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史百家杂钞》之孟子《离娄之明章》

孟子《离娄之明章》

       这章孟子讲的是规则，讲的是法度。要求为君者要遵守尧舜之道，为臣者要以君王定的法度做为行事准则。

       看上去，孟子也要求君王走法制的道路，但是要用先王之道做为治国的法度。孟子用规矩、六律来引出，事情要做好，就必须要遵守一定的规则。国家要治理好要用先王之道，施行仁政，否则国家就会很危险。

        可是，孟子一直在用先王尧舜来为例子。尧舜是上古时的君王，离孟子的时代有上千年。能证实尧舜之治的只有神话传说和《诗经》、《易经》、《礼》的等极少的文字记载。可这些极少的文献也被孔子进行了编辑修改，单就《诗经》的内容都被孔子削掉了大半，留下的都是孔子认可的。那孔子不认可的说的都是什么故事呢？最近的圣王周公时代到孔子时都已经过了几百年，从几百年前的周文王时的国家管理形式到了春秋时期已经有了很大的变化。为什么有那么多的变化，是不是孔子不喜欢那样的变化所以写了《春秋》，所以周朝到战国时代的这个变化是孔子不喜欢的吗？所以要追回过去的先王之道要今天的君王学习？

       孔子尊敬的周公，是尧舜之后的圣王。这三个之间的传承都隔有上百年，那这三代圣王之间为什么会失去了仁政？这个问题孟子没有回答，只是一味要求君王施仁政，以德治国。但孟子在这章里也点出了国家动乱的根源，是没有遵守先王的法度。是看到了治国需要制度，可他需要的制度还是先王之道，施仁政，讲道德。 没有为现在的君王们给出适合他们现在需要的制度来。

        在战国时代，君王以法制来治理国家的都走上了强大之路，有管仲的齐国，有商鞅的秦国。这些国家的强大都是按自己的需要制定了相应的法度，并不是儒家倡导的先王之道，仁政之道。每一代的君王都是一个活生生的人，是人就有自己的个性，有自己的好恶，所以用一个笼统的先王之道来要求他施仁政这是有难度的，他们也会像孔子一样，遇到自己不喜欢的就砍掉。无论什么样的先王这道，只要是人治，那制度走样就是大概率事件。最典型的例子就是要传万世的秦朝，只传二世而亡。

        孟子在《神农之言章》中说过许子不应该用是否参与农耕一个标准来评判君王是否贤明。可在这一章里，孟子也要求君主遵循先王之道，为臣的也要以先王之道事君。可依然是以一个标准要求的有的君王，尧舜之时的国家和现在的国家有许多不同，尧舜时的臣民和现在的臣民也有了许多不同，但还要求以尧舜之时的法度来管理现在的臣民，不是和许子犯了一样的错误。

       儒家只讲君，看到的都是要求君如何如何，不像道家，更关注小民。儒家认为君王做好了就会惠及百姓，百姓过不好日子了只能受着，等待君王贤明，或是出来一个大贤臣，救民于水火之中。更有甚着，武王伐纣是有道伐无道，也会被说成是以下犯上。只讲仁义，讲道德，讲君子，就是不关注小民的死活。从孔子子开始到孟子，都是为统治者服务。孟子的思想或许有了民这重的转变，但还是以此来倒推君主贤明。一直在加强君主的统治，把权力集中在君主手中，通过改变君主要实现社会大治。一切希望都集中在君王身上。 仁义与道德，是做人的最高标准，可这个标准的具体条框不能对应到所有人身上，人与人是不同的，人是不完美的，所以一套标准框死所有人是不合适的。还有一个疑问，尧舜之治到底流传下来了什么具体的条文，如果仅是一些传说那这先王之治就根本不可信。还有那所谓的周公之治，他只是做到了个人道德的高标准执行，并没有能周朝带来多少可以流传百世的制度，做为个人，周公的功绩或许是可以称赞的，但做为管理者，他为后来者并没有留下可以稳定传承的好制度。所以在西周到东周的几百年里，世间越来越乱，而做为周天子却日渐无能。这样的先王之道到底是怎样的一样道？我们都认为，民族的就是世界的，可以流转百世的才是好东西，从尧舜到周公有几百年的时间，世间乱了，从周公到春秋几百年时间，世间又乱了，一千二百年时间里，有多少代君王，可只出了三位圣王，其它的都没有施先王之道，这说明了什么？人性战胜了先王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