纵有先辈尝炎凉，谅无后人续春秋 ——比较琦善和汪精卫的叛国行为

读了茅海建先生所著的《天朝的崩溃（鸦片战争的再研究）》一书之后对其书所著的大部分内容并不十分深刻，但先生在绪论部分关于琦善是否卖国的问题作的分析却令我颇感兴趣，有所思考。在书中茅海建先生也有提到汪精卫的叛国行为，因此我在后文之中将对汪精卫的叛国行为和琦善的“叛国行为”做一个简单的比较分析。
首先我们从家族背景来看。琦善出生在一个满洲贵族家庭，祖上恩格得理尔，以率众投附有功，封一等侯爵。父亲成德，官至热河都统。而琦善本人也是因为家族关系在朝中官阶颇高，虽也被革职过但开复特快。1831年，迁督抚疆臣之首的直隶总督，1836年授协办大学士，1838年擢文渊阁大学士，官居正一品。而相较于琦善这种贵族出身来说汪精卫的身世就相对平凡了。汪精卫原名汪兆铭，字季新，笔名精卫。其父汪省斋是个不得志的读书人，年轻的时候在广东当幕僚，薪俸不高，因此汪精卫一家生活颇为清苦。在汪精卫十三、十四岁时父母相继离世，他跟随同父异母的长兄汪兆镛生活，生活和读书的开支都仰仗兄长。因此在这种情况下成长的汪精卫是完全没法和琦善的生活相较的。我分析其家族背景其实是为了引出二人的性格特点。
从家族背景来看我们不难从中分析出二人的性格特点。据茅海建先生的书中所写“琦善为人傲慢气盛，在官场结交甚广。他勇于任事，好大喜功，任职中的失败几乎与成绩一般多。”、“他敢于勇创，敢于负责的品格深受道光帝看重。”，而在廖廷建先生所写的论文《试析陈璧君对汪精卫叛国投敌的影响》中有写到“汪精卫性格懦弱而自卑，因其父母早逝对幼年的汪精卫实是个打击，汪精卫衣食全赖兄长。这对于汪精卫忧郁懦弱自卑的性格有着极大的关系。正是这种性格是他遇事畏畏缩缩、摇摆不定。”，对于汪精卫的这一性格不止廖先生有此看法沈家善先生的看法也是如此，在他所写的论文《汪精卫的叛国投敌原因探讨中》有这样的话“当武昌起义胜利，孙中山当选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后，他（汪精卫）就立即和袁世凯勾结起来，对孙中山先生施加压力，主张‘南北议和，坚持让位给袁世凯’。事后孙中山先生曾气愤的说：‘汪精卫软弱无能，不可重用。’。”
因此从成长的背景和性格特点来看我认为琦善叛国的可能性可能要小一点，首先他出生在一个贵族家庭这使得他做事上可能更注重于家庭颜面和自己的品格言行是否得当，从儒家的经典和其宣扬的做人品德上来看我们可以知道每一个叛国者在后代史书中都会被批评和沦为后世不齿的对象，例如秦桧和吴三桂之类的人都在后世的史书中被狠狠的进行了批评。因此琦善身为贵族子弟应该不会做如此不堪之事让自己遗臭万年为人所不齿。另外英国人在当时被朝廷称为“夷人”，面对这类“等级比自己低的夷人”琦善可能自降身份来叛国吗？再来说汪精卫，在早年参加过辛亥革命也曾留学法国，因此他可能具有一定的先进思想，尤其在看过欧洲国家之后对中国的落后可能深有感触不会特别以自己为尊。值得一提的是他曾经留学日本就读于日本政法大学，因此他本人应该对日本这个国家很有感情当日本人派人来当说客时我认为他其实内心应该是很能接受这件事情的，加上自己的妻子陈璧君的助推他该是很容易就说服自己来当这个伪国民政府的领导人。其次可能他因为幼年失去双亲投靠兄长寄人篱下因此他可能对于能不能自己做主这种事情有一种深深的迷恋，当日本人让他来当领导时出于对内心的满足他很有可能就会答应此事，希望自己可以独立不再过寄于蒋介石门下的那种“寄人篱下的生活”，因此他才会选择离开蒋介石另立政府。也因为干过革命的原因他可能对于这种另立政府的事情并不十分在意（可能在当时他也不知道自己的行为是在叛国）。在革命年代军阀混战，政党更迭很频繁因此可能汪精卫本人觉得这种事情并不是在叛国而是在开启另一个新时代（就如同袁世凯成为中华民国大总统一样是开启了一个新时代）。从以上分析我们可以知道从家族和本人的性格两个方面来看我认为琦善叛国的可能性比较小而汪精卫叛国的可能性却比较大。
另外从时代背景来看。琦善所处的时代在清朝末年，在鸦片战争之前这一封建王朝一直以“天朝上国”来自居，盲目排外。生活在这种环境下的琦善应该会深受这种思想的“毒害”而盲目自大，这从他的做事风格和在处理与英国人的对外事务之中可以看出来，茅海建先生在书中这样写到，“琦善在致义律的照会上多为这样的用语——前来之恩、上干天怒、情词恭顺、大皇帝抚有万邦、显有恭顺实迹，以便代恳施恩、若非处处恭顺，俟奏奉大皇帝恩旨准行”从此类用语可以看出琦善在处理对英事务时仍在维持天朝颜面和皇室颜面因此他不可能愿意甘居英国人之下，因为这样不仅会有损皇室颜面更会有损自己的颜面。因此正如作者茅海建先生所言：“时代的背景，规定了琦善的思想，而琦善的思想，又制约着他对英国绝无卑媚之态仍不失傲慢的举止。”而汪精卫所处的时代，日本人的铁蹄不仅仅踏在东三省的土地上更在向南扩张，“九一八事变”之后日本就开启了侵华的序幕，面对日本人的侵略中国人只采取了小范围的反攻。蒋介石更是采取了“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因此国民党在抗战初期起到的反攻作用很小，这就导致了东三省不断地沦陷。在“卢沟桥事变”之后日本开启了全面侵华的模式，不仅仅对中国国土进行了侵略占领更大量的残杀了中国国民。在此情况下中国人可以说完全处于被动状态之下。在国力、兵力、人力方面都不敌日本，因而中国人可能大多数人都如汪精卫一样不相信中国可以打败日本，取得胜利，解放自己。而汪精卫在这种情况下做的事情是什么呢？——大力宣扬自己的“民族失败论”，从他的理论来看，中国是无法战胜日本的而且他本人是不相信人民群众的力量。他认为“中国之人类遂为世界之僇民，既愚且弱”更断言“中国之国民，与方兴之国民初无可以共存之道也。”这是明目张胆的主张我国国民应该屈服于帝国主义国家。（取自汪精卫《人类共存主义》）因此我有理由相信汪精卫是在贬低中国地位来抬高那些帝国主义国家的地位，他这种自我贬低认为自己不如外国侵略者的想法其实就是在思想上叛国。因此和琦善相比汪精卫少了的不止是傲气更是少了作为中国人的自信，因而从时代背景来看，我相信琦善叛国的可能性更小了而为汪精卫叛国的可能性则更大了。
最后我们从卖国行径来看。说道琦善卖国很多人都会想到他为了钱而勾结英人。琦善卖国的行径其实有不少的矛盾之处很容易被推翻。例如：有资料说琦善曾接受了义律（英国人）的贿赂而叛国，但是这一理论很快就被作者茅海建先生推翻了。首先在鸦片战争之后英国人可以说取得了阶段性的胜利，他们处于胜利方应该是处在一个主导的地位，试问那一场战役获胜方会来贿赂战败方呢？如此做有何理由呢？其次若说义律用重金来贿赂琦善那么英方肯定会记录在册，但从本书中我们可以看到作者在书中所说英方那里并没有记录在册。另外琦善家里家底十分丰厚，可以说是家财万贯。因此我们有理由相信琦善其实并没有卖国。而汪精卫则不一样，汪精卫的卖国行为是实实在在被我们所看到的。其一，再日本政府的支持下出任南京国民政府的领导人成为日本抗日战争期间在中国扶持的傀儡政权之一。其二，利用特务组织在其统治区域进行法西斯统治，大量捕杀爱国人士。其三，帮助日本人诱降重庆国民政府，试图瓦解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因此从汪精卫的所作所为以及以上三件卖国行为来看我觉得汪精卫确实是在卖国。不管其妻如何在抗日战争结束后为其辩解我都觉得汪精卫的卖国行为是没有办法被“洗白”的。
综上所述我认为琦善的“卖国”在很大程度上可能性不是很大，因为他没有理由没有动机去卖国、叛国。但是汪精卫不一样，他在孙中山去世后一直与蒋介石政见不和，而当时的国民政府的主要负责人又是蒋介石因此我个人认为这可能是让他走上歧途的一个重要原因，因此汪精卫是确确实实叛了国的。因此二人虽说被茅海建先生放在书中做了一个简单的比较但其二人的行为其实是不同的。从我的论述来看我个人对于琦善的叛国是持否定态度的而对汪精卫的叛国着持肯定态度。 以上就是我对于本书的体会、感悟尽如上所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