樊登年轮学堂：疯子、捣蛋鬼和人类学家
你知道吗，中国现在还有原始部落呢。
这个原始部落位于云南省临沧市沧源佤族自治县，它的名字叫做翁丁村，全村只有400多人，这个寨子所有的建筑和人文都保持着原始的状态，被誉为“中国最后一个原始部落”。
其实，翁丁村这种部落是当做景点被刻意保存下来的，而在遥远的非洲，真的有许多村庄的生活停留在原始部落的阶段，那怎么才能走进这些部落的文化、语言和风俗呢？这时候就需要一个特殊的群体，人类学家。
今天我就和大家分享人类学一本特别有趣的书《天真的人类学家》。本书的作者名叫奈吉尔·巴利，他是英国著名的人类学家，大英博物馆附属人类博物馆馆长。
这本书不像一般的学术著作那样枯燥，而是幽默风趣，让人捧腹不止。严格说起来，这是一本人类学的工作笔记，作者记录了他在非洲喀麦隆多瓦悠人村落两次进行田野工作的经历。
作者把人类学家在非洲原始部落，是如何克服乏味、灾难、生病与敌意的真实田野生活，都进行了细致的描写。
读完这本书后你会发现，《天真的人类学家》是一本奇书，作者用自嘲的口吻，把田野调查的酸甜苦辣描述的淋漓尽致，反而让人心生向往，恨不能马上打包行李也去一次遥远的原始部落。
印象最深刻的是，书里介绍了在多瓦悠村，作者当时在费劲地啃食一种特殊的椰子，这时候一位好心的老太太显然发现他啃食椰子实在费力，就端上一葫芦已经剥了皮的果肉给他。
作者发现这盘果肉确实很软，那个老太太回答说，“当然，我已经帮你嚼过了”。
学术著作也同样可以写得生动活泼、风趣幽默、引人入胜，并且它还不只是技巧的问题，这种方式本身也是作者世界观的问题。
作者不把被考察者当做遥远的原始人和野蛮人，而是和我们生活在同一世界之中的邻居，和我们一样，有爱有痛。
书里没有文明人和野蛮人之分，因为作者不再是猎奇，而是怀着一种陪伴的视角和情感去原始部落里生活。
作者像多瓦悠人学习语言的时候特别困难，根据书里的记载，多瓦悠人的问候语很特别，见面第一句话总是问候“你的天空晴朗吗？”作者曾试图换个问候语，比如“您吃了吗？”结果多瓦悠人完全懵圈，不知道他想表达什么。
更复杂的是，多瓦悠语是音调语言，音调稍微不准，意思就差很多。比如有一次作者在和村里的巫师谈话，谈完话即将离开，因为买到了一些肉，所以他在告别时对巫师说：“我得先走了，我家里正在煮肉”，但是因为他把一个字的音调弄错了，结果一脸错愕的巫师听到的是“我得先走了，我要去和铁匠的老婆睡觉”。
尽管作者自己学习语言很费劲，但神奇的是，一般非洲人都会说两种或三种语言，但是他们全是在社会环境里自然学习，从未刻意地学习任何一种语言，他们不懂什么叫时态和语句结构，他们从小学说话，轻而易举就可以从一种语言转换到另一种语言。
除了语言之外，这个部落里也有很多有趣的经历，比如当作者第一次出现在村庄里的时候，有一个小女孩嚎啕大哭，抽泣着说“我要看他脱下皮肤”，原来是，当地的土著人一直以为白人都是巫师转世，白皮肤是他们的掩饰，底下的皮肤是黑色的。晚上睡觉的时候，就会脱下白皮肤挂在墙上。所以当作者在夜晚拉上窗帘打算睡觉时，发现好几个土著人在悄悄偷看他，到底有没有脱下白皮肤。
确实，由于信息的闭塞，当地的土著在很多方面显得很无知，比如尽管他们长期生活在非洲丛林里，但他们对动物的认识比我们还少。
他们相信变色龙有毒，他们相信眼镜蛇无害，他们不知道毛毛虫会变成蝴蝶，他们无法分辨不同的鸟儿，更不能说出超过两种树木的名字。在多瓦悠语里，许多植物都没有名字，而是以复杂句子来代称，比如“那种树皮用来做染料的树。”而且多瓦悠人狩猎经常用陷阱，他们似乎并不希望与自然和谐共存。他们埋怨作者没有从白人国家带来机关枪，好让他们一举扫荡此地残存的羚羊群。
多瓦悠人奉命为政府种植专卖棉花，政府发给他们许多杀虫剂，他们马上拿来毒鱼，大把撒入河中，而后捡取漂浮河面的鱼尸。杀虫剂迅速取代传统用来窒息鱼儿的树皮。他们说：“它很棒，丢入河里，沿着下游好几英里，大鱼小鱼全部杀光。
说到这里，大家就会发现，其实人类学家的田野调查并不是想象中的那么浪漫，不仅辛苦，而且充满着危险。
或许你会问，人类学家为什么要这么穷折腾？作者的一些观点或许值得参考，我们观察研究那些生活在天涯海角、荒岛、丛林中的小规模人群，通过他们在当地环境下发展出的极端的文化模式，了解人类社会自身在道德、伦理、智能或各种适应性方面的最大极限。简而言之就是，用极端情况来暴露人类良知的底线。
在作者的描述下，我们确实看到了喀麦隆这个国家一些落后甚至是荒诞的情景，比如作者想汇钱到喀麦隆，但是喀麦隆银行收完一大笔手续费后又把钱转回了英国，作者申诉无门，人家既不接电话也不回信——宛如卡夫卡《城堡》的现实版。存进银行的钱也一入侯门深似海，再也取不出来，搞得作者身无分文，全靠教会的救济才勉强度日。
在喀麦隆社会里办事情极其低效无能，办任何事都要跑断腿，看尽脸色，办个离境手续得往返三个城市奔波，搞得作者一度以为自己再也无法离开这个国家，后来还是在法国人的帮助下造假证件才搞定。
尽管作者在非洲的日子里，每天都在面对着这些窘境，甚至大部分时间都用来搞定与学术无关的琐事，但他仍然用轻松幽默的笔调写出了这本书，正像书名所说的一样，他是一个天真的人类学家，他热爱这一切。作者也在书里说出了，他为什么要费劲折磨去原始部落考察这些民族的生活，他说一个民族的消失也代表人类可能性的萎缩。对人类学家而言，一个民族的人数多寡无关乎它的重要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