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刑诉修改是否违反立法法？

回顾刑诉修改历程，我们得知：

（一）刑事诉讼法由1079年7月1日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通过

（二）第一次修改：1996年3月17日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决定》

（三）第二次修改：2012年3月14日第十一届全国人大第五次会议通过。《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决定》

（四）第三次修改：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六次会议于2018年10月26日在京闭幕。会议以170票赞成、2票弃权，表决通过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决定》（以下简称刑诉法修改决定）。

三次修改中两次都是由全国人大决定通过，只有第三次是由全国人大常委表决通过，那么根据《立法法》规定，第三次修改效力会不会发生变化呢？

《立法法》第七条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行使国家立法权。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定和修改刑事、民事、国家机构的和其他的基本法律。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制定和修改除应当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定的法律以外的其他法律；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闭会期间，对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定的法律进行部分补充和修改，但是不得同该法律的基本原则相抵触。

第八条

下列事项只能制定法律： （一）国家主权的事项； （二）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人民政府、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的产生、组织和职权； （三）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特别行政区制度、基层群众自治制度； （四）犯罪和刑罚； （五）对公民政治权利的剥夺、限制人身自由的强制措施和处罚； （六）税种的设立、税率的确定和税收征收管理等税收基本制度； （七）对非国有财产的征收、征用； （八）民事基本制度； （九）基本经济制度以及财政、海关、金融和外贸的基本制度； （十）诉讼和仲裁制度； （十一）必须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制定法律的其他事项。

《宪法》第六十七条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行使下列职权： （一）解释宪法，监督宪法的实施； （二）制定和修改除应当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定的法律以外的其他法律； （三）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闭会期间，对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定的法律进行部分补充和修改，但是不得同该法律的基本原则相抵触； （四）解释法律； （五）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闭会期间，审查和批准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国家预算在执行过程中所必须作的部分调整方案； （六）监督国务院、中央军事委员会、国家监察委员会、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的工作； （七）撤销国务院制定的同宪法、法律相抵触的行政法规、决定和命令； （八）撤销省、自治区、直辖市国家权力机关制定的同宪法、法律和行政法规相抵触的地方性法规和决议； （九）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闭会期间，根据国务院总理的提名，决定部长、委员会主任、审计长、秘书长的人选； （十）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闭会期间，根据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的提名，决定中央军事委员会其他组成人员的人选； （十一）根据国家监察委员会主任的提请，任免国家监察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十二）根据最高人民法院院长的提请，任免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审判员、审判委员会委员和军事法院院长； （十三）根据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的提请，任免最高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检察员、检察委员会委员和军事检察院检察长，并且批准省、自治区、直辖市的人民检察院检察长的任免； （十四）决定驻外全权代表的任免； （十五）决定同外国缔结的条约和重要协定的批准和废除； （十六）规定军人和外交人员的衔级制度和其他专门衔级制度； （十七）规定和决定授予国家的勋章和荣誉称号； （十八）决定特赦； （十九）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闭会期间，如果遇到国家遭受武装侵犯或者必须履行国际间共同防止侵略的条约的情况，决定战争状态的宣布； （二十）决定全国总动员或者局部动员； （二十一）决定全国或者个别省、自治区、直辖市进入紧急状态； （二十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授予的其他职权。

因此，可以看出全国人大常委是具有修改刑法的权力的。但不同于前两次全国人大的系统修改，这次人大常委的修改只是针对部分内容的应急性修改，是一次部分性的、有限的、应急性的修改，主要是为应对司法改革的迫切需要，可以说是一次“针对性”修法。

所以，更要好好研读关于刑诉修改后的内容，把握司法改革的重点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