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海麟

传说中的大禹带领人们终于制服了泛滥横流的滔天洪水，由此进入一个新的时代，我们称之为夏朝，并开启了王权世袭的传承模式，东亚地区从此进入王朝时代。

不过，这距离真正的大一统还早着呢，那得在将近2000年以后才会发生。

此时的国家、王权等概念与我们现在熟悉的国家概念与集权模式是有本质区别的，所以，在追述这些历史的时候，我们会使用相同的词汇，但应该注意到，这些名词的内涵与外延很可能与我们惯常的认知并不是一回事。

洪水退去，江河入道，百川归于大海，天下归于安宁，放眼世界，万国林立。

有天下万国，但并非是一盘散沙，此前的尧舜两代，甚至有可能更早些时候，住在同一片大陆上的人们已经知晓彼此的存在，并有着持续的往来交流或迁徒流动，这可以从诸多考古遗迹所出土的数千年以来那些陶器、玉器、青铜器等大量文物得到证明。

大禹继承或者夺取了王位，这在不同文献里有截然相反的记载，实际上，连这个大禹是否真有其人都仍然还是悬而未决的问题，不过没关系，作为已经逝去的某个时代的代名词，有迹象表明，由他冠名的五服制似乎真的是对东亚这片土地实地丈量的结果。

如果大禹有办公室，那在他身后的墙上一定会张贴一幅地图，从这里出发，由帝都向外，每五百里画个框，一共五层，纵横五千里，这就是夏后禹的疆域范围。

大禹的五服由内而外，分别称为甸服、侯服、绥服、要服、荒服，见载于《尚书·禹贡》（参见前文《大禹的世界有多大：五服》）。

到商朝的时候，延续了这种服事制度，总的分为内服和外服两部分，见载于《尚书·酒诰》，这个不细说，暂且略过。

再然后到周朝，仍然继承了这种制度安排，所不同的是，体量得到了极大的扩充，从五服变成了九服。

一

《周礼》是中国礼制文化的原典，被列为儒家十三经之一，传说是周公所作（就是周公解梦那个周公，是周武王的弟弟），具体作者及成书年代存疑。其内容涉及政治、经济、礼法等方方面面，诸如职官配置、祭祀丧葬、诸侯朝觐、车骑服饰等无所不包，丰富且系统化。

这本书里就记载了周朝的九服：

《周礼·夏官司马》有九服：职方氏掌天下之图，以掌天下之地……乃辨九服之邦国，方千里曰王畿，其外方五百曰侯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甸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男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采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卫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蛮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夷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镇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藩服。

九服的中间是王畿，这是周天子直辖的地盘，然后由内而外，也是五百里一层，一共有九层，分别是侯服、甸服、男服、采服、卫服、蛮服、夷服、镇服、藩服。

要注意的是，虽然名为九服，但中间还有一个王畿不在九服之中，所以，所谓九服实际上应该是十服。

显然，九服的边界已经从边长五千里的方框膨胀到了一万里，和大禹的五服比起来，九服的疆域面积增长了足足三倍，所谓小邦周，似乎一点也不小。

恰恰是因为太大了，这个九服不免让人起疑，怎么看都不像是真的。

确实如此，历代以来，九服制是否真实存在过，这个问题让人很挠头。

要么彻底否定，说是凭空想象，不过是些后世儒生托名伪造的纸面文章；

要么避实就虚，说所谓九服并不是实际的国土规划，而只是那个时代一种政治化的天下观，是意识形态的形象表达。

莫衷一是，聚讼无果，而我想说的是，《周礼》的记载文字简略而精确，并没有半点的含糊，不论彻底否定还是避实就虚，未免都有点以今度古，有如削足适履，既难以令人信服，也无法回避文献记载就在那里的尴尬，而且，五百里一万里，这又不是什么春秋笔法，如此确定的数据，难道真的只是捏造么？

那么，何不下点笨工夫，对照着地图来算算看呢。

二

夏朝的存在，至今仍然没有确凿的证据可以肯定，只能停留在满是神话传说的文学叙事和主要靠想象力的猜测之中。

这让我们很纠结，讲证据，确实不充分，无法建立完整的史学论述；讲感情，委实无法割舍，很难接受让夏朝沦为虚幻的传说和想象。

事实上，即便是周朝，前半段也只能算做半信史，武王伐纣的牧野之战究竟发生在哪一年，商纣王是自焚鹿台还是战死沙场，也是众说纷纭。

大禹的都城不知所踪，所谓二里头遗址属夏朝，陶寺遗址是尧都，也仍然是难以定论的猜测，但幸运的是，周朝的都城所在，是确定的。

周文王迁都丰京，周武王建立镐京，沣水东西两岸的西周两京就在西安境内，合名丰镐，史称宗周，是姬周家族的王兴之地。

随后武王东进，相中了伊水与洛水河畔这片地处中原的两河地区，由召公负责在这里营建洛邑，是为成周，在洛阳境内。

宗周与成周，西安与洛阳，周朝的东西两都都能在地图上定位。

这就好办了，我们来结合文献记载的数据和实际距离做个简单计算。

三

宗周向东到大海，以现在的海岸线为准，直线距离1065公里左右。

按九服的记载，王畿中心到最外层藩服的边界，有十层，每层五百里，共五千里。

五千里实际总长1065公里，1065km/5000=213米，即一里合213米，五百里合106.5公里。

按200步合一里计，213m/200=1.065米，即一步合1.065米。

再按五尺合一步计，1.065m/5=21.3厘米。

也就是说，我们按地图测距的实际距离反推，要与九服的记载相吻合，需要的尺度换算关系是一尺21.3厘米，五尺一步，一步1.065米，200步一里，一里213米。

问题的关键就在于，这样的换算关系成立吗？

坦白说，并不确定，而且一步1.065米显得偏小，与周以八尺为步的传统说法也不符。

不过，虽然是假设，但可以参照的是，河北平山县战国时期的中山国古墓出土的兆域图，是一个铜版地图，这个地图所使用的度量单位是步和尺，经测算，一尺22厘米，五尺为一步，其一步是1.1米，比较而言，我们计算的一尺21.3厘米并无不适，一步1.065米也不是完全不靠谱。

中山国兆域图

如果推论成立，那么，周朝的九服就不能说完全是纸面文章了。

四

对比大禹的五服和周朝的九服，五服的中间一层是甸服，而九服的中间是王畿，甸服也有，却是在第二层侯服以外的第三层。

五服没有单列王畿，也就是都城所在是包括在中间一层的甸服里，九服里的甸服却远离中心而且中间还隔着一个侯服，看起来其地位明显下降。

但是，从甸服所承担的义务来看，这样安排又不太对劲。

甸，从字形可知，与田有关，金文的甸字就是人在田边劳作的形象。

以上金文均出于西周时期

人在田边，是佃，没错，甸和佃，原本就是一个字。

毫无疑问，甸肯定与农耕有关。

大禹的五服能很好说明甸与农的关系，其甸服是五服之中唯一明确说要纳赋税的地区，而且五百里甸服按照远近不同所缴纳的粮食各有不同，“百里赋纳总，二百里纳铚，三百里纳秸服，四百里粟，五百里米。”

百里赋纳总，总是整棵植株，包括谷穗和茎叶；二百里纳铚，铚是谷穗，茎叶部分不用上缴；三百里纳秸服，秸是茎叶部分，服是劳役，就是负责把四百里的粟和五百里的米一起转运到京城。

正如清段玉裁《说文解字注》所说：“甸，王田也。”这是王室的粮仓啊。

这样一来，周朝九服里的甸服就很难理解了。王畿千里是帝都，按五服的思路，这个王畿就相当于甸服，但九服把王畿单列出来，另外还有一个甸服，按说应该在王畿外面吧，可偏偏却给安排到侯服以外，费解。

所以，有人主张这是《周礼》在传抄过程中出错了，应该把侯服和甸服颠倒过来；也有人主张要重新解释这个甸，此甸非彼甸。

还是我们前面说的，抄错也好，重新定义也好，也不是不可能，但文献记载就在那里，靠演绎发挥往回找补，总有些遗憾和尴尬。

那怎么调和这种矛盾呢？

基于文本，有一说一，还是来看地图。

从宗周两京向东350公里左右，是东都洛邑。

京畿千里，那么从中心到侯服就是五百里；然后侯服五百里，甸服五百里，也就是说，从京畿中心到甸服的外边界，是一千五百里。

前面我们算过，五百里合106.5公里，一千五百里就是319.5公里。

如图所示，东都洛邑与我们计算的甸服外围边界仅相距30公里。

考虑到误差，有可能距离再远点，但不可能超过每服五百里（106.5公里），即洛邑仍在甸服边上，而不会跑到男服外面去；也有可能距离再近点，则洛邑更靠近甸服或到了甸服之内。

九服圈套圈，中心是宗周，称为王畿。王畿千里，相当于大禹五服制中间的甸服，但不叫甸服而是单独命名。成周洛邑是东都，政治地位相当于王畿，再以这个王畿为虚拟中心，其旁边的那一服就应称为甸服，所以，侯服和甸服就颠倒过来了。

也许这就是侯服与甸服顺序颠倒的原因所在。

最后，周朝的九服从中心到海边计为五千里，总面积纵横各一万里，大禹的五服从中心到海边计为二千五百里，总面积纵横各五千里。五千和一万，这是两个显得完满的整数，为此就得使用不同度量衡，之所以要因地制宜的规定尺度，想来也就是为了让王权威仪显得更为体面吧。

你可能觉得牵强，那大禹的五服为什么不直接搞成纵横一万里呢？

大概这就是度量单位互相平衡的结果，积尺成步，积步成里，按今天的观念，尺、步、里这三个单位完全可以按需规定一个，但几千年前的尺和步，这两个单位都与人有直接关系，布手知尺，尺的大小可以浮动，但不能与手的一拃太过悬殊；人走路成步，步的大小可以浮动，但也不能与生活经验过于背离。

计算结果正是这样，五服五千里，九服一万里，虽然使用了不同度量衡，但各自的尺度大小都没有脱离实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