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人从来只有被革命

在树绿、天蓝、云白的漠河，我一直望着天空发呆，我由衷感慨这里的空气真好，环境真好。听了我的感慨，司机跟我说，他接待过来自北京的一家三口，年轻夫妇带着七八岁左右的孩子，夫妇俩一直为孩子的咳嗽苦恼，孩子的咳嗽四五年了，怎么都不见好。来漠河玩了五六天，第一天还能听到孩子的咳嗽，第二天就少了，第三天开始孩子就不咳嗽了，那夫妇俩跟我一样感慨，漠河空气真好，环境真好。

我常常想，为什么我们的城市充满雾霾，是不是因为城里的人不需要遥望星空了呢？康德说，这个世界惟有两样东西，思索的回数愈多，时间愈久，就愈会让我们的心灵感到深深的震撼，一是我们头顶上灿烂的星空，一是我们内心崇高的道德法则。人，还是要经常仰望星空的。

想起《建军伟业》里蒋介石说过的一句话：“毛泽东一个农民，朱德一个兵痞，周恩来一个书生，凭什么跟我斗！”回头看南昌起义，周恩来应该是主要领导，然而在蒋介石眼中，周恩来不过是一介书生而已。少年时读到周恩来“为中华崛起而读书”，真是热血沸腾，觉得好男儿当如此。一个少年人，读书求学为的是国家民族，当是践行儒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主张了。然而仔细想想，当书生投身于革命，投身于政治运动，他已然不是一个书生了，而是政治家了，只不过他们想要中华崛起天下平的追求相同罢了。

看《建国大业》《建党伟业》《建军伟业》时常常想，历史到底给没给过中国建立一个民主共和国家的机会呢？如果有的话会是什么时候？当然很多人会说是在重庆谈判的时候，我不这么认为。重庆谈判不过是国民党在抗战胜利后争取全面开战有利条件的一块遮羞布，根本没有想过要真正的民主共和。对共产党来说，也是“一颗红心两种准备”了。第一次国共合作时候的背叛给共产党留下太多的伤害、警惕与教训了，所谓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其实抗战胜利后，国共双方背后的支持力量美苏也在力主双方共和民主，然而不论是共产党还是国民党都拒绝了。外国人也许对这一点很不能理解，但是身为中国人真是太能理解了。在中国历史上，哪有敌对的政治力量会握手言和，共享权力？不论是朱元璋与陈友谅，还是曹孙刘，还是刘邦与项羽。共和共享必须要有贵族的气度，项羽算是最后的贵族了，他倒是愿意联邦共和分封天下，可惜刘邦不肯。中国的历史就是成王败寇，权力只可独霸不可分享。如果没有能力吞掉对方，那就各自割据了。

我觉得中国最有可能走上民主共和道路的应该是在国共第一次合作的时候，有能被彼此接受的三民主义，有共同的诉求与目标。如果孙中山身体状况更好一些，如果蒋介石不叛变革命，这种可能性还是有的。孙中山的身体状况是客观原因无法左右，而走上国民党党魁位置的蒋介石没有孙中山的威望与号召力，为了树立自己的绝对领导地位，采取清共做法似乎可以理解。但是我想，即便蒋介石一开始有能力坐稳国民党党魁位置也不会走民主共和的道路，因为这取决于他的世界观。蒋介石是个很传统的人，没有一点西方的民主思想，他对中国历史的成王败寇政治斗争实在太熟悉不过了。这样看来中国不能走上民主共和道路的罪魁祸首当属蒋介石了，不过他的儿子在东南一隅主动放弃独享权力实践民主实在令人尊敬。

中国历史自秦始皇统一全国，就走上了极权政治的道路。极权政治造就的是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这种思维方式和文化传统无法构建民主社会。非善即恶，非王即寇，只有革命与被革命。实际上中国的历史只有起义没有革命，革命是外来词汇。法国大革命最彻底，国王王后屡上断头台，中国的末代皇帝都能寿终正寝，各路军阀更无一个上断头台的。在中国，被革命的往往是文人。不被革命的只好扭曲自己的人格，以放荡怪异的行为来遮掩自己内心的那一点点追求，比如竹林七贤。

在中国历史上最具有独立心理与人格的一拨人应该是文人。但是正值做自己的文人在极权政治中是不受欢迎的，所以文人自古多遭贬谪流放。遭贬谪流放的文人是幸运的，所谓诗人不幸诗家幸。极权政治如果走向极端，追求独立人格的文人只有被革命了。学成文武艺，卖与帝王家。文人的一身技能对于帝王家来说，真是一个天大的误会。

极权政治维持统治最需要的是愚民，因为极权政治却将个人凌驾于制度之上为非作歹。民主的哲学土壤是人性本恶，人容易堕落，必须以完善的法制和严谨的分权制度来控制人性之恶。儒家思想的哲学源头强调人性本善，这是基于道德和教育而言。然而宣扬道德教化以促进社会稳定和谐礼让的儒家思想正好被极权政治利用，儒家思想与极权政治可以说是绝配。人人皆可为尧舜，结果，人人皆不是尧舜。尧舜之所以能成为尧舜，是时代使然。部落时代具有原始民主意识，真正能为部落利益考虑的人才能被选为首领。家天下的时代里，人人皆不可为尧舜。只有当天下不是少数几个人或一个人的天下，而是天下人的天下的时候，尧舜这样的圣人才有可能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