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政治经济视角看电信诈骗斗争的严肃性与复杂性

在看到单位发的反电信诈骗信息时，心中不由得想，预防电信诈骗真的是一种既严肃又复杂的斗争。每当看到一些家庭在电信诈骗中受到的伤害，更多的是一种反思，这些反思让我更深刻的认识到电信诈骗的危害，以及由诈骗产生对社会影响。

某些方面来看，在全球化与数字化的时代浪潮下，现代社会的斗争早已跨越传统边界，呈现出高度的严肃性与复杂性。从政治与经济的双重视角审视，这种斗争不仅关乎个体利益，更涉及国家治理能力、国际协作机制以及社会价值观的重塑。以电信网络诈骗（以下简称“电诈”）为典型代表的现代犯罪，正是这一命题的生动缩影。

一、斗争的跨国性与系统性：政治协作的困境与经济链条的隐蔽性

电诈犯罪的全球化特性使其演变成“无国界战场”。据中国公安部统计，境外作案占比高达80%。犯罪集团借助东南亚、中东等地的灰色产业链，构建起“多行业支撑、产业化分布”的跨国有组织网络。例如，2024年澜湄六国联合开展的“海鸥行动”，虽成功抓获7万余名嫌疑人，但也暴露出国际执法合作存在的诸多短板：各国法律存在差异、疫情限制了出境打击行动、跨境取证困难重重等问题，致使犯罪集团屡屡利用“制度漏洞”逃脱制裁。

从经济层面来看，电诈已然形成一条涵盖数据窃取、技术开发到洗钱分赃的完整“黑灰产业链”。诈骗集团运用区块链、虚拟货币等技术实现资金的快速转移，甚至借助“元宇宙”概念包装新型骗局，使得传统金融监管手段难以追踪。这种隐蔽性不仅提高了治理成本，也让普通民众防不胜防。

二、技术赋能与反制：科技的双刃剑效应

现代斗争的核心矛盾之一在于技术赋能的博弈。诈骗集团借助AI智能合成语音、GOIP虚拟拨号等技术，精准模仿亲友或公职人员的身份，极大地增强了欺骗性。而反制手段则需依托更为先进的技术工具：例如，中国政法机关通过跨部门大数据平台实现风险预警的精准化，利用人工智能分析诈骗模式，提前拦截可疑交易。

然而，技术层面的对抗本质上是一场资源消耗战。公安部开展的“断卡行动”虽斩断了数百万张非法电话卡与银行卡的流通渠道，但犯罪集团通过“卡头卡贩”迅速补充资源，形成“打而不绝”的拉锯局面。这背后反映出在经济利益驱动下的顽固性——电诈年收益可达千亿元，远超许多中小国家的GDP，其暴利诱惑甚至催生了“赴境外作案人员”这一灰色就业市场。

三、社会参与与治理现代化：从单向打击到全民防御

斗争的复杂性要求治理模式从“政府主导”向“社会共治”转变。在中国的基层实践中，反电诈宣传通过“定制防骗鸡蛋”“反诈短视频”等形式，将晦涩难懂的法律条文转化为通俗易懂的生活场景，显著提升了老年群体与年轻人群体的防范意识。这种创新举措体现了治理的精细化：针对不同人群设计差异化策略，让预防工作走在犯罪之前。

从政治经济学视角剖析，全民反诈的本质在于通过重塑社会价值观来压缩犯罪空间。例如，公安部推进的“源头管控”举措，不仅成功拦截潜在作案人员，更借助教育劝返与就业帮扶等手段，有效减少了因经济失衡引发的犯罪动机。这种“疏堵结合”的策略，既是对个体利益的有力保护，也是对市场经济中“勤劳致富”价值观的再度彰显。

四、启示：斗争的长期性与系统性

电诈治理的案例揭示出两大核心启示：

斗争的严肃性体现于其与民生的紧密关联。一次得逞的诈骗行径，极有可能摧毁一个家庭的经济根基，而治理失效则会动摇公众对政府的信任。

斗争的复杂性需要多维度的解决策略。仅依靠法律打击，难以彻底根除犯罪，还需综合运用技术反制、经济疏导、国际合作以及社会教育等手段，构建“打防管控”一体化的治理格局。

结语

在现代社会的斗争中，本质上是秩序与混乱的长期较量。从电诈治理的实践不难看出，唯有将政治决策的全局性、经济手段的灵活性、技术工具的先进性以及社会参与的广泛性有机融合，方能在这场“没有硝烟的战争”中赢得主动。斗争的胜利，不仅需要智慧与资源的支撑，更需要对人性弱点的深刻洞悉以及对正义信念的坚定坚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