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从黄河来 ——《黄河之水—蜿蜒中的现代中国》读后所思

原创 | 书影君

提起黄河，作为一个中国人，你首先想到了什么？

中华民族文明发祥地？母亲河？黄河决堤导致泛滥洪灾？黄河大合唱？民族革命精神？炎黄子孙？

恐怕，我们很难用一个或几个特定的词语来概括黄河，它对于我们的印象与意义要远远复杂许多。

在《黄河之水—蜿蜒中的现代中国》（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姜智芹译）这本书中，作者戴维·艾伦·佩兹“以一个外国人的视角，考察了黄河从古至今的历史变迁，剖析了黄河的流经之地—华北平原上的水治理及其对于中国政治和经济稳定的重大作用”（译者语）。作者是亚利桑那大学东亚系中国历史学教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环境史主席，主要研究领域为环境史和中国以及东亚科技史，特别专注于华北平原水利治理的历史变迁。

说实话，这本书我读起来比较费劲。或许因为本书的风格太像一本学术专著，其中涉及地理学、水文学、地质学等专业领域内容较多，学术色彩过于浓厚；又或许是翻译风格的问题，书中即便是叙述历史人物和事件时，描写黄河在几千年治理、利用、决堤、断流的过程里，对于历代政权，以及流域范围内百姓苍生的影响时，也缺少文学色彩而较多中性学术语言，这冲淡了本书主题对于中国读者的感染效果。

这也有些令我失望，毕竟对历史学、社会学方面的兴趣，才是我当初买这本书的初衷。不过，通读全书，作者的一些观点，还是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黄土高原的记忆

我出生在临汾，这是一个西邻黄河，位于山西西南部的地级市，城市不大但历史很悠久。许多历史研究者如此描述临汾的历史：“它是华夏民族的重要发祥地之一和黄河文明的摇篮，著名的华夏第一都。”在西晋黄埔谧所著专述帝王世系的《帝王世纪》中，称“尧都平阳”，就是指临汾。

当然，对于故乡的印象，我脑海中最深刻的部分还是关于黄土的记忆。就是那种春天带来沙尘、雨季带来黄泥、乡村随处可见的黄土坡、黄土断崖处修建的窑洞以及耐旱力极强的沙棘、酸枣等影像共同构筑的记忆。故乡的黄土如此令人印象深刻，正如本书中所引用美国地理学家乔治·克雷西在游历过黄土高原后的描述：“（黄土）就像用一个巨大的筛子筛过一样，漫撒在茫茫大地上。这种物质是非常细小的颗粒，呈黄褐色，非常纤细，以致你在指尖研磨时都注意不到它滑落进你皮肤的毛孔。”

作为将遥远的西部荒漠和天尽头的东部海岸连接起来的大动脉，黄河几百万年来一直将上游的地表土冲刷到下游，为华北平原农业区的稳定发展奠定了生态基础。

对于这种黄土的来源，佩兹教授倾向于认为是在干旱的更新世时期，从戈壁、阿拉善和鄂尔多斯沙漠吹过来的。

“治水”与“治国”的关系

大禹治水的传说在我们小学课本中就有，历史主流观点在宣扬大禹治理泛滥洪灾的伟大事迹时，背后隐含着如下含义：“洪水代表过去统治者的昏庸暴虐所造成的政治和社会的混乱，而以新统治者的成功治理而终。”

毕竟，黄河泛滥造成家园被毁，庄稼绝收，百姓纷纷逃难，从而导致流民产生。这种人口的非正常迁移，加之其他政治、外交上的困境，便有可能由天灾导致人祸，进而严重威胁当朝政权的稳定。比如从1585年到1644年明朝灭亡，中国人口减少了40%，部分原因是明朝政治腐败、经济崩溃、农民起义、满族入侵等，但另一个重要原因，就是黄河流域干旱和洪涝以及随之而来的饥荒和疾病。

所以历朝统治者都将治理水患、利用河流灌溉农田造福百姓，作为其政权合法存在的基础之一。正如作者在书中写到：“在整个中国历史中，一系列治水过程体现着神话传说的巨大力量，这种力量经过演绎和重新诠释，证明着政权的合法性。早期中国不同朝代实施的大型水利工程主要服务于创建和维护中央政府的权威。”

“治水”从某种意义上说就象征着“治国”。

黄河，既哺育沿岸百姓，也时常给百姓带来灾祸，这种人与河的不确定关系，既有自然气候环境带来的影响，也有军事、政治等有关人的因素。

比如1938年国民党为了阻止侵华日军西进，蒋介石“以水代兵”，下令炸毁了河南郑州市区北郊17公里处的黄河南岸堤坝—花园口。四分之三的黄河水咆哮南下，流入安徽和江苏的淮河，淮河的支流很快满溢，江苏北部大片地区成为泽国。此次人为造成的黄河决堤，造成下游百姓50万至100万人死亡，受灾人口达1200万。而修复决堤的工程，要在1945年抗日战争结束后才缓慢展开，期间还因为逐步加剧的国共内战而不断延缓。直到1947年3月，黄河决堤口才被堵住。在这近10年的时间里，河南、安徽和江苏等地大片土地和村庄被黄河泥沙淹没，造成著名的“黄泛区”，灾区赤地千里、荒无人烟，大批流民逃亡陕西，并间接导致了1942年河南大饥荒。

这种利用黄河的巨大破坏力来达到政权自身目的，暴露了人类的自私贪婪以及对于大自然缺少敬畏的本质。

所以我觉得，中国历代当政者在与黄河的相处过程中，始终处于一种矛盾心态当中，一方面考虑百姓福祉、政权稳定要依赖黄河的治理与开发，一方面出于军事、政治的目的，有意无意地又在做着破坏自然规律的自毁之举。这一点是导致历史悲剧一次次重演的重要原因。

国家认同意识的兴起

很多中国现代历史书中，都将华北地区描述为中华文明的发源地，而黄河是中华文明的母亲河。中国文化和中华文明从华北平原起源，然后从空间和时间上向外扩散影响。

在《尚书》中专门以大禹治水为背景的一篇《禹贡》中，全文一共1193字，分为“九州”、“导山”、“导水”、“五服”四个部分。 

其中“五服”那部分说的啥呢？主要意思是大禹下令在国力所及范围内，以京都为中心，由近及远，以500里为单位依次划分为“甸服”、“候服”、“绥服”、“要服”、“荒服”五个层次。分别代表皇帝的地盘、诸侯领地、天子文化影响到的地区、结盟的外族地区以及蛮荒之地，由此而确定出皇权的势利范围及远近亲疏。

你看，从这“五服”的划分，东临大海、西至沙漠，从北方到南方，统统都是天子的势力范围，这反映了中国历代统治者大一统的思想，即天下均应围绕皇帝而运作。虽然现代地理知识早就告诉我们，中国既不是四海之中心，离我们最远处也不是未开化的蛮荒之地。但这种思想还是一直延续并影响到现在，即中华文明的发展，也是一种涟漪般由中心向四周传播并影响的过程。

这种中国文化中心的思想，在中国近代遭受外敌入侵、内乱频繁的时期，便很有用了。

1931年日本侵占东北，国家存亡危机时刻，国家领导者需要塑造一个明确、具体的国家统一意识，而这种意识在历朝历代封建王朝百姓心目中是没有的。封建王朝奉行的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所有权观念，即天下都是皇帝家的，和百姓没有丝毫关系。所以在中国历史上才会在屡次有外族入侵时，百姓漠不关心国家存亡的现象。

这一点在推翻封建王朝后、尤其是日本全面侵华开始，便发生了改变。“当政治家和爱国知识分子通过强化黄河与中华文明的联系而着力构建一种国家认同意识时，当中国共产党在延安的革命实践形成了以黄河流域为中心的革命的北方，并将中华民族、农民大众和革命的价值观镌刻在了黄河流域和华北平原上时”，当全国上下一致抵抗外敌入侵时，“中国”、“中华民族”做为整体国家概念，才在每一个中国人的心目中逐渐清晰明确起来。

尽管佩兹教授在书中的观点提到，最近的考古发掘支持了中国早期文明多地起源（包括中国的南部和西南部）、共同构成中国文化的理论。但我的理解是，无论华夏文明发源于何处，不可否认的是，华北平原与黄河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中，已经承载了众多且厚重的符号意义。正如书中所写：“史前时代，华北平原沼泽纵横，正是大禹治理黄河疏通入海，才创建了中华文明兴起的生态条件。20世纪，华北平原的环境地貌成为帝国主义掠夺中国的符号、成为长期封建社会及其政治模式的符号。新中国成立后，又成为中华民族生生不息、顽强生命的象征符号。”

黄河，它已经穿越历史与时空，浸染在了每一个中国人的皮肤之上、流淌在了每一个中国人的血液当中。它带给我们的生命与苦难，都在每一个中国人心中书写着一个永不可改变的事实：

我从黄河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