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的回忆（八）

（五）没有志气的娃儿

1960年仲冬时节，由于所有的劳动力仍在大办钢铁，像我这样十多岁的孩子就是当时种地的主力军。天气已经十分寒冷，地里的红苕已开始变质腐烂，可大片的红苕仍未挖回来。

一天管区队长杨西权安排我和陈世东、谢永贵、李伯华四人到现在的村果场山顶上的坳土里挖红苕，山顶上的坳土自然很当风，天上下着很密的毛毛细雨，对穿对过的北风伴着细雨呼呼着响。

我们几个娃儿家里都很穷，没有棉衣穿，只是多穿了几件烂衣裳。我比他们还穷，只穿了两件我母亲穿过的倒长不短的女式衣裳，而且很烂。风越来越大，雨也越来越大，衣服基本湿透了，冷手脚发麻，全身发抖。搓些草绳来缠腰上也无济于事。我们四人，个个都冷哭了。本想回去避雨，但不到中午开饭时是不准回去的，我们几个商量说实在坚持不了，我们还是回去吧。如果扣了我们的伙食，我们就出来吃生红苕，而且都是哭着回去的。

第一个出来骂我的人就是伙食团的炊事员曾淑兰，她说老子没有看到冷死的，只有看到过饿死的，狗日的一些没的志气，冷就冷哭了，今天中午不给饭吃。说我们提前收工，结果扣了我们一半的伙食。

（六）不如一个臭鸭蛋

1961年5月，正处在农村大忙时节，由于农村劳力少，庄稼难以种下去，一天在伙食团吃早饭的时候，管区队长杨西权说，这门口的一块大田（4亩多）哪个领头找四个人，如果今天把这个大田的秧子栽完了有奖励，每人二两酒，一个咸鸭蛋。

结果我们找了四个和我年龄相当的人去栽这块大田的秧子，大概有陈仕东、李伯华和我，还有一人记不清了。一个人一天载一亩多田的秧子工作量实在太大了，周围还载得可以，中间就载得很稀了。在天黑前我们终于载完了。

杨西权拿着烧酒和咸鸭蛋来给我们兑现奖励，可我的运气不好，偏偏拿到一个臭鸭蛋。当时我给杨西权说给我换一个，这个鸭蛋是臭的，他说，老子看你还不如这个臭鸭蛋。结果，蛋没有换，反遭了一顿臭骂。

（七）狠毒的两记耳光

由于家境贫寒，多年来没有缝制过衣裳，基本都是穿母亲原来穿过的烂衣服，幺叔刘吉权参加大办钢铁在建华井下打铁矿石，他见我没有裤子穿，就给了一套半新旧的朱色裤子给我穿。

我有生以来还没有穿过这样洋气的裤子，而且裤子上还有两爬包，心里很高兴。

1961年6月末的一天早晨，在杨家沟伙食团对门挖红苕种地，人比较多。红苕种土里红苕种已经结了镰刀把大小的子红苕，大家都在捡，我也捡了两裤包。这个季节红苕种土边的早包谷已开始干胡子了。

然后回到伙食团吃早饭，我们兄妹三人在吃饭的时候，管区队长杨西权贼眉鼠眼的看见我的裤包里胀鼓鼓的，并走到我面前狠狠地在我脸上顺一巴掌，反一巴掌的两记狠毒的耳光，打得我两眼直冒金星，当时我真不知道我做错了什么。便说你妈的凭什么打我？他说你狗日的太干早很，现在就偷包谷。我说我没有偷包谷。他说那你包包里头装的是啥子？那时我才明白过来，我把包里的红苕全部拿出来甩在桌子上，便说你狗日的眼睛瞎了吗？你看是包谷还是红苕。

我心里好委屈，那杂种却扬长而去。这是我有生以来唯一一次遭受别人毒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