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开课】唐诗新思路 欧丽娟教授·拾肆
欧丽娟老师是我上大学后很喜欢的一位国立台湾大学的教授，曾经在网上听了她的红楼梦及中国文学史系列课程，老师学识渊博，令我心折。下文整理本学期欧丽娟老师的公开课唐诗新思路。感谢b站评论区的@南康L，我将两人的笔记结合，对老师的课程进行了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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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白居易听完琵琶女的故事后，立刻感慨地说“同是天涯沦落人”，接着整个第四段就回到白居易自己身上，谈的都是自己的天涯沦落。请注意，一个人怎么样讲他自己的得与失，都是在吐露他的人格，当他抱怨他所没有的，那就是他很想要的。反向可推。所以那些抱怨就吐露出他的真实欲望，我们现在就用这个道理来推敲一下，白居易到底想要的是什么。这整个第四段全部都在抱怨，请看他抱怨的是哪些呢？首先，一开始就是“我从去年辞帝京，谪居卧病浔阳城”他说离开了长安这一个代表世俗的成功场域，就是“去中心化”了当时长安在文人心目中，比起纽约、巴黎、北京、上海、台北还要更有过之，因为它是唯一的天下中心，只有在长安，才代表着人文荟萃的一员，也才分享了大家所积极追求鱼跃龙门的功名富贵，而因此离开长安，就等于是离开了世俗的成功场域，也代表个人的失败，所以长安的文人是这样的：一般的文人宁可在长安做一个小官，也不愿意到地方去做首长，虽然那品级可能更高，权力更大、薪水更多，可是他们宁可留在长安做一个小官。因为那代表的就是一个天子脚下的荣耀，甚至成功而且近水楼台，这边出门会遇到一个贵人，那边出去会遇到一个大官，很容易可以建立起富贵的人脉，也反映出趋炎附势的人性。所以我们可以看到白居易的性格：第一个，他就是对于“去中心化”念念不忘；再来呢，他抱怨什么，这就是他想要什么的一个间接反映。他想要的是“音乐”。他说：“浔阳地僻无音乐，终岁不闻丝竹声”，可是请注意，重点不只是音乐而已，关键是他认为没有哪一种音乐？“丝竹声”，代表了精致的高雅的音乐，他说，明明有音乐啊，但是“岂无山歌与村笛，呕哑嘲哳难为听”，他鄙视原住民乡村音乐。可见他要的是那一种训练有素、来自长安的高级音乐，所以下面才会说“今夜闻君琵琶语，如听仙乐耳暂明”那才是让他的耳朵清明起来的仙乐，简单地说，就是“京都声”这也就是为什么白居易一开始会注意到琵琶女的原因，琵琶女不是“犹抱琵琶半遮面”吗？何况在那之前，深夜的天色一片黑暗，根本没看到人哪！所以白居易绝对不是因为琵琶女的美貌注意到她的。事实上，首先是什么吸引他的？诗歌前面的小序说得很清楚——“闻舟中夜弹琵琶者，听其音，铮铮然有京都声”被称为仙乐的，就是这个京都声。足见白居易存有很严重的差别心和等级观，他不屑于地方上的乡村音乐，他要的是这一种京都的高级音乐，代表全世界最先进、最精致的演奏技巧，乃至于那一种“京都风格”。所以整个从序到诗，形成了一种鲜明的对比一边是琵琶，是“仙乐”，是“京都声”；另一边就是他谪居所在的听到的“山歌村笛”，也就是俗乐，也就是荒鄙之音。那必须公平地说，我们当然要承认，京都声确实比庶民音乐更要有人文内涵，这是无可讳言，毕竟那经过了几百年、甚至上千年长时间的文化累积，只不过对于白居易来说，更重要的差别还是在于这个京都声代表的长安，也就是天下中心的权威象征，所以才更吸引他的耳朵，而这也同样显示了他对于长安的念念不忘，以致于凡是打上了长安的烙印的，都会特别吸引他的注意。接着，我们再继续看白居易还抱怨什么：“住近湓江地低湿，黄芦苦竹绕宅生”他抱怨江南的低洼潮湿，到处是杂乱无章的植物，让人水土不服无形中，他还是厌恶这是一个村野。村野乡居，当然没那么的舒适，又低湿又荒凉，再配合“其间旦暮闻何物，杜鹃啼血猿哀鸣”这些都是在渲染乡村落后偏僻，带有一种未开化的粗野不文，可见对白居易而言，他想住的应该是整洁有序的长安豪宅，拥有各种都市化的享乐。所以说，“居住条件”也是白居易很在意的一点再来呢，所谓“春江花朝秋月夜，往往取酒还独倾”白居易又在感慨他没有什么？因此他向往什么呢？那就是没有“朋友”。请看“往往取酒还独倾”就是感慨没有朋友的孤独，以致遇到像“春江花朝秋月夜”这样的美好的良辰美景，也只能够一个人喝酒，真是白白辜负啊。换句话说，他渴望的就是“朋友”。但是，请注意，他真正想要的朋友又是哪一种朋友？任何人都可以当他的朋友吗？这个是值得追问的问题，我们要请大家来想一想先举几个其他的唐代诗人来做参照，王维有一首诗叫做《终南别业》，后面六句话讲到：“兴来每独往，胜事空自知。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偶然值林叟，谈笑无还期。”你看王维说他很能享受孤独，兴致一来一个人就到那山林里面游赏大自然的风光景色，即使“胜事空自知”，和花鸟邂逅、水声泠泠，这些美好的胜事只有自己知道，他还是非常自在。走到了溪水的尽头，也不会扫兴，反而坐下来抬头看天，领略到广阔的苍穹上白云无尽的生机，比起低着头走路，反倒获得更开阔的视野、更无限的自由，最后王维说“偶然值林叟，谈笑无还期”，他说，偶然之间遇到一个邻家的老人就跟他说说笑笑，根本就忘了回家的时间，所以“谈笑无还期”你看，“偶然”表示的是没有预先安排的，是意外遇到一个邻家的老人，那所谓的“叟”，通常不是指饱读诗书的知识分子，而比较是一般的普通老先生，结果王维这么一个诗歌、书法、绘画、音乐全方面的艺术天才，竟然可以跟邻叟聊得这么投契，这真的很不容易。因为，难处就在于雅俗的落差，以及知识水平相距悬殊不用谈太久，就会发现不知道该说什么比较好，那双方的交谈就很难撑下去。可是呢，王维能够跟一个邻叟“谈笑无还期”显示出他的心胸是多么的宽广自在，跟任何人他都能够如此顺畅地交流，显示他一点都不高傲、完全没有架子，也没有自己的知识带给自己的限制。就这点来说，王维和苏东坡有异曲同工之妙，苏东坡即使可能有一点夸大其词，不过不管怎么样，他说他可以“上可以陪玉皇大帝，下可以陪悲田院乞儿”意思是说从天上的玉皇大帝，到慈善机构所收容的乞丐，他都可以很从容自在地相处，那该要有多大的学问智慧，尤其要有多开阔的胸襟，才能做得到；而这样的人格，真是何等自在，然后我们再看连李白他一个人的时候，也都可以“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就可以清楚看到这三位诗人的寂寞，都不是白居易的这一种，仔细推敲起来，从白居易对于他谪居之地，只有生活枯燥无聊、环境低湿难耐，乡音又鄙俚刺耳，居处又孤独无友，种种的负面描写，大概可以推论，白居易想要的朋友，应该是比较接近刘禹锡《陋室铭》所说的“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果不其然，基于人格的一致性，白居易他在别的作品里面也清楚呈现这一点，请看源自于他贬谪到江州担任司马的这个时期的《醉吟》这个词后来就变成了白居易自己的别号，他称自己为“醉吟先生”，还写了一篇《醉吟先生传》的自序文，也就等于是他给自己的自传，有趣的是，在这一篇醉吟先生的自传里，所显示的价值追求竟然正好和《琵琶行》一样哦，差别只在于《琵琶行》是用“抱怨自己没有”的方式来呈现而《醉吟先生传》是用“满足于他已经拥有”的这一种快乐的笔调来书写，但是结果所抱怨、所满足的都是一样的东西。透过学者对于《醉吟先生传》的研究可指出白居易其人以及他的诗的特质，是他往往在生计、年龄、官位等等生存的基本条件，都已经确认安然无恙、甚至优裕有余，然后他才会获得心灵的满足。也因此，白居易的闲适的心境就是建立在物质的、外部的条件得到满足的这个前提上的。同时呢，白居易所描绘的快乐，全部都是源自都市的恩惠都市的灯红酒绿，为他提供了个人尽情纵乐的机会，而导致闲适的社会化跟世俗化，至于朋辈交游，作为他人生快乐的最主要来源，又大多是精心筛选过的僧侣、士大夫等等特定的人物，所以有特定的分野，完全不是来者不拒的平民风格那么这一段阐述，恰恰可以说明《琵琶行》中白居易的性格特质，竟然也同时吻合了琵琶女的性格特质。这个惊人的相似性，颇为耐人寻味哦，而这可以说明“同是天涯沦落人”这句诗，真正的意义究竟在哪里。
对于“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这一联，历来诠释者大多抱以推崇、赞赏的立场，包括其中所蕴含的品味呀、意趣呀，还有这两句诗所蕴含的艺术力量，因为呢其中反映了一种社会环境和文化现象是中唐所特有的，而我们现代学者一般都给予正面的申论，或者是正面的评价，那么这些观点大致上可以分为两类。第一，是从文学写作的传统中来考虑的。在文学传统的写作里，有一种类比技巧，那就是传统文人常常以“逐臣弃妻”，就是一个被贬逐的臣子去比喻一个被抛弃的妻子，那么用这样的一个类比，来寓托失志怨愤。这是一种常见的手法。那么像陈寅恪先生就举刘禹锡的《泰娘歌》这首诗做例子，他认为刘禹锡的《泰娘歌》以遗妾比逐臣，那它的意境呢事实上跟白居易“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是很近似的，他认为这两位诗人以谪吏逐臣来歌咏离妇遗妾，它的事情呢是相近的，也因此呢很适宜用来造意感慨，有所冥会，所以呢，我们就可想而知，意思是在这个传统的手法里，逐臣跟弃妻离妾之间有一种某一种类似性，所以呢就用来作为一种寓托自我不幸的一种手法，那么第二种呢，有人会认为，“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把一个读书人跟一个社会底层的女妓进行类比，这是文人跟艺妓之间“去阶级化”、“去界限化”的结果，而这种结果反映的是，中晚唐时期商业繁荣的城市经济和政治紊乱的社会结构，所以才会有这么一种平民风格，但是我认为，这两种说法都还是有值得商榷的地方，首先呢，值得我们注意的是，传统“逐臣弃妻式”的这一种比喻手法要么是不涉及弃妻的人格问题，要不是，就是一定会去强调被弃的那位妻子是贤美却被弃，以致于呢让人感到不公，那么这么一来才能够跟诗人因为“忠而被谤”或怀才不遇，才能够互相映衬，这是诗人类比之间呢，都要谨守的分寸诗人不会把自己忠而被谤、怀才不遇去比一个人品不佳的女妓的。那么，琵琶女的人格特质却明显是属于庸俗肤浅的，她之所以沦落的原因，其实和白居易的贬谪本质上，是并不一样的。那么如果我们只用去阶级化来解释，恐怕不足以显示出这中间类比的问题。很明显，白居易对于琵琶女所产生的同类意识是来自于双方都不得意，以致于天涯沦落的遭遇。因此呢，白居易才会这么地惺惺相惜，如果我们进一步考察白居易，在江州时期所写的其他的诗歌，这一点就特别可以看得更清楚。例如琵琶女年老色衰以后，她不是过着“门前冷落鞍马稀”和“去来江口守空船，绕船月明江水寒”的凄冷的处境吗？结果这却恰恰就是白居易谪居江州时候的生活写照。白居易说啊：我被贬谪为江州司马，生活是“萧条司马宅，门巷无人过。唯对大江水，秋风朝夕波。”注意到了吧，原来两个人的处境是如此之相近，那这两个人不就是重叠在一起了吗？不止如此，江州时期里，凡是有沦落的这种情况，都会引发白居易的感触，然后呢他就会产生一个等同的这种心理，然后加以等同两者事实上，不是只有琵琶女是这样而已。例如有一首诗很有趣叫做《放旅雁》，就是呢旅行中的一个奔波南北的大雁，就在这首诗里面白居易说，“我本北人今谴谪，人鸟虽殊同是客。见此客鸟伤客人，赎汝放汝飞入云。”各位请看一下他做了功德，那么买了一只大雁来放生，但是其中所寄托的完全都是一样“同是天涯沦落人”的这一种心情，如果把其中的旅雁代换成琵琶女，有没有发现，完全可以相通既然人鸟虽殊，人跟鸟是不同的物种，在不同的物种之间都可以画上等号，建立了同是客的等同关系，那么在人跟人的同种之间，去阶级化，去界限化，然后呢建立起同是天涯沦落人的共鸣，这不是很自然而然的吗？虽然，同是天涯沦落人，以至人我双写的艺术能量焕发出很浓厚的情感，而且带来很强烈的感染力。像陈寅恪先生就认为：《琵琶行》这一篇，“既专为长安故倡女感今伤昔之作，又连绾自身迁谪失落之怀，直将混合作此诗之人与此诗所咏之人二者为一体，真可谓能所双亡，主宾俱化专一而更专一，感慨复加感慨。”这当然是对于《琵琶行》这样一个人我双写的艺术能量的一个极高的赞美。可是，如果我们不被这样的雷同所迷惑，那就必须说沦落其实只不过是表面的相似而已，从本质上来说白居易的“同是天涯沦落人”，其实明显是错误类比的，因为两个人沦落的原因完全不同。你看，琵琶女的悲情，她是来自于过度沉迷物质享乐所导致的结果，所展现的是她身为风尘中人的轻浮无知，她的沦落并不存在人格和现实的冲突，也因此没有达到内在价值和自我实践的意志的范畴，毋宁说她只不过是很本能地在表面上，以致于随波逐流。可是白居易不是，他之所以招谗获贬，被远谪到江州来，那是因为他写了讽喻诗，像《秦中吟十首》啊等等得罪了权贵，以致于呢被借题发挥，导致呢左迁浔阳的一个司马其中所展现的是身为知识分子的理想性格，是为了坚持理想不惜得罪权贵，因此他的沦落也就是坚持原则，所要付出的代价这么说来，两人之间所遇到的事理的本质跟境界的高下，其实是迥然有别的，但是白居易却用“同是天涯沦落人”的写法，让他原来所具备的道德原则跟理想坚持消失、淡化，只剩下单纯的沦落失意，这严格说来就有一点不伦不类的嫌疑喔，或者很有可能，白居易并没有注意到这个本质的差别，似乎对他来说平生不得意跟天涯沦落，就是足以等同他和琵琶女的唯一的根据，而他之所以之前会写那些讽喻诗可能本来就不完全是来自于为国为民的理想的，这当然是一个很大胆的推测，所以我们接下去来思考一些问题，我们可以进一步注意到按照平行原则，《琵琶行》这首诗中，对于琵琶女沦落之前的繁华岁月所对应的应该就是白居易在沦落之前，置身长安时候的朝官生涯，那白居易对那一段时期的京官生活是如何评价的呢？那名妓的岁月跟朝官的生涯，是否具有等价或同质的属性？这些问题的解答，都可以帮助我们看清白居易的性格特质，以及“同是天涯沦落人”的真正的意义。
那么，我们现在从他怎样回顾贬到江州之前的那一段人生，这就最足以清楚呈现出来，事实上，白居易对于他贬谪到江州前的那一段仕宦经历，所描述的重心正好就是名利权势的这个价值范畴。就在他写给元稹，他的好朋友的一封信里面，《与元九书》中说：“十年之中三登科第，名入众耳，迹升清贵，出交贤俊，入侍冕旒始得名于文章，终得罪于文章，亦其宜也。”注意一下，这一段谈的都是各种虚荣得意的记录，对于自己擅长的文章所带给他的得失，也是在名利权势的范畴上而言的，请看所谓的“始得名于文章，终得罪于文章”意思是说文章带给他很大的名声，以致可以结交权贵，“名入众耳，迹升清贵出交贤俊，入侍冕旒”，也因为他写了这些讽喻诗，才遭到贬谪的这个厄运，那再看白居易是怎样看待这些讽喻诗的呢？这封写给元稹的信里面又继续说了：“闻《秦中吟》，则权贵豪近者相目而变色矣闻《乐游园》寄足下诗，则执政柄者扼腕矣。闻《宿紫阁村》诗，则握军要者切齿矣又闻亲友间说：礼、吏部举选人多以仆私试赋判，传为准的；其余诗句，亦往往在人口中。”请看：“诸妓见仆来，指而相顾曰：此是《秦中吟》、《长恨歌》主耳！”然后就在长安一路被贬谪到江州，这一整段的过程中，“长江抵江西三四千里，凡乡校、佛寺逆旅、行舟之中，往往有题仆诗者。士庶、僧徒、孀妇、处女之口，每每有咏仆诗者。”可见白居易，当他写讽喻诗口诛笔伐的时候，同时享受着当道震动，权贵侧目，而同侪礼赞百姓颂扬的特殊名望所带给他的心理满足，而且呢从朝廷考试到歌席酒宴，他的诗人人都读过，连女妓都引以为豪，还被拿来做考试的题目，这岂非充满了一种微妙的权利快感，甚至在贬谪到江州的路上，白居易还很得意这三四千里的路上，到处都有人认识他，都有地方提他的诗，所以请看这一大段，沾沾自喜的话语中，又哪里有一点受苦百姓的踪迹呢？而讽喻诗不就是为了“歌生民之病”才写出来的吗？所以因此让我们高度怀疑，这样一种对于世俗价值患得患失的心理，也连带影响到他写讽喻诗的心理动机，其实并没有李白、杜甫那样单纯的完全出于理想，单纯为了抒发百姓的苦痛，我们从白居易自己的描述，可以推敲出白居易之所以写讽喻诗，强烈抨击时政弊端当然也有儒家兼济天下的理想性，但是本质上恐怕还是为了“名入众耳”、“得名于文章”，利用讽喻诗快速获得名气，这恐怕才更是更重要的原因，那既然在《琵琶行》中所聚焦的，都是从繁华到沦落，这样的一个单向结构，然后呢，展开他被贬逐的怅怨，以及对长安的眷恋，那么这也可以充分的显示白居易所最在意的，其实是世俗的得失，以致于啊，“失意”变质成为“失势”。而他所追慕的“繁华”其实就更接近于“浮华”，那么琵琶女魂牵梦系，念念不忘的繁华生活，也刚好是由地位、物质、声名所构成的，属于个人一生中爆发于青春岁月的巅峰经验，而满足于外部的、社会化的世俗条件，所以由此这样的厘清，可以知道在价值取向和人生追求中确实，白居易和琵琶女他们都有两面性，琵琶女既崇尚艺术又喜爱金钱，诗人具有艺术才华又渴慕权势作为上层的官吏，既追求权势又不放弃名利。这就是构成“同是天涯沦落人”的另一个原因。原来，原来本质上他们是同一类的人，不只是天涯沦落的遭遇相同而已，而是他们的性格本质就是同一类。
我们一开始就说过，琵琶女的存在是虚是实，这在文学史上并非没有争论我不认为她完全是虚构的，但是即使有着现实的蓝本，经过了文学的改造也必然带有一些虚构性。这就是我们不可以把《红楼梦》等同于曹家的传记的原因，更何况琵琶女的自传，是由白居易代笔的。代笔的时候，难免或多或少经过了自觉或不自觉地取舍、修改，以致我们从诗歌中所看到的琵琶女，毋宁可以说是白居易所塑造出来的。必须说，即使是虚构的人物，那就更证明了琵琶女的这个样子，是白居易所给她的。那当然也有可能是琵琶女是真实的人物。但是呢，在白居易这个代言人的笔下，透过了他的转述，很容易就带上了他个人主观的认知，也变成他自己的一个投射。所以各位一定要注意一件事情那就是说，在你平常中听别人转述的时候，一定要警觉，转述的人多少都会改写真实的原貌，这里多一点，那里少一点，事实就容易走样了，而且转述的人是怎样认识他所转述的这些事情就会决定他会怎样去表达这些事情，所以你听到的转述，往往就不是事情的真相。那么，无论琵琶女是虚构人物还是真实人物，我们都高度怀疑：其中有白居易自己的认知系统在里面运作，所以，更大的可能是白居易不自觉地把他对于人的一个想象，带到琵琶女的自传里。既然琵琶女的人格特质是庸俗、浅薄的，那么是否白居易在塑造这样的琵琶女的时候，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这非常有可能，请看“同是天涯沦落人”的等同，很明显是聚焦在“天涯沦落”上，而白居易太在乎这一点，以致没有注意到人格这个是不是可以等同的问题，何况《琵琶行》里面对于琵琶女的同情是很明显的，而同情心也往往让人可以更包容，通常不会导出负面的批评，然而对照起来，白居易怎么会在自己没有意识的情况底下去写出一个庸俗肤浅的琵琶女，而且还和自己的性格很接近呢？在这里，心理学就可以提供很深刻的解释了那就是无意识中所发动的投射心理。投射心理是分析心理学家荣格的理论之一。意思是说：如果人们在他人身上，看到自己所没有意识到的倾向，那就是投射。投射是一种无意识的心理机制，每当我们自己的某一种和意识无关的人格特征，被激活的时候，投射心理就乘势登场。在无意识投射的作用之下，我们往往会从他人身上看到这个没有被你自己承认的个人特征，而且你会做出强烈的反应而这么一来，我们在他人身上看到的某些东西，事实上也存在于我们自己身上，然而我们自己却没有察觉自己身上也有。另外，这样的一个概述，荣格的弟子弗兰茨也说过他说：“投射是一种在他人身上所看到的行为独特性和行为方式的倾向性，我们自己也同样表现出这种独特性和行为方式，但是我们自己并没有意识到”，那投射心理就是“把我们自身的某些潜意识、不自觉的东西然后不自觉地转移到一个外部的物体上”，当然也可以是一个另外的人身上，那么当投射发生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在投射者身上，常常可以发现强烈的情绪、言语或行为的反应透过这样的解释，就可以让我们很清楚地看到：白居易写琵琶女，当然应该不是自觉地要把她塑造成这个样子那么，塑造成这个样子，是他在无意识中所产生的一个投射心理的结果。那是因为他过于注重世俗荣辱和个人得失以致于呢，只注意到琵琶女和自己“同是天涯沦落人”的这个“天涯沦落”的外在遭遇，却没有分辨其中非常关键的内在差异，也就是导致这个沦落是完全不一样的，雅俗的、高下的原因或者应该说：原来白居易他和琵琶女的内在差异，并不存在他们两个人都是追慕繁华，甚至浮华的人。因此，对于离开长安的这样的沦落，会如此之耿耿于怀，也因此才会在《琵琶行》的这个序文中说：“予出官二年，恬然自安”，请注意这两句话，白居易所呈现的是一个清高、恬淡的自我形象，但是奥妙的地方就在于这里：白居易自己所不承认的真正的自我已经不自觉地转移到琵琶女身上，琵琶女身上的性格特质和行为方式实际上也存在于白居易自己身上，只是他自己并没有察觉而这样子的性格，正是苏东坡曾经批评的“元轻白俗”请注意，所谓的“俗”，我们在文学史上，在文学理论上常见的解释有几种。一种是说“俗”意指用语浅白，直接易懂那另外一个解释是说：啊，这个作品的内容表达很浅意，也甚至可以说是一种思想上面的简洁，一个直接。那就不涉及曲折复杂深奥的生命体验那这两种说法，我认为都属于是所谓“老妪皆解”的那一种比较浅比较容易理解的层面。可是考量“元轻白俗”这四个字，是具有对仗意义的并称的关系前面所说的“轻”，应该就是跟后面的“俗”上下平行，它应该是同一个意义范畴，而“元轻”指的就是元稹的为人轻浮、轻薄，所以会有种种的巧宦干求之举，更不要忘记他抛弃崔莺莺，还津津乐道。那这么一来“俗”也应该是就人格的评价来说的那么，它跟文学表现上用语比较浅俗、内容比较浅易是无关而是指白居易的心性、世俗，追求的是一般人所热衷的世俗价值，主要的呢，当然就是功名利禄，以致他会表现出对外在得失，过度的重视我认为苏东坡说得非常正确，“俗”也应该就这点来理解，因为有很多古人其实都已经察觉到白居易世俗的这一面。像宋代的大理学家朱熹就指出：“乐天既退闲，放浪物外，若真能脱屐轩冕者；然荣辱得失之际，铢铢较量，而自矜其达，每诗未尝不着此意”。因此宋代的葛立方，就以苏东坡来作为对比。他提醒这两个人的差别，他说：“白乐天号为知理者，而于仕宦升沉之际，悲喜辄系之。观此数诗，是未能忘情于仕宦者。”可是呢，“东坡谪琼州有诗云：“平生学道真实意，岂与穷达俱存亡”，要当如是尔”，意思是说要学苏东坡这样才对呀。我们再看，不只宋代的诗评家这么说，明朝的胡震亨他也观察到：“乐天非不爱官职者，每说及富贵，不胜津津羡慕之意”，这其实跟朱熹所说的是一贯的。到了清代，很有学问的赵翼更发现：“香山”“香山”，也就是白居易，“历官所得，俸入多少，往往见于诗”而且他的诗啊“不为记俸”就是不只是记他的薪水俸禄“兼记品服”，“品服”就是他的官位高低而这一点，其实宋代的洪迈早就已经进一步注意到了，他说“白乐天仕宦，从壮至老，凡俸禄多寡之数，悉载于诗，虽波及他人亦然”，也就是说他不是只记得自己的薪水，他还去记别的朋友们的薪水，然后呢，洪迈一一罗列白居易诗中有关品秩、俸禄的文句，竟然多达三十处之多啊。那么试想：一个人总是在谈他的薪水有多少，最近又升了甚么官，这难道不算是俗之又俗吗？由此也可以发现：白居易其实是很在乎世俗的功名利禄、富贵权位的，难怪一旦失去就承受不了这样的打击，念兹在兹的都是功名富贵的失落，也如此一来，《琵琶行》中实际上充满了追随世俗价值的被动性的，从而，从这个琵琶女身上所呈现的庸俗性格，恐怕就是白居易自己所不自觉的个性投射。那么，“同是天涯沦落人”在这样的情况来讲，非但不是错误类比，反而是他们根本是同一种人的这个同道的表示。就在镜像的叠映作用之下，琵琶女是白居易由他的、本来的真实的自我折射出来的投影，也就是琵琶女就是白居易的延伸。那么，这也让我们可以忍不住地揣测《琵琶行》中有关琵琶女身世的描写，是不是出于白居易个人的想象，才会染上这样一个浮薄、伧俗的品味呢？
我们说，白居易对这个现象自己并没有察觉，原因是因为：潜意识的运作，本来就是不自觉的，何况，应该很少有人会承认自己是虚荣庸俗的吧，最重要的是，白居易在自觉的情况下所表现的自我，都是清高脱俗的，是中华文化里所赞扬的理想形象，例如《琵琶行》小序里面所说的：“予出官二年，恬然自安”。还有，当他贬谪为江州司马以后所写的《江州司马厅记》也这么说：“予佐是郡，行四年矣，其心休休如一日二日，何哉？识时知命而已。”意思是说我贬到江州已经四年，可是啊就好像过一天而已，因为我识时知命，所以能够这么样的恬淡自安，这都表现出一种被推崇的旷达胸襟，“出处进退，何往而不自得”这就显现出一种人们在心里所向往的理想之我，而这就是白居易自觉性的表态，他所自觉想要呈现的自我形象，是大家所向往的、理想化的那个自我。但，事实真的是这样吗？出官的两年中，以《琵琶行》的小序来说，白居易真的是恬然自安，直到遇到琵琶女的时候才“始觉有迁谪意”吗？我们从第四段的种种抱怨来看，其中何尝有恬然自安的味道？而最后收尾的这个“座中泣下谁最多，江州司马青衫湿”的这个场面更显示出白居易的愤懑其实压抑已久，才会一触即发，出现情绪的大爆炸因此，宋代的葛立方就质疑白居易的言行不一，他说：“至于泪湿青衫之上，何惫如此哉！余先文康公尝有诗云：“平生趣操号安恬，退亦怡然进不贪。何事浔阳恨迁谪，轻将清泪湿青衫。””特别的是，白居易非常介意他身上所穿的那一袭青衫，那就是他失控落泪的真正的原因。青衫，它原来是古代的时候学子所穿的衣裳，借指书生；到了唐代以后呢，就成为官府的颜色之一。根据《旧唐书》的记载：官员们三品以上服色是用紫色，所以表示非常崇高；那么四品、五品以上呢，就服“绯”，也就是红色；到了六品、七品，就服“绿”，就是呢穿绿色的官服；那么八品、九品就服“青”那青袍、青衫就是蓝色的官服，可见它是最低阶的官员所穿的，也因此成为沉沦失意的标志。那既然服色反映了穷达贵贱，白居易对于这一袭青衫念兹在兹，于篇中最悲楚的感情达到最高潮的时候刻意捻出来，还用了许多眼泪加重青衫的压力，可见得《琵琶行》之所以花费这么大的篇幅淋漓歌咏，恐怕都是缘于这一袭青衫所带来的愤懑不平，那么洪迈所说的：“乐天之意，直欲书写天涯沦落之恨尔”这确实导出了《琵琶行》最核心的创作宗旨，也反映出他矜矜于荣辱穷达的那个得失心。当然，在贬谪江州的这段时间中，白居易未尝没有坦荡地表示例如说，他说：“无论海角与天涯，大抵心安即是家”“身心安处为吾土，岂限长安与洛阳”，有“我生本无乡，心安是归处”，等等等等。但是呢，其实这只是他的作品里面的一小部分而已，其它表达愤懑不甘的诗歌所在多有例如说“浔阳迁谪地，洛阳乱凝年。乡心坐如此，秋风仍飒然”，那么另外像《谪居》这首诗更说了“面瘦头斑四十四，远谪江州为司马”那其他的就实在是不暇遍举了，我们就不要一一地举例，很明显地这些愤懑不甘的表述是难以忽视，而且恐怕更多。当然，比起这些数量的比较，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即使这些表达坦然的诗句，是丝毫无伪的真情告白，但是呢其实那也属于白居易当下在自觉层次上面，他所想要塑造的一个理想化的自我形象，就好像《琵琶行》的序文，跟《江州司马厅》中所说的恬然自安，但是呢，在他潜意识不自觉的那个真实的、本来的那个我却表露在《醉吟先生传》以及更多的诗句字里行间，而那样的一个弦外之音，也就透显在这一首白居易的《琵琶行》里面。根据学者的研究，中国古代文人在自序的文体中，所塑造的自我有好几类，包含“为世排除之我”，就是为世界、被世界所排除的；还有一种呢，是“与众异质之我”，就是跟别人都不一样的我，另外一种是“众中杰出之我”，就是在群众当中出类拔萃的那一个我，还有一种是“向往如此之我”，就是我很想要变成的那一种最完美的人。那在这些类型里面，整体而言呢，跟西方比较着重于个人内在变化的那一种“忏悔式的自我”，很明显是不同的。那先姑且不论跟西方有什么不同，只就中国文人的自序文中，所呈现出来的种种的自我的这些分类来看，可以说，白居易在《琵琶行》序文中所刻意表达的明显是属于“向往的如此之我”，就是最理想的自我形象，那是一种超然而杰出于众人之上的清高境界。但是呢，就在《琵琶行》的诗歌正文中所呈现的，却是一种“为世排除之我”的这种自我形象，指的是被这个世界所排挤的、贬谪的那个我，而且更逼近到诗人真实内在的那个世俗本质，也透显出他深深被社会成败观念以及物质享受程度，所限制的那一种自怜自艾。由此也可见，文化大传统给了文人一种很高的期许，引导他们走向更理想的人格追求，但是呢，这并不能真正改造那些世俗性很浓厚的文人，他们真实的自我仍然非常顽强，不能忘怀得失，那白居易可以说就是这种矛盾性最鲜明的一个，跟王维啊、苏东坡啊杜甫啊，事实上都非常不一样，而他的这一个“向往的理想之我”，精神上的、好的那一个我跟真实的、内在的本然之我，整个纠葛并存，呈现出这个人格的矛盾性就以如此奥妙的方式，表现在《琵琶行》的这首作品里。
从前面的分析可知，一篇文学作品的意义不能只看表面、片面我们应该要全面，而且更深一层，透过整体来给予定位。就亚里斯多德所谓的“诗比历史更真实”的这个意义而言，《琵琶行》这篇传记色彩浓厚的唐诗，无疑更是作诗的人，也就是白居易本身的自我呈现，并且他在得罪于文章，而被贬为江州司马以后，白居易就不再写让他名闻遐迩的讽喻诗了。整个算起来，他所谓的讽喻时期只有短短几年，而且相关作品一共172首。这和他60年以上的创作过程，3800多首的创作总量来相比，其实是算是稍纵即逝的。但是呢很奇怪的是，这却成为现代读者对于白居易的价值判断所在，那恐怕是太过以偏概全，尤其请大家特别注意，在白居易《与元九书》中，他一再津津乐道的“名入众耳”“得名于文章”，从这几句话来看，确实显现出：白居易是极为好名的。并且这种好名不只是说要获得当代的名气而已，他还想要进一步流名千古。而这个意思指的不是说：我以好的杰出的创作立言，来获得不朽，如古人所说；他是想，他还更加上人为的积极操作，来确保作品可以传世的机会，白居易一生中，有几次把他所撰写的全部诗文加以编辑整理，那完成以后呢就抄写五个副本，分送五个地方去收藏。包含庐山、苏州、东都洛阳这三个地方的寺庙藏经院。另外还有一个侄子，一个外孙家里，总共五个地方目的就是为了避免发生各种天灾人祸，而导致失传。如果一个地方失火了，另外一个地方被水淹了，但是还有其他的地方的副本，可以把他的诗传下去请看，为了永远把自己的作品保存下去，设想真的十分周到，堪称深谋远虑，以致于啊清代的这个学者赵翼就感叹说：“才人未有不爱名，然莫有如香山之甚者。……才人名心如此！今按李、杜集多有散落，所存不过十之一二，而香山诗独全部流传，至今不缺，未必非广为藏贮之力也。”请看白居易的这个做法，以及他的这种用心，确实可以说是历代极为罕见的，那这就难怪李白、杜甫这些最伟大的诗人，都只留下部分的作品。即使经过后人的努力收集，目前也只有李白1000首左右，杜甫1400多首左右而已，但是呢白居易却留存了3800多首。这当然不是李白、杜甫写得不够多，他们不够用功，而是白居易特别费尽苦心所造成的结果，那比较起来，李白、杜甫果然不就是潇洒脱俗得多吗？他们没有把心力放在收集保存自己的作品上，以致于散失了十分之七八，这实在不可不说是文学史的重大损失。那么如果李白跟杜甫也这么好名，或许我们今天的文学史就会更丰富。然而他如果好名，说不定他们不见得就会这么地伟大，这么说来，杜甫和白居易这两位诗人，虽然被我们常常相提并论，但其实这两个人本质上迥然不同。杜甫一生都在致力于“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往往因为别人的苦难，就忘了自己这样的人，又怎么会把个人的得失放在心上，又怎么会把力气用在保存自己的作品上。但是呢，白居易并非如此，他甚至说：“仆志在兼济，行在独善。”意思是说，他在理想志向上面是兼济天下；但是呢，日常的行为做法上是独善其身，那志也就是理想，和他的行为可以二分，各自表述，这就是他自我与社会达到协调折衷的方法。但是呢，这样的做法跟这样的现象，如果太严重的话，一个人很容易就会变成说一套做一套的伪君子。何况呢，一旦失去了这种独善其身的种种好处，他就会被那些失势啊、沦落的这些情景感慨万千，然后无以自处。那平常呢那一种“自我心存道，外物少能逼”的那种自得自足的心理境界，一下就荡然无存。这样的角度，岂不也是再次显示：白居易的真实自我，不但和他笔下的琵琶女没有太大的差异，甚至于恐怕还不如琵琶女。因为，至少琵琶女从来没有刻意营造出一个清高脱俗的样子，她始终都是很一致地坦露出自己的现实面。当然，我们这样说并不是要否定《琵琶行》的艺术价值，也没有要全部否定白居易的意思。我们的重点在于：固然《琵琶行》的艺术价值很高，白居易的聪明才智更是不凡，他的诗文是研究中唐文学的宝库，这是他之所以能够成为名家的原因。但是，如果只就人格内涵来说琵琶女和白居易其实都是世俗化的，甚至称得上是庸俗的，这是不可讳言。白居易诗里面，往往流露出一种聪明人的沾沾自喜，连他和元稹的交情，虽然非常真挚感人，但是也未始没有沆瀣一气的成分。像宋代杨万里这位有名的诗人，他就认为：“读遍元诗与白诗，一生少传重微之。再三不晓渠何意，半是交情半是私。”所谓的“半是私”，就是指他们的关系，不完全是君子之交而带有一半的私心，也就难免有所偏袒护短。确实，元稹这个人是有很大的争议的，他的热衷名位，比起白居易更有过之，甚至于被历史学家称为“巧宦”，就是用很多机巧的方式去经营他的功名利禄，像陈寅恪先生就指出：“观于此诗，则知微之所以弃双文，盖筹之熟、思之精矣。然此可以知微之之为忍人，及至有心计之人也。其后来巧宦热中，位至将相，以富贵终其身，岂偶然哉！”意思是透过元稹写给崔莺莺的那首诗，可以暴露出他是一个这样有心计，而且热衷巧宦的这样的一个性格。而白居易却与这样的人十分投契，建立了一辈子的交情，岂非带有物以类聚的道理？同样地，宋代诗评家罗大经也曾经说：“乐天非是不爱富贵者，特畏祸之心甚于爱富贵耳。其诗中于官职声色事，极其形容，殊不能掩其眷恋之意。其平生所善者元稹、刘禹锡辈，亦皆逐逐声利之徒，……岂非冤亲未忘，心有偏党乎？慕乐天者，爱而知其疵可也。”请看所谓的“爱而知其疵”，这就是《礼记·曲礼》早就提醒我们的“爱而知其恶，憎而知其善”。这就是一种理性的思维，让我们清楚客观地看清楚真相，不会被表面的感觉所遮蔽，这就是我们应该要学习的。当然更重要的是，当我们学会了以后，看清之后更重要的是要用来自我省思，是否我们也有不自觉的浅俗性格，以致不能振拔起来，有所超越？也以致我们结交朋友的时候，只在乎友谅，友多闻，却很少接受友直？这都是更重要的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