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十年]赶集那些事儿——最怕那些人
[我的十年]赶集那些事儿——最怕那些人
记忆中，跟着大人赶集的前些年，摆摊卖东西是要交税的。
甭管是卖肉的，卖菜的，还是卖锅碗瓢盆的，哪怕是占巴掌大的地儿摆几柱香，统统都要交税。
那时我不懂那叫集市交易税，只知道是税，管收税的工作人员叫“要税的”。
“要税的”通常在十一点左右开始收税，我想之所以选择这个时间是有讲究的：
农村的集市尤其是快过年的时候，开张比平时晚，十一二点正是大家铺好了摊子，生意最旺的时候。这个时候要税，想必更好收一些。
“要税的”一般分两组，每组两人，他们从集市的一头儿开始，一组管路东边，一组管路一边，齐头并进，沿着集市所在的路沿途收下去。
通常，要税的两人一前一后，前面的貌似小头目，夹着公文包，后面的手里拿个小本本，指间夹着笔。小本本是票据本，笔是用来在小本本上划数字的，之所以是划，是我对那熟练又潇洒的动作印象深刻，那绝不能称之为写的。
小本本上的数字，决定了摊主要交多少钱，很久以来，我都对那个小本本心存敬畏。
我很好奇他们是按什么标准来收费的，曾猜想是根据摊位大小，摊位大的多收些，摊位小的少收些，但观察了几次收税的过程，似乎并不是。
他们并不是每个摊位都会扯下票据单子，大多数情况下，前面那人只是咋乎一声“交税了，交税了”，后面那人便跟着作扯票据状。不知是票据难撕，还是摊主反应太快，前面那人手里被摊主迅速塞进几张毛票。
“要税的”看看满脸堆笑的摊主，再瞅瞅手里，大多数时候点点头，走开去别的摊位。但有时却不，他推开摊主的手，扭头示意一下后面，后面那人立刻将单子利利落落地撕下来，递到摊主面前。
摊主无奈，只得再次把手伸进随身携带的破旧小包里，再掏出些毛票来。
我从未看到过票据上的数字，只因那划的动作太过龙飞凤舞，不是我一个小孩能看懂的。
虽然不知道每个摊位具体被收了多少钱，但有时我看到，有人递上一块，也有人递上两块或三块，只有极少的摊位会被收五块钱。
那时，我们摆摊一天能净挣个二十块钱就很不错，五块钱实在是笔不小的数目。
我问父亲，为什么“要税的”有时候给票据有时候不给。父亲告诉我，不开单子，收的钱就归他们私有，只要开了单子，他们就要按单子上的数目上交国家。因为这，本来该收三块钱的，他们倒愿意不开单子收两块钱，这样他们鼓了自个腰包，摊主也省了钱，可谓两厢情愿，双生欢喜。
我明白过来――怪不得他们起初并不利利落落地开单子，怪不得每个摊主几乎都不等他们开单子就抢着塞过钱去。
原来秘密在这里。
知道了这个“秘密”，我对“要税的”更没没什么好感了，哪怕他们是做着正当的工作，想到他们不仅中饱私囊，还不公正，碰到熟人就少要甚至不要，生茬就多要些，我就心里愤愤不平。他们仿佛掌握生杀大权的人，一张嘴就可以宣判一个人的生死，让人既厌又怕。
[我的十年]赶集那些事儿——最怕那些人
还好，大部分时间有父亲在，我不用操心交税的事儿。那时父亲赶集有几年了，跟几个收税的人也算熟悉。
父亲不吸烟，但外套兜里总是装着烟，那是专门“伺候”要税的人的。
“要税的”来了，父亲先递烟过去，再给个一两块钱通常就能打发他们。但有时候也有例外，如果集市离家较远，我们都不认识“要税的”，或者赶上摆两个地摊，父亲不在跟前，那就很糟糕了。
有一年腊月二十五，我们去离家近二十里的地方赶集。父亲早起去摆摊，因为集市大，父亲摆了两个摊位。我和母亲在集市的靠北头，父亲和姐姐在集市靠南头，中间相距足有二百米。
大约十一点左右，母亲说我们摊上有一样福字卖光了，她要去父亲摊上拿些来，让我看好摊子。我便乖乖地站在小摊前，看着来来往往的人，希望有人来买春联。
可是，买春联的人没盼来，倒看到了两个“要税的”。他们夹着公文包，正在离我十几米的摊位前要税。
看着他们由远及近，我紧张得不行――这可怎么办，母亲把钱包拿走了，我兜里只有买包子的两块钱，我可不想把包子钱给他们。
眼看着“要税的”马上到跟前了，我决定跑。三步并作两步溜到摊前道路上，装作赶集买东西的人，心里想着下一步怎么办。
只见两个“要税的”走到我家摊前，一看没人，便问旁边的小摊“这家的人呢？”
或许那人只顾自己忙没注意到我，跟“要税的”说“不知道”。
我松了口气，心想：没人你们该走了吧。
但那俩人并没有要离开的意思，在摊前站了片刻，刻意提高了声音，说“没人是吧，那我拿春联了啊”。
说着，其中一人拿起厚厚一摞春联，夹在腋下，转身就要走。我自然不依，情急之下走上去，跟他争夺起来。也许那人早就看出来我是摊上的人，故意使出这样的招数。见我急了，他说“不让拿是吧，那你就拿钱啊，五块钱”。
我哪有五块钱，再说，别人都两块钱凭什么我要五块。我涨红了脸，紧闭着嘴，拽着那人的衣服，既羞愧又气愤，不肯给他钱，也不让他拿着春联走。
那人被我缠得走不掉，正不知怎么办时，母亲回来了，她掏出钱来给了那人，那人放下春联，挣脱我的手，走了。
我站在那里，泪眼汪汪的。如果母亲不回来，我真不知要怎么办才好。
也许是有了这样不愉快的经历，以后赶集，我对那些“要税的”憎恨不已，甚至跟父亲发狠：
以后等我有了本事，一定要把那些人好好整一整。
可是不等我有本事，国家就税费改革，集市上不见了“要税的”。
我终于可以安安心心地赶集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