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摘】福山 |《信任》一盘散沙
《信任—社会道德与繁荣的创造》
弗朗西斯·福山 著
李婉容 译
远方出版社；1998-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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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语堂曾经比喻日本社会好像一块坚硬的花冈岩，而传统的中国人社会则像是一盘散沙，每一粒沙子代表一个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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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低信任度社会与家庭价值的悖论
一盘散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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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麻塞诸塞州的罗威尔（Lowell）有家小型家族企业成立了，名字叫做王氏实验室（Wang Laboratories,又称王安电脑公司）,专门制造电脑设备，一九八四年的营业额达到二十二亿八千万美元，一度还雇用高达两万四千八百名员工，成为波士顿地区员工人数最多的企业。王氏实验室是在一九五一年由王安创立。王安生于上海，二十五岁时移民到美国。一九五○年代末期，王氏实验室的股票公开上市，当时被视为美国下一代最有前途的高科技企业之一。然而到了一九八年代中期王安准备功成身退时，他坚持由自己在美国出生的儿子王福瑞（Fred Wang,音译）接管整个事业。王福瑞连跳几级，公司好几位表现有目共睹的资深主管都沦为他的下属，其中之一是公司大部分员工早就看好的王安接棒人康宁汉（JohnCunningham）,这么明显的亲族偏袒使得王氏实验室的许多美国主管不以为然，他们在王福瑞调升之后不久便纷纷求去。
接下来王氏实验室的表现就像溜滑梯一样迅速下跌，即使在变动快速的电脑产业里，其衰落幅度之大仍然令人惊异。王福瑞接管公司之后，王氏实验室首度呈现亏损，市场资金在短短四年之内撤走百分之九十，一九九二年该公司提出破产申请，这时候王安终于承认儿子未与他商量就仓促行事，因此被迫将王福瑞革职。究竟这个许多美国人耳熟能详的中文品牌能否撑到下个世纪，眼前看来还是未定之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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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氏实验室的故事虽然离中国本土十万八千里远，但却透露出华人企业的真实面貌：尽管过去二十年来世界各地华人工商业突飞猛进，也有许多华人公司表现高科技的现代化样貌，可是华人事业根本上还是以家族联结为基础。华人家庭提供的社会资本可以开创新的事业，但是同时却也对这些事业形成严重的结构性限制，许多例子都显示这些企业由于先天上的限制，而无法演进成持久经营的大规模机构。
王氏实验室的衰败还呈现中国文化的其他层面；有些观察家指出，王福瑞接管公司之后所冒出来的问题，事实上是他父亲的管理风格所造成的结果。王安在交棒给儿子以后，仍旧稳坐最高执行长（CEO）的位置，行事风格相当独裁，同时他也不愿授权给下属。一九七二年王氏实验室的员工已经超过两千人，但是直接向王安报告的部属人数竟达到一百三十六人。王安本身是个精力充沛的人，而他的能力也足以让这个典型的华人式辐辏管理（hub-and-spoke）制度运作得宜，就某方面而言，这种管理方式还能增加公司上下的团队精神。然而这样的管理风格非常难以制度化，当老王安退休以后，更加速了公司的衰败。在整个华人世界里，这类管理实务一再搬上台面，华人家庭的渊源根深柢固，极难动摇。
华人是这个地球上最大的种族、语言和文化集团，分布的地区无远弗届，而他们的生活状态则相当分歧，从依然实施共产主义的中国大陆，到东南亚的华侨社区，以及工业化民主国家如美国、加拿大、英国，都是他们的活动范围。
虽然政治环境差异极大，但是华人经济文化却具有相当高的同质性，最明显的例子是台湾、香港和新加坡，这些地区的华人都属于民族上的多数派，而国家也没有像中国大陆一样，强迫民间沿着某条意识形态路线去发展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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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即使在华人为少数民族的国家里，例如马来西亚、泰国、印尼和菲律宾，这样的文化也明显可见；甚至在中国大陆，自从一九七○年代末期邓小平推动经济改革以来，开放的民间经济欣欣向荣，与其他地区雷同的华人经济文化也在此出现了。另外,如同王氏实验室的例子所显示的，华裔美国人尽管比东南亚华侨更能认同宗主国的主流文化，然而表现出来的经济组织文化仍然和其他华人社会大同小异。由此可知，只要所在地政府容许当地华人社区自由组织他们的事业，最后他们的经济行为总是会呈现类似的模式，意味着此种现象就某种层面来说，是中华文化自然的发展结果。
对于台湾、香港、新加坡这些华人社会的工业结构，我们首先注意到的一件事，是他们的企业规模都很小。以西方国家、日本、韩国来说，经济发展多半经由企业自身经济规模的迅速扩充而达成，而不是透过企业数目的增加而达成，但是华人文化所表现出来的恰恰相反；以台湾为例，一九七一年时共计有44054家制造业公司，其中百分之六十八属于小企业，23%则是雇用约五十名员工的中型企业；从一九六六年到一九七六年间，中小企业家数成长了150%,如果以各公司的员工人数作为企业规模的标准，那么这段期间内企业规模的成长率只有29%。反观韩国的情况刚好相反，该国的发展途径与日本或美国比较相似，在上述的同一段期间内，韩国的制造业公司家数只成长了10%,但平均各公司的员工人数则增加了176%。虽然台湾也有一些大规模的民营企业，但是和韩国的大型民营公司相比，可说是小巫见大巫。这样的差异显然不能以发展阶段来作解释，因为韩国的经济表现通常稍微落后台湾。一九八三年时，台湾最大的民营公司是台塑企业，营业额十六亿美元，员工人数是31211人，和韩国的现代集团与三星集团相较，同一时间的营业额分别是八十亿和五十九亿，而员工人数则分别是137000人和97384人；一九七六年，台湾企业的平均规模只有韩国企业的一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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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要讨论小型企业，香港的情况更是突出。长久以来，人们讨论到高度竞争的市场和极小型企业时，总是以香港为模范；事实上，香港公司的平均规模还在下降，一九四七年时，香港的961家公司一共雇用了47356名员工，平均每家公司雇用49.3人，到了一九八四年，总数48992家公司雇用了904709名员工，每家公司的平均员工只剩下18.4人。即使是一九八○年代中国大陆开放广东省给香港工商界投资以来，香港特别规划九龙的观塘一带作为工业区，鼓励设置大规模企业，但是仍然有72%在该地设厂的公司，是雇用五十人以下的小企业，只有7%的公司雇用两百位员工以上。香港企业规模缩小，有一部分原因正是中国的开放政策，因为许多大规模制造业都移往中国大陆，以利用当地廉价的工资；反之，来自中国大陆的资金则源源流入香港，用来在香港建立数家大公司。来自其他海外华人社区的数据也呈现类似的模式，例如在菲律宾，华人企业的资产只有当地非华人公司的三分之一。根据一九九○年《财星》杂志（Fortune）的调查，太平洋边缘地区规模最大的公司里，只有一家是华人所拥有的——台湾的国营事业中国石油公司。
台湾工业除了企业规模小以外，还有另一个独特之处：大部分制造业都位在大型都会区以外，迟至一九六年代中期，台湾半数以上的制造业劳动人口都在七大都市、九大城镇范围之外就业，而有相当多的制造业是由兼差的农人所经营的农村式产业，这种现象在中国大陆放弃集体经济之后也出现了。这类工厂的资金几乎全部来自于家庭储蓄，同时家庭成员也就是工厂员工，他们多数生产技术层次低的塑胶零件或纸制品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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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一直都拥有好几家大型的国营企业，尤其是石化、造船、制铝等领域，以及最近的半导体和航天工业，这些企业中有些源自于日据时代，于台湾光复之后被国民政府接管。学者恩丝丹曾指出，国营事业对台湾经济发展的多方贡献经常被忽略，这些公司对台湾工业化初期确实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可是这些大型的国营企业却也是岛内经济中最死气沉沉的一部分，随着时间的脚步向前迈进，他们所占台湾国内产值的比例也节节下滑。许多赤字连年的国营企业如今照常由国家经营，理由是为了国家安全，另一些则是因为这些社会无法自行开创大规模企业，只有借由国家的力量才能达成。台湾自从一九五○年代以来所表现的耀眼成长，其实主要是靠小企业堆积起来的成绩。
和所有亚洲国家一样，华人社会在个别组织之上也拥有其他层次的经济组织，可以统称为“网络组织（network organizations）。最大型、最有名的网络组织莫过于日本的企业集团（即二次世界大战前名声响亮的财阀）,例如住友集团和三菱集团，这是公司之间发展出来的联盟，通常以一家银行为中心，这家银行持有每一家联盟公司的股份，彼此往来时交易条件也比较优惠。至于韩国版的网络组织则以三星集团、现代集团最为有名，这类网络组织的经济规模足可媲美西方公司，不过在组织上比较松散，比美国结构相仿的垂直整合公司享有更高的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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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也有网络组织，不过在性质上非常不同。首先台湾的网络组织比日本或韩国集团的规模小很多：日本最大的六个企业集团平均每家拥有三十一个关系企业，韩国的财阀则有十一个，至于台湾的事业集团则平均只拥有七个关系企业。此外，台湾企业集团之下每一个关系企业的规模也比较小，他们在整体经济里所扮演的角色低微得多，反观日本和韩国的网络组织里，充斥规模最大、对该国经济最重要的大企业，相形之下台湾的企业集团显得相当弱小：台湾的五百大企业里，只有40%属于企业集团。还有，台湾企业集团也不像日本集团一样，以任何银行或其他金融机构为中心；大部分台湾企业都和好几家不同的银行往来，而这些银行通常都是国营银行。台湾企业网络组织还有一点不同之处，他们辖下成员之间的联属关系多半都以家族为基础，这一方面和韩国的财阀有点类似，而日本则不然，通常是由公开上市公司彼此交叉控股来形成联盟关系。
华人社会的企业之所以规模都比较小，原因是几乎所有民营企业都是由家族拥有、家族经营的。虽然要得到精确的所有权统计数字很困难，但是证据显示构成香港、台湾、新加坡经济主体的小型企业里，绝大部分的所有权都掌握在单一家族手里。至于多年来在日本、美国一直是主流的大型科层化公司，不但股票公开上市，在经营方面也由专业人士来管理，在华人文化的社会里，这样的组织几乎不存在。
虽然如此，并不代表中国大陆、台湾、香港或新加坡没有大型企业或专业管理人。香港的包玉刚爵士所经营的万口船运公司规模一度是亚洲最大，在世界各地都有办公据点。另外声势惊人的李嘉诚王国也是以香港为基地，麾下集结众多出色的专业管理人。在台湾，十来个财产数十亿的家族控制了大规模企业，在香港也有为数相当的庞大家族企业。香港股票市场的资金有百分之五十四操在十个家族的手里，其中七个家族为华商，两个英国裔，另一个则混合了犹太与英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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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外表看来，这些大企业很像现代化公司，分公司遍布各地，例如旧金山、伦敦和纽约等，但是这些大企业仍旧由创业家族管理，通常他们分散在各地分支机构的负责人，都是台北或香港总公司企业创办人自己的兄弟或亲戚；这些公司高层的家族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速度远低于日本或美国的家族企业。李嘉诚的企业王国由他两个年岁较长的儿子接棒，这两个儿子都是从美国名校斯坦福（Stanford）大学毕业的，至于包玉刚的企业王国则大致由四个女婿经营，就在包玉刚过世之前，四个女婿将一整个王国搞得四分五裂。
这许多大企业虽然股票公开上市，但是家族控制的程度依然很严重，通常这些家族都不愿意让自己的持股低于百分之三十五到百分之四十，因为他们至少必须维持这么高比例的持份，才能够确保自己在事业经营上的影响力，此外，许多家族企业的公开上市股股东为银行或金融机构，而这些银行和金融机构通常也由同一个家族所控制。透过层层重叠的所有权，使得单一家族完全操控一家大公司的事实，变得模糊不清了。
家族企业并非华人社会所特有，几乎所有西方公司一开始也都是家族企业，只是后来才递嬗为公司结构。华人社会的工业化（以王氏实验室做例子）最令人感到惊讶的是，华人的家族企业在转型为专业管理制度时，似乎遭遇到极大的困难，问题是当企业本身想要制度化和永续经营时，这个步骤是不可或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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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的困难和华人的家族主义本质关系密切——华人有个强烈的倾向，只信赖和自己有关系的人，对家族以外的其他人则极不信任。学者芮定（Gordon Redding）对香港企业研究颇深，他指出香港企业：
“主要的特征是你对家人全然信任，对朋友和熟人则建立某种程度的相互依存感，为彼此互留余地，至于其他的人，你绝对不会假设他们对你存有什么好心。你有权期望陌生人表现礼节、遵从社会风俗，可是一超过这条界线，你就必须期待他们和你一样，主要维护的是自己家人的利益。对华人而言，彻底了解自己的心理动机，就是对别人的存心保持警戒，这在其他文化里就没有那么明显。”
对外人缺乏信任使得不相干的人想组成团体（包括企业体）困难重重，华人和日本人在群体倾向上是鲜明的对比，华人社会绝非群体导向，林语堂曾经比喻日本社会好像一块坚硬的花冈岩，而传统的中国人社会则像是一盘散沙，每一粒沙子代表一个家庭。正因为如此，有时候西方观察家会认为华人社会极为崇尚个人主义。
日本传统社会里有一个重要的角色叫做“总管”,是从家族外面延聘进来掌理家族事务的专业管理人，在传统的华人经济里却找不到相仿的角色。在华人社会里，再小的家族企业通常都需要用到家族以外的劳力，但是这些从外面请来的员工和东家的关系总是很疏离；这种一个家庭完全代理一个公司或事业的现象，在日本社会里完全不存在。华人社会里不属于企业雇主家族的员工都不喜欢替别人工作，也不愿意终身在同一家公司服务，宁愿机脱离东家，自己到外面创业。类似的企业管理研究并发现，华人主管和员工之间也保持较大的社会距离：在日本企业里，主管经常在下班以后和部属一起喝酒聊天，这样自发性质、平等往来的同事情谊在华人文化里极为少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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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式的公司活动是由公司出资，全办公室的员工从主管到作业员都来参加，大家离开东京或名古屋，一起到乡下的度假胜地休息几天，这种公司活动不论在华人社会或西方社会都很少见。换作在香港或台北，一般人都把休假或国定假日保留给家人，有时候则参加大家族的活动。华人社会里非雇主家族成员的企业主管不能持有公司的大量资产，他们通常也会抱怨老板心胸不够开阔；在公司里的升迁管道里，这些专业经理人升到一个阶段就再也上不去，因为企业主总是偏爱家族成员，希望由自己人来担任重要的职务。
换句话说，韦伯和其他学者认为会限制一个社会现代化的族阀主义（nepotism）,在华人社会近来表现杰出经济成长之后，却没有因而消失；事实上，家族色彩反而更加鲜明，因为家庭在华人文化里所扮演的角色比其他文化更具中枢性质，还有另外一个原因是华人的工作是环绕在家庭的基础上所建立起来的。许多现代化的华人大企业都千方百计把子女教育得很优秀，以克服企业家后代能力不足的问题，最常见的作法是把子女送到斯坦福、耶鲁、麻省理工学院去攻读商业或工程，另外一项作法则是把女儿嫁给具有管理长才的年轻人，借此为企业注入新血。为了尽家族的义务，许多企业家的儿子原本在美国研读医学或科学，后来却因为家人的召唤，必须返乡接管家族企业，可是这种策略还是有其限制，尤其是在企业规模越来越大，而家族人口却越来越单薄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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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族价值的深刻影响，导致华人消费者产生少有的矛盾，这是其他文化不曾出现的。我们以下面这个在香港购物的例子来说明：
“一般人认为零售商该给近亲打折扣，但是反过来，他们也认为近亲们在买东西时不可以挑三拣四。有个老太太就特别小心避开她外甥开的杂货店，因为她觉得自己一旦进了那家店，就有义务要买东西。如果她想要一件蓝色的东西，可是店里只有红色的，那么她只好把红色的买下来。所以老太太都到另一家店买东西，店家和她非亲非故，她在那里可以精挑细选自己真正爱的东西，万一没有一件合她的意，大可以掉头就走，如果真有她喜欢的，也可以好好杀杀价。”
由于华人对外人的强烈不信任感，加上偏爱由家人来管理事业，使得华人企业产生独特的沿革三部曲循环现象：第一阶段是由一位企业家打出天下，通常这都是一个强势的大家长，创业后他把亲戚放在重要的管理职位上，以权威风格治理公司。华人家庭虽然很团结，但并不意味内部没有显著的紧张；对外，家族表现得像是坚实的统一阵线，对内，若有任何纷争总是由创办人拿出威严来摆平。由于许多华人企业家都出身贫苦，所以整个家族都愿意工作得特别辛苦，使他们的事业顺利成功；虽然他们也雇用外人来担任员工，但是公司财务还是牢牢掌握在家族的手里。
在第一代创业者的管理之下；即使企业欣欣向荣，规模变得越来越大，但是他们通常不会费力将家族企业转变成现代化管理的制度，也就是拥有正式的人力部门、科层管理体系，以及权力分散、多重部门的组织形态。这些家族企业还是停留在高度中央集权的辐辏体制，组织的各个部门全部向创办人直接报告。中国式的管理风格经常被人形容为“人治”,亦即人事决策并非遵循客观的绩效标准，而是根据老板和下属的亲疏关系，即使不是亲戚，也要看私人关系好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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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如某个家族企业成功了，第二阶段的沿革会在创办人撒手过世时展开。华人文化里有个根深柢固的观念，那就是所有儿子可以平分父亲遗下的财产，因此所有企业创办人的儿子在家族企业里都能享有平等的股份。虽然内外压力都企图使这些儿子把重心放在家族事业上，但是并非每个儿子都有这样的兴趣，这时候华人社会也和其他文化一样，要求顺从的压力太大了就会起反弹，许多故事往往发生在那些被送到美国或加拿大商学院就读的子弟身上他们毅然决定弃商转攻艺术或其他与父亲事业无关的学科。对于那些有兴趣经营事业的儿子们，随着继承产业而来的经常是彼此合作时暗藏的紧张气氛，尽管所有儿子一开始都享有等值的股份，但是他们的能力不一，对经营事业的投入程度也不尽相同。假如由其中一个儿子全权接下领导权，自己把威严的权力中枢重新建立起来，那么这个企业生存下去的机会是最大的。万一情况不是这样，威权体制在兄弟之间支离破碎，通常的结果是兄弟发生争吵，有时候还需要动用到正式、契约性质的方式来解决；假如此时的权责划分没有获得圆满解决，则继承人之间可能会沦落到为夺取公司最高控制权而展开权力斗争的地步，最后结果也许导致公司的分裂。
当公司控制权移交到创办人的孙子辈时，家族企业的沿革便进入了第三阶段。生存了这么久的家族企业到了这个时候都已经开始分崩离析了，由于创办人的儿子所生下的后代通常数目不相同，因此这些孙子辈所继承到的家产也就多寡不一；在经营得特别成功的家族里，孙子辈从小就在优渥的环境下长大，他们和当年创办事业的祖父不同，视名下的财产为理所当然，也比较不愿意为了保持企业的竞争力而承担必要的牺牲，还有一些子孙则根本对经营事业没有兴趣，自己另外发展其他的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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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从创业第一代到孙子辈的第三代，经营管理才华每况愈下并非只出现在华人文化里，所有社会里的家族企业都有这样的情况发生，例如爱尔兰人用谚语“衣袖接衣袖”（shirtsleevesto shirtsleeves）来形容家族财富在三代间大起大落的现象。美国的小型企业局（The SmallBusiness Administration）曾经估计过，美国所有的企业中有高达八成是家族企业，其中只有三分之一能持续到第二代而不衰亡。许多伟大的美国企业家族，如杜邦、洛克斐勒（ Rockefeller）卡内基（）都有类似的萧条趋势，他们的子孙可能往其他方向发展，例如艺术或政治，而且表现得有声有色，但是他们绝少能够将前人的事业经营得出类拔萃。
不过，华人和美国人的创业家族有个很大的差别，那就是当事业传到第三代时，只有很少数华人企业自行完成制度化的工作。反观美国的家族企业很快就会引进专业经理人，特别是在公司创办人交棒给第二代以后更是如此，到了第三代，通常整个公司都已经在专业经理人的控制之下。第三代的孙子辈即使仍然握有公司的大多数股份，也已很少积极参与公司的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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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反的，因为华人文化对外人的极端不信任，通常阻碍了公司的制度化，华人家族企业的业主不让专业经理人担任管理重任，宁愿勉强让公司分裂成几个新公司，甚或完全瓦解。中国早期成功的实业家盛宣怀就经历过这样典型的教训，当时盛家的事业经营非常成功，但是盛宣怀没有把赚来的利润再投资到其它地方，反而拿出六成财产来资助他儿子和孙子，结果盛宣怀死后不到一代的时间，偌大的家业就全部败光了。当然我们必须把盛宣怀那个时候败坏的政治形势也考虑进去，但是我们不禁觉得，盛家的庞大财富原本大有成为中国住友王国的潜力，却因为中国人对家族的态度，而整个溃散掉了。
华人企业在自行制度化时所遭遇的困难，加上众多儿子平分财产的观念，可以解释为何华人公司的规模都比较小，另外，这些因素也使得华人整体经济的工商组织表现出与众不同的特质：华人公司不断上演创立、崛起、衰败的三部曲。在美国、西欧、日本等国，许多产业（尤其是那些资本密集的产业）在组织上是寡头控制，也就是由少数几家大规模的公司瓜分整个市场。台湾、香港、新加坡的情况则刚好相反，这些市场神似新古典经济学派理想中的完美竞争模式，成千上百家规模袖珍的公司全部投入惨烈的竞争，以期继续在市场上生存下去。如果日本经济那种卡特尔型结构看起来像反竞争精神，那么华人家族企业那种千变万化的产业活动就显得太过竞争了。
企业规模小所带来的另一项结果，是华人企业欠缺有实力的品牌。美国和欧洲从十九世纪末开始，就有许多产业陆续打出知名的品牌名称，例如烟草业、食品业、成衣业和其他的消费性产品，原因是制造商想要控制新兴的大众市场，因此采取进一步整合。只有能够善加利用规模经济和达到行销规模的公司，才有可能建立品牌名称，换言之，拥有品牌的公司必须相当大，而且长时间亲近消费者，如此消费者才能逐渐了解他们产品的品质和独到之处。像柯达、西尔斯这些品牌都可以回溯到十九世纪，而日本品牌如三洋、松下、资生堂等的历史虽然没有这么悠久，但他们的母公司都是规模庞大、制度完善的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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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观华人企业的圈子，就很难想出知名的品牌来。美国人所熟知的只有一个，那就是王安，可算是唯一的例外；至于香港和台湾的纺织业，虽然也用美国品牌打入市场，例如斯伯丁（Spaulding）鳄鱼牌（Lacoste）、阿迪达斯（Adidas）、耐克（Nike）、彪马（Amold Palmer）等，但是建立自创品牌的华人企业可说是寥寥无几。这种现象的成因和我们前面所解释的家族企业三部曲有关，由于华人家庭和企业不愿意引进专业化管理，因而限制他们进一步整合的脚步，尤其是想将触角伸往陌生的海外市场，最需要一些当地的行销人才时，这种现象更加严重。小型的华人家族企业很难成长到足够的规模来建立独特的大众市场产品，同时也只有非常少数生存的够久，而在消费者心目中建立起口碑。结果华人企业通常会寻找西方国家的事业伙伴，为他们打点行销方面的事宜，而不是学日本企业创立自己的行销组织。这种作法对西方合伙公司来说实在是求之不得，因为如此一来华人公司才不会像日本公司一样，处处想要控制那个产业在当地的行销业务。即使华人企业想建立自己的行销据点，多半也会找熟悉当地文化的华裔人士合作。
华人企业的小规模格局和家族经营特色并不见得必然是缺点，在某些市场里甚至可说是一项优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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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华人社会想要克服能力问题，创造大规模的公司，那么有三条路径可以选择。第一条路是透过网络型组织，也就是经由家庭或个人与其他小型的华人企业联合起来，发展成相当于规模经济的综合体。今天在整个太平洋边缘区域里，兴起了大量彼此重叠而且不时呈网状向外扩张的华人公司，其中有许多投入中国大陆的福建和广东两省，他们都是以香港为基地的家族网络，朝向大陆邻近各省蔓延出去。家庭不仅对个别公司很重要，对于网络型组织也是意义非凡，只是程度上略低一些；许多网络都善加利用家族以外的亲属关系，例如中国南方的宗亲会规模就极为庞大，但是另一些网络关系却不讲究血亲关系，而纯粹基于个人的信用和契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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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大规模工业的第二条路，是邀请外商前来直接投资。对于允许外国人在本国内扮演影响力强大的角色，华人社会一向感到很不自在，因此台湾和中国大陆都对外资严加规范。
第三条达成规模经济的路，是透过国家的赞助或直接拥有大规模企业。小型私有企业在高度竞争的单一市场上厮杀，在华人文化里从来不是什么新鲜事，不论在乡下或城市里都一样，多少世纪以来因循相袭。此外中国从历史的现代初期开始，一直具有很精巧的制造能力和技术（和当时的欧洲相比）,不过都掌握在国营事业手里。举例来说，瓷器之都景德镇的人口有几十人，而据说每一件瓷器前后都要经过七十几双巧手才能完成，但是瓷器一直都是国有、国营事业（官窑）,历史上找不到可堪匹敌的民营窑业。同样的，晚清时政府建立了所谓的“官督商办”制度，包括盐业和一些据信和国家安全有关的武器工业，都用这种方式袭断。在这类例子中，国家指定官员前去监督，但是实际上制造权则卖给了民间商贾，然后政府再向这些商人课税。一九四九年国共内战结束，中国共产党立刻根据马克思理论的原则，将中国的工业悉数收归国有，这也是中国今天拥有许多庞大（但效率极为不彰）的国营事业之由来。
至于撤退到台湾的国民党也从日本人手中继承了好几个大规模的国营事业，一直到最近才有积极推动民营化的迹象；假如台湾希望成为航天、半导体等产业的主角，看来国家的支持（不论是直接投资或侧面赞助）是唯一的方法。华人企业鲜明的家族主义色彩，可说是华人文化里根深柢固的一环，我们只有透过对其文化的认识，才能了解到他们的这个特质。
作者简介：
弗兰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日裔美国学者，哈佛大学政治学博士，曾任美国国务院“政策企划局”（Policy Planning Staff）副局长，现为华盛顿知名智库蓝德公司（Rand Corporation）高级社会科学学者。
其著作《历史的终结与最后一人》为社会科学学界重要著作，曾引起热烈讨论。本书之出版亦引起广泛的注意及讨论。
内容简介：
《历史的终结与最后一人》一书，福山讲的是冷战之结束，乃意味着二十一世纪资本主义快速崛起的新秩序的开始。本书《信任》则详细讨论“历史之后”全球经济秩序的出现以及经济生活的法则。为了赢得即将来临的世界优势福山告诉我们，什么是我们应该知道的。为了挑战左、右两派正统学说，为了预测促进社会经济繁荣的基本法则，福山检视了一个较宽广的民族文化问题。他认为经济生活与文化生活是分不开的。在社会资本与物质资本同样重要的时代，只有那些拥有较高信任度的社会，才有可能创造较稳定、规模较大的企业组织以便在新的全球经济中具备竞争力。
将经济生活与文化生活互相连结，是一项高明的研究。而对于美国文化中日益高涨的个人主义，《信任》也恰似一剂解毒剂
对于那些想了解经济，而又能体会经济乃是大社会文化之一环的人来说，本书是一全新的经济学研究方向。
Amitai Etzioni
（美国华盛顿邮报书评）
目录
本书相关评论
弗兰西斯福山中文版序
导读①“蜜蜂的寓言”之现代版苏峰山
导读②信任：塑造世界经济的主轴黄光国
导读③信任不是口号吴惠林
前言弗兰西斯·福山
1 信任的概念：（5）
在塑造经济社会过程中，文化的巨大力量
论历史终结的人类处境（7）
百分之二十的解释（20）
规模与信任（32）
是非善恶（44）
社会德行（55）
与世界共舞的艺术（63）
2 低信任度社会与家庭价值的悖论（73）
社交力的正轨与歧途（75）
一盘散沙（84）
华人家族结构与企业模式（100）
意大利儒教（115）
法国的面对面关系（134）
带有中国色彩的韩国（148）
3 高信任度社会与持久自发社交性的挑战（169）
没有摩擦的经济体（171）
一块花岗岩（184）
亲儿子与陌生人（196）
终身职（207）
金钱联盟（217）
德国巨人（227）
韦伯与泰勒（241）
团队信任（251）
圈内人与圈外人（264）
高信任度职场（272）
4 美国社会与信任危机（287）
苍鹰孤影？（289）
不苟言笑的英国国教派（303）
美国的黑人与亚裔人士（313）
正在消失的中间层（327）
5 充实信任感：（343）
结合传统文化与现代化制度的二十一世纪
发展后进（345）
多项奇迹（355）
社会工程告终之后（361）
经济生活的升华（368）
福山又办到了。在上一本著作《历史的终结与最后一人》里，福山在知识界引发了令人惊异的效应；这次我们从他的新书里学到一个社会的“自发社会力”是该社会经济结构的关键，那些认定社会行为以个人主义欧商模式和团体导向亚高模式为两种极端，其余行为模式皆处于此二者之间的人，必须重新思考这个议题了。福山再一次为知识圈带来一股撼。
Henry S.Rowen（美国斯坦福大学商学教授胡佛研究所资深研究员）
福山提出“历史的终结”论点一炮而红，一般人也许预期他会再出一本续集，不过福山的新书《信任》却提出完全不同的议题，只不过他的野心仍然可以媲美上次。这次他的主题是社会信任度在经济生活上的角色、本书原创性十足，趣味盎然，读来亦十分引人入胜。
Mancur Olson（美国马里兰大学学院校区经济学教授）
古老以来，“信任”即是人类具有的情操表现。这一大阵子为西方社会理论家捡了回来，作为思辨社会形构，特别是当代社会的概念性基轴如此在思考立场上鲜明地把“人”的地位标示出来，具有浓厚的人文意涵。福山先生分享着这样的思考模式，以“信任”当轴，延续其著作《历史的终结与最后人》中的论述，援引丰富的具体经验资料，来刻划当前社会秩序。其论述精辟，令人激赏，是一个值得阅读，读了之后不会令人后悔的好书。
叶启政（台湾大学社会系教授）
在这本著作中，福山以细腻的笔触，逐一分析美英、法、德，以及亚洲各国的文化传统及其经济活动的特色。从这本著作中，读者不仅可以看到当前世界主要经济国家经济活动的“本土”色彩，而且可以获致一种国际性的宏观视域。
黄光国（台湾大学心理系教授、国家讲座教授）
经过几十年的实验结果，自由经济体制被人类认同，但以“私利”为个人行为动机的自由经济体制或市场经济却也运作得不顺遂，甚至于时被怀疑其对促进人类福祉的效果并不理想。其中的要因系“个人为了私利需伤害他人利益”……在福山这本《信任》书中将这一点明白地指出，实在是难能可贵，因为当代经济学界多年来已脱离这条“根本性”之路，本书能将它拉回供经济学界与世人反省，应是一种贡献。
吴惠林（中华经济研究院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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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摘录：杨原平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