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不主义”收藏家方继孝，从信札、手稿中追寻名人足迹

《笺墨记缘》是收藏家方继孝记录自己在业余收集名人手稿所经历奇遇的作品集，共包含了25个有纪念意义的故事。方继孝主要收藏名人大家的墨迹手稿。这类手稿是特殊的文化类交易品。书札、书法、手稿、明信片、照片等都是很私人的物品，如实地记录下本人的真实经历以及他们和家人朋友的生活细节。方继孝在收集手稿的过程中，不但对名人有了更深的了解，也跟名人作品和名人亲友结下了特殊的缘分。

“三不主义”，一个淘货老手的经验之谈

方继孝有三十年的收藏经历，阅历丰富，眼光独到，在淘货、估价方面可以称得上是个经验老到的高手了。对于怎么逛文化市场，他给自己总结了“三不主义”的原则：不结伴，不限定场所，不限定时间。

方继孝直言，“不结伴的好处，在于互不干扰”。每个人都有自己感兴趣的目标，比如有人喜欢古董字画，有人喜欢扇面书信。如果跟兴趣不同的朋友结伴逛文化市场，对重点要逛的摊点自然会发生分歧，不好调和。另外，如果跟兴趣相同的朋友一起逛市场，万一碰到双方都喜欢的物品，很容易发生竞争，让自己错失机会，跟心仪的宝贝失之交臂。

在这方面，方继孝是有自己心痛的教训的。曾经有一次，他跟熟悉的小贩约好去看货。听到消息后，一个也喜欢藏书的同事非要跟他一起去。他阻拦不住，就跟同事约法三章，叮嘱对方去书摊的时候，一定做到只看不评论、谈价不插嘴、喜欢也不要抢买。可这位同事毕竟没有他经验足，不但把对书的喜好全都表现出来，让小贩看了个明明白白，还在他准备跟小贩砍价的过程中，一口气把他看中的书全都买了下来。错失了这批喜欢的书之后，方继孝吃一堑长一智，再也不肯跟人结伴了。

不限定场所和不限定时间这两条原则，给了方继孝充分的自由。

想买到喜欢的文化类物品，尤其是这些旧物，多少是要碰运气的。今天琉璃厂可能来了一批书信，明天潘家园可能到了一批旧书，没有什么固定的规律，也不会有提前预告，赶上什么是什么。所以他不给自己限定场所，那些熟悉的市场，他都穿插着去逛，随缘，不强求。

不限定时间，其实就是方继孝不会像有些人那样非要赶个大早，都没睡好就顶着黑眼圈去市场。他很注重逛市场的精神状态，觉得睡眠不足更容易看走眼，反倒不如踏踏实实睡到自然醒，精神饱满地去市场淘货。所以他都是上午十点左右到书店。

这“三不主义”是方继孝这位文化市场淘货老手的经验之谈。这种方式让他不仅享受了挑选书信、旧书的过程，还实打实地获得了丰厚的回报。

周越然在《书的回忆》中说：“购古书者，也有幸运，就是：（一）我要什么书，马上买到什么书，并且价钱不大。（二）或者在冷摊上偶然拾得一种毫不相干的破书，归来审察，发现某名士的印记，某名士的批校。（三）又或者书贾拿了奇僻的古本来售，索价不高，故留之。后来细作考察，知是海内外孤本。”

这三大幸事，方继孝都经历过。这样看来，方继孝可以说是一位很幸运也很成功的收藏家了。

收藏家与书估，亦敌亦友的交易对手

想要收藏名人书信、手稿和旧书，必然要跟书估打交道。书估就是书贾，卖书的人。方继孝常打交道的，就是这些活跃在各个文化市场、经常有好货源的小贩们。

方继孝主要收藏的名人书信、手稿、旧书这类文化商品，就像古董字画一样，有特殊性。这类商品因为具有独特的文化价值和历史价值，往往不像普通商品那样能够明码标价、童叟无欺，而是要求买卖双方一定要非常识货、懂行。所以这一行会有“卖的没有买的精”这种让圈外人惊讶的说法。

说“卖的没有买的精”是因为，市场上好多流动的书估们来自偏远地区，受教育程度不高，很多文人名士都没听说过，更不了解也不好鉴定这些文人名士作品的价值，只能在买卖过程中慢慢学习。而买家们往往是有一定学问的收藏家或者懂行的书商，通常是有针对性地收集感兴趣的物品，对物品价值有所了解。这就造成了双方在一定程度上的信息不对等。但书估们也有自己的应对办法。如果他们拿到一批不熟悉的货，就先不急着出手，而是多找点买家轮流来看。等跟买家们聊一圈儿下来，他们对货物的价值就大致有了底。

另外，一些缺乏诚信的人还可能会通过伪造的方式进行欺诈，导致市场上可能有一些赝品鱼目混珠，这就更加大了物品鉴定和估价的难度。并且随着市场行情的变化，货物价格也会有变化。于是，文玩交易就更是技术活了，不仅考验买卖双方的知识储备和鉴赏眼光，更要参考市场形势，就是所谓随行就市。

所以，在文玩市场上做交易，买卖双方经常要留个心眼儿，先要努力评估出物品的真实价值，根据行情做个合理估价，心里有个底，然后再谨慎地跟对方讨价还价，以自己认可的合适价位成交。作为交易对手，他们离不开对方，又要防着点对方、避免自己吃亏，高手相逢，见招拆招。最终，书估和收藏家之间，形成了一种亦敌亦友的微妙关系。

方继孝跟书估打了三十多年交道，很熟悉书估们的做事风格和脾气秉性。

在《“书估”“足下”的钱穆》这篇中，方继孝这样评价书估，“好的书估讲信誉，但不讲交情；不好的书估，既不讲信誉，也不讲交情”。这句评价很符合“商人重利”的固有形象。但是，从《笺墨记缘》中的故事来看，书估们也不完全是“认钱不认人”的主。

方继孝在《周有光“驱车”追旧档》这个故事里，就讲到了一位对他的收藏事业帮助最大的朋友，做旧书生意的王先生。王先生总是从废品回收站搜寻被人丢弃的旧书杂志、字画书信、旧档案等物品，货源极广。跟方继孝成为朋友后，王先生甚至曾带着方继孝一起去回收站直接挑选货物，成交后也不收取方继孝的佣金或者提成，对方继孝非常仗义。当然，方继孝也投桃报李，对王先生能帮则帮。二人合作多年，也做了多年的朋友，关系非常好。

总体来看，方继孝跟熟识的书估之间关系相处得都很和谐，甚至这些书估们都愿意跟他讲上点交情，比如有什么好货源优先拿给他看、遇到他喜欢的物品类别给他预留。这些圈子里好些有名的书估都像王先生一样，跟方继孝成了多年的朋友，方继孝也借此收藏了不少珍贵的物件。这些书估们既讲信誉，也讲交情，所以方继孝前面那句评价，不能算在所有书估头上。

笺墨记缘，从信札、手稿中追寻名人足迹

每一件藏品都有独特的文化价值和历史意义。信札、手稿这类私人物品，往往记载着文化名人们的生活状态、朋友往来、工作进展等真实细节。通过查看这些物品，可以追溯这些名人们当时的心态和精神风貌，甚至能够厘清一些历史事实。这些藏品也让方继孝跟藏品的主人或者他们的亲友结下了珍贵的缘分。

溥仪亲笔修改版《我的前半生》文稿，应该是方继孝的藏品中最有价值和意义的成果之一。因为这份特殊的修订版文稿的存在，经由方继孝和群众出版社编辑的共同努力，最终促成了“溥著溥批”版《我的前半生》的出版。这也算得上是出版史上的一件奇事了。

方继孝经历十三四年的搜集，共收藏了五个珍贵版本的《我的前半生》，其中，1962年3月溥仪亲笔修改的“溥仪修正本”《我的前半生》上中下三卷十六开大字本，因为保存了溥仪本人手写的修订内容显得尤为特殊，甚至负责整理出版《我的前半生》的出版社编辑都没有听说过这个版本的存在，可见这份文稿的珍贵。

原本群众出版社依据他们保存的文稿和2004年意外发现的一稿本、二稿本，于2007年整理出版了“全本”《我的前半生》，并在再版说明中提到，“我们对所有版本进行了认真的研究、论证”。后来方继孝公开发表了《“延津剑合”的<我的前半生>》一文，描述了自己收藏的各个版本文稿。这篇文章立刻引起了出版社编辑的关注。经过双方合作，对“溥仪修正本”重新做整理，“溥著溥批”版《我的前半生》终于问世了。

方继孝能与王世襄结缘，也是经由收集和研究陈梦家旧书文稿资料达成的。陈梦家和王世襄是好友。方继孝在研究陈梦家的生活和社会交往情况时存有疑问，一直有意登门请教，后经朋友引荐得以拜访已然93高龄的王世襄老人。

听说曾经出现在潘家园市场的一批陈梦家书信被方继孝收藏起来，王世襄非常高兴，不但跟他聊起了陈梦家的往事，甚至愉快地跟方继孝合影，并答应为其拟写作出版的《陈梦家和他的朋友们》一书题写书名。

彼时王世襄的身体状况已经不是很好，也早就不在给人题字了，但是王世襄很快就题写好了这幅字并托人送至方继孝手中。在方继孝电话感谢王世襄时，王世襄表示，关于老友陈梦家的这幅字他是“非写不可”的。对陈梦家的共同关注，促成了方继孝与王世襄这段简单温暖的友谊。

这些因各种缘由流落在外的书信手稿，对当事人的亲友来说无比珍贵，因为这些薄薄的纸张所承载的，是厚重的思念和难忘的回忆。如果能够让这些资料回到这些亲友手中，也是它们最好的归宿了。

做了几十年文稿、书信收藏的方继孝，自然明白这些物品对当事人亲友的特别意义，所以他有时也愿意做“不划算”的交换，来成全亲友怀念故人的拳拳之心。本着这份心意，方继孝把自己收集到的一些江绍原文稿，以不等价的方式交还给了江绍原的女儿江小蕙。

方继孝曾经买到一批江绍原在特殊时期留下的手稿，文稿内容记载了江绍原当时的生活和身体状况。方继孝很快告知了江小蕙这批资料的情况。江小蕙很重视这些文稿，想亲眼看看这些文稿，并且提出用一些江绍原的其他书信交换这批资料。

看到文稿后，江小蕙很珍惜，特别想留下这批资料，因为她对父亲在特殊时期的情况并不了解，而江绍原亲笔书写的文稿如实记录下当时的情形。在挑选交换物品时，方继孝不忍夺人所爱，对江小蕙有所迟疑的资料都没有索取，最终只收下了三封江绍原与周作人之间的往来书信。这次交换，也算是收藏家对藏品主人奉上的一份敬意了。

方继孝钟爱文人书札这类藏品。从这些书信中，方继孝努力走进名人的真实世界，了解他们的所思所想，追寻他们的生活足迹和昔日风采。他先是珍爱这些书札、敬重这些书札的主人，然后才成为这些书札的收藏家。所以，他通过《笺墨记缘》记下他在多年的收藏过程中经历的这些有趣和温暖的故事。

2020.04.26雾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