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与沈葆桢的是非曲直 |《曾国藩的正面与侧面 3》
《曾国藩的正面与侧面 3》张宏杰著
《曾国藩 3》中作者用大章篇幅，详细讲述曾国藩与沈葆桢共事期间的是是非非、恩恩怨怨。曾、沈二人从有交集始，就摩擦不断，矛盾重重。
论官位，沈葆桢没有曾国藩高；论功勋，没有曾国藩荣誉多。但是曾国藩对刚介直率的沈葆桢却经常是束手无策。不要说对曾国藩，对朝廷，他也能做到我行我素，一副视高官厚禄为草芥敝履之态。
沈葆桢的身份可以用三个兼任来概括：林则徐的外甥兼女婿， 船政大臣兼通商大臣，两江总督兼管台湾。正是这三个身份，造就了沈葆桢的不凡人生。
沈葆桢自幼在舅舅林则徐的教导下，专注于有用之学，广读经世之书。
另“林则徐之婿” 的特殊身份，成为他在官场中一张醒目的标签。
这也就决定了沈葆桢的 “好名”，倍加珍惜自己的 “名节”。中国历史上第一条由洋人修筑的营业铁路——吴淞铁路，在沈葆桢任两江总督时，被叫停运后被拆毁，都出于他对 “名节” 的珍惜。
他从政目的是成为岳父林则徐那样的一代名臣，民族英雄。
沈葆桢(1820年-1879年)，原名沈振宗，字幼丹，又字翰宇，汉族，福建候官(今福建福州)人。 晚清时期的重要大臣，政治家、军事家、外交家、民族英雄。 中国近代造船、航运、海军建设事业的奠基人之一 。
沈葆桢
沈葆桢性格刚介、果决，做事不留后路；为官廉洁，甚至于苛严残酷。得民心却不得官心，不按照官场潜规则办事，骨子里保持着读书人的清高与敏感，不畏强权，不趋炎附势，稍有不满就挂冠而去。
可轰轰烈烈的入世，亦可毫无牵挂的出世。
沈葆桢刚硬锋锐的性格，就是碰上儒缓礼让的曾国藩，也必然会掀起阵阵波浪，针锋相对不可避免。
饷源之争
咸丰十年，曾国藩终于获得梦寐以求的两江总督一职，江苏、浙江、江西、安徽四省都归他节制。
主掌四省后，曾国藩破格举荐沈葆桢为江西巡抚。虽然当时沈葆桢官场资历尚浅，但曾国藩认为他 “道器才略，实勘大用” 。
沈葆桢仕途上的两次升迁，均是曾国藩举荐，按理说，沈葆桢应该视其为恩主，感激涕零，然而事实是，两人的关系很快就出现裂痕。
同治元年期间，太平军与湘军的主战场已经离开江西，江西成为大后方，是饷源的主要来源。
曾国藩举荐沈葆桢目的也是要把江西变成湘军的后方据点。但是沈葆桢是一个极有主见、拒绝平庸之人，绝不愿意为他人所控制。
出任江西巡抚不久，沈葆桢就开始招兵买马，欲自立门户。
军队供养需要大量的银钱，沈葆桢组建的千人军队，在饷源上，与曾国藩的军需发生了冲突。
同治元年，曾国荃的部队攻打南京，孤军深入，陷于险境，急需后方全力支援。
不想九月，沈葆桢以本省防务之需，截留四万两漕银，用于建设本省军队。
缺饷，曾国荃不但武器弹药面临问题，甚至连吃饭不能保证。
曾国藩一下陷于严重的焦虑当中，沈葆桢的不顾情面、手段历辣，让他出乎意料、措手不及。
这段时间，曾国藩内心愤懑煎熬、焦灼不安，但是外在反应却理智平和。
他一生力求 "推诚守正，委曲含宏，而无私意猜疑之弊"。他站在沈葆桢的角度，认为他作为一省之长，想建功立业，把军事上的自保和安全看的很重，也是很有道理的。
遂念起 “忍” 字诀，选择不予奏请，没有公开他与沈氏的矛盾。
权力之争
沈葆桢出身书香门第，自小清高孤傲，自命不凡，做事果敢凌厉、操切偏激。远没有曾国藩对人对事的周到分寸、沉稳圆融。
天下人才各有其偏，曾国藩对沈葆桢的长处看的多，短处看的少，大局当前，他只希望自己的忍耐退让，换来两人关系的风平浪静。
然，树欲静而风不止。
曾国藩与沈葆桢的冲突不但在军饷用途上，还体现在用人权界上。
同治元年，九江开埠，江西每月可获数万两关税，朝廷批准每月拨发三万两税银充用湘军军饷。沈葆桢虽大为不悦，认为侵犯了他的财权，但朝廷已批，也无话可说。
恰有一日，事务较急，九江道员蔡锦青未经请示沈氏，即给湘军先行拨付一万五千两税银，事后才具汇报。
九江道员蔡锦青为曾国藩幕府中人。这种显然违反行政程序，不把巡抚放在眼里的做法，让沈葆桢勃然大怒。
沈葆桢对蔡锦青这一违法程序做法反应异常激烈，一方面他给蔡锦青发去一封措辞严厉的批文加斥责，另一方面向朝廷称病请假。
沈葆桢立足官场，之所以敢这样特立独行、不畏权势，是因为他淡泊名利、自高自傲，一生以辞官闻名。
面对沈葆桢的咄咄逼人，曾国藩 以 “拙” 应之，以消其锋芒。
一方面退回税银，以表与蔡无私人之托；一方面致信沈氏，再三挽留。
再一次以大化小，以退为进。
蔡锦青事件也反映出清朝政治的痼疾：督抚权力的矛盾。两江总督与地方巡抚在权力分配上，有着错综复杂的交叉重叠。
彻底决裂
曾国藩希望自己的 “诚、拙” 能引起沈葆桢的反思，能够做到互谅互助。可是这次他真的看错人了。
同治三年年初，曾国荃围攻南京进入最后关键时刻，为拿下金陵，湘军数量扩充至十万，每月需要粮草、军饷数额巨大。
就在此时，沈葆桢奏请朝廷，以后江西的厘金完全归本省所用。
此举让曾国藩雪上加霜、忧惧交加。前两次都是以他的妥协退让求得和平共处，但是这次显然是不可能了。
南京的收复指日可待，关键时刻，不容有任何闪失。
多次累计的情绪和紧张的战势，逼得曾国藩写了一道强有力反击的奏折，对沈葆桢傲慢无礼、不顾大局的言辞公诸于众。
就此，两人关系公开破裂，分道扬镳。
曾国藩也一直在反思自省，他与沈葆桢之间为何如此剑拔弩张？沈葆桢一再的毫无顾忌，短兵相接，让他悒悒而不自得。
沈葆桢以清廉奉公、刚直坦荡为则，让他赢得了朝廷与百姓对他好感，既能上承天眷、下接百姓。也是他敢于多次与曾国藩正面冲突的心理底气。
曾、沈闹到这个程度，曾经湘军中间的 “斡旋人” 胡林翼已经离世，所以在曾国藩去世后，几乎所有的门生故吏都会为之作诗送挽，唯独没有沈葆桢。
曾国藩逝世三年后，沈葆桢在给友人的信中说：“吾辈出而任事，国家是为，岂其为朋友私情耶？” 坦言戚戚于连年战乱，民生凋敝。
现在看来，其不仅仅是为了国家，为了 “好名” ，还有强烈的 “地方本位主义”。可能也是他不能跻身于晚清 “中兴四大名臣” 之列的原因之一。
《曾国藩 3》里，左宗棠与沈葆桢对待曾国藩看似都是以怨报德、不知恩义，多种历史文献中，也对他们此举均颇多微词。我想，这不但体现的是个人涵养、秉性操守，更多的是一种政治需要。朝廷汲汲于强干弱枝，时刻提防权臣出现。统治者需要在不同利益集团之间寻求平衡，互相掣肘，以达到对自身专权的巩固。
晚清官场，几乎所有与洋人打交道的官员，或多或少都会背负骂名，特别是李鸿章，更是成为千古罪人。分析一下沈葆桢心理，我们不难看出，他一生以岳父林则徐为行为标杆，道德准则，时刻要求自己一举一动都不能丢了先人的脸。骨子里充斥着民族英雄的气节，爱惜名声，不崇洋媚外。这也表现在他后来办理洋务时，小心谨慎，避之若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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