱不空誓不成佛。这话很美学。可是看看我们，先不谈发愿，连到医院、监狱修行都不敢。那个距离还很远。」莫可名状的诡事、层出不穷的杀人事件；伤痛和悲愤与民众伴行。台湾过去两年的发展让蒋勋颇感不安，一次又一次见证人类内心深处最受苦的部分被诱发出来。「如果单纯因仇恨而杀人，还是容易防范的。」但找不到原因的、随机发生的悲剧，彷彿越来越根深蒂固于人性中，我们又何从理解？

【我们不能避而不谈死亡】

生死之事，华人讳莫如深。民族文化间的差异，似乎是显而易见的答案。印度之所以为蒋勋带来震撼，因为死亡是如此赤裸暴露在人前。起初他碰到街上有狗在啃尸体，很不自在，忍受不了，还问警察能否处理一下状况。警察伸出手，说有三百卢比便可，死亡顿然变得绝顶荒谬。「儒家有『未知生，焉知死』的典故，小孩子过年前一两个月不许说跟「死」同音的字⋯⋯印度则把死亡视作悟道过程的必经开端。」他在西藏目睹天葬，天葬师把亡者的肉切下来，骨头用鎚头砸碎，让老鹰带到天上。那一刻他大概就要掉眼泪。「我们过份回避谈论死亡，以致当它到临时，往往已是手足无措，甚至表现得虚假。台湾有这样的现象──亲人出殡，大家会哭会唱，哭不了唱不了的，便花钱请人来唱。这已变成表演艺术了，唱得好的跟唱得不好的，价码会有分别。 」

蒋勋在法国留学，受沙特（Jean-Paul Sartre）的存在主义影响。他有一短篇小说叫《墙》（Le mur），主角因为不肯供出同伴的下落，被判死刑。和他一起的囚友，面对质问及逼供。死亡如此接近，他终于吓得尿裤子。「人打从一出生便开始靠近死亡，可是我们总觉得这事跟自己的无关。苦、集、灭、道四圣谛，协助我们从了解死亡开始，那是一生必须的功课。」父亲逝世，蒋勋首次经历死亡，六兄弟姊妹，惊慌惶恐，不知如何处理；后来母亲往生，因为之前有所历练，心理准备多了，可是依然会伤心痛苦；2001患上心肌梗塞，生死悬于一线，最后还是活过来。「双亲给我的功课已经完成了，接下来的一定是跟自己的身体告别这回事。我不晓得和它相处七十年后，将来会尿着裤子，还是很优雅地告别。」

【池上的温暖 肉身的触感】

大自然怀抱中的乡村，同时也是人文育成的基地。2014年底，台湾好基金会邀请蒋勋到台东县池上乡担任「池上艺术村」的总顾问及首位驻村艺术家。一年半过去，他创作了二十九件作品。碧绿的林木草苗，粉艷的野际炎阳，一大抹金黄欲滴的油菜花海，收摄无尽自由的乡土风光。《池上日记》及 《池上印象》新书系列，纪录了他师从大自然的心灵感动。

蒋勋说，池上的人口大概六千到八千多人，因为没有高中，十五岁以上的学生都会离开池上，人口是一直减少的。初到池上，他来到一所旧教师宿舍，跟童年的家很像，勾起儿时珍贵的回忆，于是二话不说搬进去，准备画画。第一晚他工作到晚上八、九点左右，肚子饿了，打算上街用餐，怎料一家店都没有开。居民问他，怎样这个时候才来，餐厅七点都已经关门了！他体验到农村跟都市截然不同的生活模式，池上乡民的人生跟太阳连系在一起，原来小时候在书上读到的「日出而作，日入面息」是如此真实不虚。「过去农业社会很重视二十四节气，可是如今生活在大都市的人根本不知道是甚么一回事，不再理会春分、秋分的分别是甚么。我曾到埃及阿斯旺（Aswan），纪念拉美西斯二世（Ramesses II）的阿布辛贝神殿（Abu Simbel）有一道长廊，每逢春分跟秋分这两天，阳光会精准投射在法老王的像上。古埃及人很清楚太阳在黄道上的移动变化，了解大自然与人之间的秩序。」

池上农民大概在立春后开始插秧。那段日子多数会下雨，泥土湿润，是最佳时机。农民会互相帮忙，合作把事情办好。蒋勋深受这种守望相助的精神感动，没有人是自私的。到秋天时大家要抢着收割，因为时间同样紧凑，慢一点的，稻作便会腐烂。「这种土地伦理关系，在台北已经殆尽，大家认为只要自己活着，便已足够。」他回忆童年时 ，家门都不用关，跑来跑去，安全得很；可惜现在，一有人靠近身边便害怕，因为不晓得他会否是另一个郑捷。大众活在恐慌当中，要到处防备。「在池上生活自有一套规则，我要尊重那里的自然秩序。」后来当他清晨起床，常常发现宿舍门外放了一大堆丝瓜青菜。追问邻舍，大家都不知道是谁放的。没多久便有人「骂」他这台北人真奇怪，家里种多了瓜菜，很自然会分给邻居，他只管享用就是了，还要寻根问底？

「不论台北也好，香港也好，我们已没有在土地劳动后分享成果的习惯了。更痛苦一点说，连亲人之间也不再如此。像早前有少年竟然为了六万新台币，将母亲割喉杀害，人与人的温情、伦理，一下子丧失了。」蒋勋还记得二十五岁去巴黎留学前，所有饭菜是母亲煮的，家中六个小孩的衣服是她做的，连被也是她亲自绣的。到了他差不多五十岁，已经成为东海大学的系主任，有一次母亲来探他，竟然在学生面前直呼他的小名「弟弟」，还说：「你趟下来，我帮你挖耳朵。」「耳朵是很敏感的部位，不能随便让人家碰。儿时我很享受让她挖，还很快便睡着。那一刻我真觉得她有点离谱，但像她这样在乡土生活惯的人，反而奇怪，儿子你干嘛要端架子？人就不能用最温暖的方式接触吗？」后来那批见证他母亲挖耳朵的学生，跟他关系好得不得了，「他们都笑翻了，老师的形象完全被颠覆。」

蒋勋相信这是民间智慧的体现。他在关于身体美学的著作中，常谈到拥抱这个概念。在儒家文化的氛围下，touch （身体的接触）是不大可能的动作，可是明明五感又得依靠触觉方可达到彰显亲密感情的高度。「台语有时会叫太太做『牵手』（khan1-tshiu2），因为互相touch 的才可以做亲人。」母亲去世时，他特别痛苦，因为跟她的touch 很多；而父亲是严肃的人，他们较少身体接触。「在华人社会，孩子多亲近母亲。这种touch 不是讲求逻辑的。」

「拥抱」这个词语，蒋勋赞不绝口──那是手的包容。政客最爱谈包容、求同存异、放弃对立，他觉得这些都是假的：一个人把对方抱在怀里，不讲一句大道理，那才是真包容。我们能否在别人最无力、最需要安慰的时候，把体温分享给他？「其实并不是大家现在不touch，只是关系换了跟手机发生。」在池上那段日子，他看到乡民互相拍来拍去、打来打去。那种数量丰富的touch，教他领悟到，也许现代人要修的不止是知识理论、思维能力，而是学会从身体行为中找回人际关系最本质的东西。儒家太强调思维和理性了，古印度早在佛陀之前已探讨感官系统的巨大力量，西方哲人也是如此。「佛教是最现代的哲学，它并不只是教导我们要跪在寺庙里五体投地。」这是一个不可思议的时代，因果纠结丝连，无由分判。诚如蒋勋所言，如何坐在像郑捷这样心灵痛苦的人身旁念《金刚经》， 才是我们最逼切要思考的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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