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论之外——读《政治学囚笼中的国际关系学》有感

前些天偶然看到中国人民大学李巍老师几年前所著的一篇题为《反思国际关系理论》的文章，文中第一段便称国际关系学为“浅薄和虚弱”，令我稍有迟疑，但还是决定耐着性子读下去。文章主要基于李巍老师参加北大读书会，和人文社科各专业学生一起交流后，对国关理论乃至整个国际关系学科，在社会科学中定位及局限的反思。

国际关系在整个社会科学谱系中一直处于比较尴尬的位置，从学科分类来说，是政治学一级学科下的一个二级学科分支，但社会科学本身的知识分工是否合理至今仍有待商榷，研究的划分边界也一直模糊不清。学者们经常会因社会性知识的碎片化合成而感到叹息。C.赖特·米尔斯曾警告道：“面对多样性的社会生活，我们不应该认为社会科学家们已经合理地划分了手头的工作。”好在幸运的是，无论是偶然还是设计，每个学科都突出了社会现实的一个特定纬度，并使其成为有组织的探索的对象。它既分析自身的特性，也探讨其对于更广泛的人类事务的意义及与后者的相互关联。而正是在社会科学这种研究生态下，国际关系理论及学科的脆弱性愈发突出显现。

作为典型的跨学科知识产物，国际关系学确实从学科外引入了多种概念、理论和方法，但与此同时，国际关系学科与社会/人文学科的交流几乎是单向的，国际关系理论的外部影响甚至可以是忽略不计的。即只有引入没有输出。大牌的国关学者“也只不过是人文或者社会科学知识成果的消费者，而没有为整个人类的知识大厦贡献原创的理论和方法”。国际关系理论中的三大主流范式，新现实主义、新自由主义和建构主义的理论内核分别来源于微观经济学、制度经济学和社会学，再往前追溯，摩根索的古典现实主义也是文艺复兴时期马基雅维利和霍布斯的政治哲学在主权国家时代的一种简单套用，“新瓶装旧酒”。而国际政治经济学最有影响力的两支理论——霸权稳定论和相互依存论——则分别由两位经济学家——金德尔伯格和理查德·库珀最早提出，吉尔平、克拉斯纳、基欧汉、奈只是在他们的基础上做了一定的加工补充，便成就了四位顶尖级的国际关系理论家。

新现实主义流派的创始人，国关学界人人顶礼的Kenneth Waltz，一旦走到圈外，几乎寂寂无名，似乎没有人愿意理睬这个人究竟说了些什么。但是，不管什么专业的学生，如果不知道经济学的鼻祖亚当·斯密“看不见的手”，不知道社会学大师马克思·韦伯阐述的“资本主义的精神”，不知道心理学家弗洛伊德的《梦的解析》，不知道历史学家汤因比的“挑战-应战”学说，那定然会被嘲笑无知。因为以上这些人都揭示了一些人类社会中最基本最朴素也是最伟大的道理，并因此而将人类对社会以及自身的认识水平大大提高了一步；但是如果他不知道国际关系学的头号理论家叫Kenneth Waltz，没有人会觉得这是什么大不了的问题，因为他的理论在整个人类社会的知识体系中好像是微不足道的。这都是国际关系理论在现实面前的弱势。

国际关系学家挪用别人的理论内核，在一场又一场的论战中建立起了一个个看起来美轮美奂的理论范式，可是在现实问题面前总是一触即溃。对冷战后世界政治的变革作出了虽然未必正确但却深刻地分析的几乎全部都不是国际关系学家——诸如比较政治学家亨廷顿《文明的冲突》、历史学家保罗·肯尼迪《大国的兴衰》、哲学出身的福山《历史的终结》等等。

为什么国际关系学总是不得不消费别的专业的学术成果？李巍将之归因为，自沃尔兹结构现实主义横空出世后，为了理论的简约精巧，几乎所有的主流国关学者都对国内政治进行了有意识的忽略。区分了国际政治理论和外交政策分析，沃尔兹便毫不犹豫地将“国内政治”弃如敝履，视国家为黑匣子，只考虑体系压力下国家的对外行为，而不再关注其内部结构。基于这种认识，他提出的应对之道便是加强比较政治学的研究，只有了解一国的国内经济和社会组织，才能了解其对外的崛起战略；只有深入一国的具体国情和文化背景，才能理解其外交行为的连贯性与一致性。

李巍老师这篇文章或者说更像是“日记”的反思发表于2010年，比贾斯廷·罗森博格早了整整七年，其远见卓识实在令人叹服不已，提出的解决之道也是直中要害，虽未成体系，犹有可关注借鉴之处。这篇文章可说是“解构主义”佳作，看完后令人心有戚戚，对国关理论和学科也不禁有杞人忧天的迷茫。但昨晚点进海国图智推送的英国萨塞克斯大学国际关系学系教授贾斯廷·罗森博格的《政治学囚笼中的国际关系学》一文，才真是有种“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之感。将其发到电脑上很慢很慢、认认真真精读完这两万多字后，称不上醍醐灌顶，但真的豁然开朗。这篇文章是“建构性”的，是让人重拾学科信心的，看完后我坐在自习室里莫名心跳加速，久久不能平静……

罗森博格同样认为国际关系学科截至目前为止没能对整个社会科学或者人类知识体系做出自身的独特贡献，但对于如何解释这一特殊情形，作为一门专业国际关系学的繁盛为什么无法摆脱挫败感和脆弱性以及对于这种情况能做些什么，他分三个步骤分别做出了回答。

首先，他认为从较深层次上剖析，国际关系学从未成为一个独立的专业领域。它是作为政治学或政治科学的延伸而出现的，一直被困在一个借入的本体论中，并将其称为“政治学的囚笼”。主要基于批判E.H.卡尔在《二十年危机》中的分析，卡尔一直以来被认为是国际关系学科的奠基人，但他的研究路径并非确认国际关系自身可能具有的独特前提，而是将政治学的前提扩展到国际政治领域，这种做法将国际关系学建立在从政治学借鉴的本体论基础之上。具体而言，现实主义一直将无政府状态视为国际结构的核心，意味着国际体系的关键特征在于垄断军事暴力的中央权威的缺失，但这是政治权力的本体论，而不是国际政治自身的本体论。而所有来自中央权威缺失的观点都面临基本的指称失败问题(referential failure)：中央权威缺位本身不可能是任何事情发生的原因，因为，根据定义，“中央权威”并不存在。

那么，刨除“无政府状态”“中央权威缺失”这些国际政治的消极符号，真正能够代表国关学科、使其能与其他学科对话的核心要素是什么？在第二步，罗森博格认为，如地理学、历史学、社会学和比较文学这些更为成熟的学科一样，国际关系学也是建立在有关社会世界的基本事实之上，对于所有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而言都充满了意义。而国际关系学科独特的经验主义与理论起点：诸社会实体多样性的共存。了解如何从知识方面掌握这一事实，如何超越有关地缘政治的狭隘观点去拓展自身，并且如何由此去发掘国际关系学对其他研究领域的意义，这一切是确立国际关系成为一门独立学科，并发展出能够与其他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对话的思想之关键。

罗森博格首先以地理学、历史学、社会学和比较文学四个学科举例说明，每一个学科都建立在社会现实的具体特征基础之上：空间性、时间性、社会结构和文本性。以社会学为例，社会学建立在下述事实基础之上：人类个体的生活永远处于更广泛的社会关系结构当中，这种社会关系既产生了聚合的系统效应，也以特定的方式对人类能动者(human agents)做出了局部分子式定义(local molecular definitions)。正如安东尼·吉登斯(Anthony Giddens)所言，“社会学的研究对象是人类的社会生活、群体和社会”。因此“施动者-结构之争”无疑是社会学永恒的话题。因为“社会结构思想是社会学作为一项科学事业的支柱”。这种专业基础无疑会产生碎片化，甚至是一种对所探讨的特征的盲目迷恋。然而，问题的关键是，它同样是赋予这些专业讨论以跨学科潜力的秘诀。恰恰是由于每个学科都占有某些事实上对社会世界具有普遍意义的东西，它们的专门化研究才产生了一些能够快速涉猎并应用于各人文学科的概念。某一特定学科可以与其他学科对话(并且有话可说)恰恰是因为它专门研究现实的某项具体特征，当然对于社会世界而言是普遍特征。这也解释了为什么“我们能够……依据其核心而不是设定确切的边界来给每一门社会科学下定义”。

问题由此出现了：哪种世界社会的一般性特征是作为一门知识学科的国际关系学的“专门领域”？使国际关系能够运用自己的语言与其他学科就其各自特定的主题进行对话的独特的焦点是什么？答案似乎不可避免：无论我们如何绞尽脑汁地思索，“国际”一词最终总会以同样的基本情况为先决条件，即人类的存在并非是一元的，而是多元的。它分布于众多的互动社会中。这是关于人类世界的基本事实，它证明了国际关系学作为一个学科存在的正当性。没有其他学科——即使是政治学——从根本上包含社会多样性这一事实。

社会获得多样性，其意义并不局限于政治和权力关系，还扩展到社会、经济、文化和发展方面。正如我们下面即将看到的，其因果关系的影响得以扩散，超出任何仅仅源于政治多样性的逻辑。因此，最终是多样性而非政治提供了国际作为人类存在的特征之一的最深奥的密码(code)，这就是为什么国际关系学不能被包含在政治学、社会学、地理学或任何其他已有学科内的原因所在。它需要发出自己的声音。

置于国际积极符号——多个相互作用的社会的共存——之下的国际关系学的意义是什么？一旦国际关系学找到自己在各学科中的位置，符号切换可以令世界大不相同。那么，这些显著影响表现在哪些方面？多样性的五个影响可概括为共存、差异、互动、综合（内构）、辩证法（双回双转）。第一，共存。在人类世界(human world)最高水平的组织阶段，它不会终结于单一的权威形式，但它也不会简单地逐渐变小进入真空状态。相反，它会发展成为共存的诸社会的横向场地(lateral field)。国际是“社会现实的一个维度，它明确源于多个社会的共存”。第二，差异。多样性改变了这一特征：原本只存在一个简单的比较性事实——处于不同时间和不同地点的不同社会，但是现在发现还有共存于时空中的具体的社会构造。用这种方法，国际赋予全球社会发展以差异和多线性。历史社会学家蒂姆·麦格瑞(Tim Megarry)曾指出，“最终，或许是这一差异性事实构成了人类社会组织的最重要的特征”。第三，互动。多样性并非只涉及共存和差异，它也迫使诸社会进行互动。这是因为多样性给所有个体社会带来了共同境遇，即它们都面临着这一事实：人类世界无论在量还是质的方面都是超越自身向外扩展的。结果，多样性意味着危险与机遇共存。共存与差异意味着任何特定社会发展的可能性，绝非排他性地由其内部社会结构和文化视野所决定，其他社会的存在为来自别处不同发展模式的贸易、知识与资源的输入创造了基础。一方面，现存社会秩序的发展潜力时常被外界侵扰所打断或毁坏；另一方面，历史同样充满了这种事例：“当条件尚未在旧的社会框架内成熟时，新的高级生产关系……取代了旧的生产关系”(或者是通过引进来自外界的现成品，或者是通过与其他社会的互动发展而来)。因此，多样性导致了互动的发生，因为诸社会为了生存，不得不通过外交和军事手段去应对其外部环境；如果它们希望受益于差异带来的机会，就必须发展相互依存的结构，通过诸社会彼此间的相互感知，互动也会发生在统治者和被统治者的意识(或想象)当中。所有现代社会总是要经历这一切。这是主流国际关系理论所了解的国际关系——地缘政治和相互依存。它由一个巨大的社会行动领域组成，包括社会内部冲突、外交、组织、法律和各种交换。然而，多样性的影响并没有到此为止。第四，综合（内构/内化）。互动带来了第四种影响：没有一个社会所经历的是真正线性的和自我封闭的历史。因此所有社会都必然是当地发展模式与外界各种影响和压力持续结合的产物。“社会的内部结构受到外部因素的制约、决定，乃至因外因而产生，因此每个社会都与其他社会相连，彼此相互依存，甚至被超越它们的社会化过程所塑造。”因此，国际纬度不仅仅是简单的对外关系问题，多样性通过互动进入社会自身的内部构成。第五，辩证法（双回双转）。来自一个社会的某种东西辩证地传递到另一个社会，并启动了新的、不同的发展过程，从而影响了更广泛的世界历史发展进程。在这个更为宽泛的框架下去考察，即使是西方的崛起最后也证明是源于多重社会的互动而生成的辩证的因果关系。例如四大发明这些发明从中国的环境中换位，被嵌入不同的社会环境中，它们因此进入新的发展方向，并产生了在中国从未有过的结果。

共存、差异、互动、综合和辩证法——多样性这五种影响在国际关系学主旨方面给了我们什么样的启示？它们告诉我们国际是比政治学，乃至政治经济学的一个分支大得多的东西。无疑它确实包括现实主义和自由主义理论关注的焦点——地缘政治领域和相互依存。但是它同样包含社会多样性的含义，表现在所有所谓社会生活的“国内”方面：社会结构、经济体系、知识生产和文化现象等等。通过这一切，“国际”将自身的辩证机制和动力传授给世界历史。换句话说，国际关系学科无疑应该尝试理解国际政治中发生的事情，但是它同样应该阐述社会多样性对于作为一个整体的社会世界的意义。这是我们挣脱政治学囚笼的通行证。它意味着我们最终对其他学科的主旨有话可说。 

最后，罗森博格提供了这种思想的一个范例——不平衡与综合发展理论。它使我们能够重塑对于“国际”(international)自身的理解，重新设想国际关系学挣脱政治学的囚笼，并以其独特的洞察力影响其他学科的主旨，从而进一步拓展自身。不平衡与综合发展理论最初是由列夫·托洛茨基(Leon Trotsky)在20世纪初提出的。他并不是国际关系领域的学者，但是通过前文提及的多样性五种影响的分析，这个理论恰恰能说明问题。这使得托洛茨基在他那个时代能够克服线性思维。这里对于理论的介绍过于专业不再赘述，值得注意的是其中提到了“外部必要性的驱使”和“历史落后性特权”两个概念十分有意思。罗森博格将之用来解释中国的崛起：从各种意义上说，最大的例子无疑是中国—— 一个忍耐了外部必要性强力驱使的国家(被称为“百年屈辱”)。利用历史落后性的特权，和它之前的后发国家相比，中国的工业化正以更为加速度、压缩的规模向前推进。像此前的其他国家一样，中国的综合发展也正在创造出一种特殊的混合社会形态。半封建的沙皇君主政体所组织起来的资本主义工业化已是足够特殊，由共产主义国家所掌管的“资本主义”更为特殊，是迄今为止最具悖论性的综合。

这些例证向我们表明了“国际”的实质。它既不是现代资本主义的副产品，也不仅仅是世界政府的缺失。它是今日人类历史所呈现出的一种重要面貌，体现于这一事实中：社会存在从一开始就是多重与相互影响的。传统的社会理论家们从未将这种观念纳入他们的“社会”模型中。这是对国际关系学科的最终授权。它终于揭示了国际关系学是如何将自己的洞察力传输给其他学科的。共存和多样性社会的变化、多样性造成的压力和机遇所产生的互动、在杂交过程中出现的新形式的创新，以及最终整个过程自身的辩证结构——这是可兹利用的核心逻辑链条。

因此，贾斯廷·罗森博格最后激动地写下：“作为有百年历史的国际关系学方法，现在到了挣脱政治学囚笼的时候了。当反思多样性的诸多影响时，我们发现一个与众不同的、独立的学科基础已经具备。如果将目光从自己的‘营火’转向外界，我们开始发现国际对于社会世界全方位的巨大的建构性意义。当我们把这些不同的元素拼合起来时，国际关系学无疑能够成为对于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而言的大思想的创造者。我们甚至可以不再谈论‘国际关系理论的终结’，而要探讨国际关系理论的开端。因为我们将会意识到，实际上已经结束的只是这门学科的史前史。若是如此，当国际关系学第一百周年纪念终于来临之时，我们确实有充分的理由来庆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