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计妹的故事4~历史觅踪/巴山杜鹃第一枝/贺岩

【历史觅踪】

一段即将被尘封的历史
一支鲜为人知的知青先遣队
一个成功的案例
一个值得探讨的假设

巴 山 杜 鹃 第 一 枝

——万州、开县青年支援山区农业合作化志愿队散记
贺 岩/文/
原载重庆知青历史文化研究会《重庆知青》特刊

贺岩：期盼 甘铭插画.jpg

一、大山呼唤

1956年2月，离春节还有15天，302个14到18岁、着装整齐，胸前印着九个鲜红的大字：“支援山区农业合作化”的男女青年高举红旗，背负行装，歌声嘹亮，在亲人和群众的送别声中，冒着满天风雪，走向云雾朦胧的大巴山，开始了他们人生最重要征途。

1955年，中国农村发生了一件亘古未有的大事——合作化运动。

用当时的时髦话说就是：“千百万农民朝着社会主义道路迅跑”，稍有迟疑的就会被冠以“小脚女人”，遭到“鞭打”和“痛斥”。时任中共城口县委书记的王琴吾，名字秀气人则霸气，是个身材魁梧做事决断的山东汉子。城口县地处大巴山腹地，曾是川陕革命根据地的一部分，是重庆地区唯一建立过苏维埃政权的县份，素以贫困落后闻名。全国解放已经六年了，全县人口不足14万，没有电灯，没有公路，连现代文明的气息都难闻到。但是，既然是革命老区，山穷水穷人穷，却精神不穷、志气不穷。王琴吾下定决心，搞经济比实力自认不如人，但搞农业合作化是无本买卖，决不能落后他人，成为被痛斥和鞭打的“小脚女人”。于是乎，短短一两个月的时间，几百个农业初级合作社就建立起来了，城口实现了全县农业合作化。

但是，生儿容易养儿难。实现合作化的任务倒是完成了，问题也脚跟脚地来了。几千年自给自足的农耕方式，使得大多数农民家庭没有记账的必要，反正肉烂了在锅里。现在合作化了，怎样计算每个社员的劳动所得、怎样分配劳动所得就成了头等大事。要是分配不公，谁还愿意去干活？换句话说，必须要有会计。全县一下子办起了几百个合作社，就意味着需要几百个会计。可当时的城口，全县仅有一所初中，区上才有小学，许多村子连一个小学毕业生都没有。以致有的地方还在用画横线、数豆子等原始方法记账，矛盾纠纷层出不穷，严重影响了农村合作社的生存和巩固。

面对下面接连不断的请示告急，王琴吾书记心急如焚，吃不香睡不着，恨不得自己是孙悟空，拔根汗毛一吹，就变出几百个会计来。和县委其他领导几经商量后，终于想出一个不是办法的办法：向上级领导汇报求援。

万县地委和万县专署收到城口县委的求援报告，事关农业合作化的前途和命运，谁也不敢怠慢，马上开会研究解决问题的办法。现在已经无从知道，当时毛泽东关于“农村是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批示是否已经传达到万县，但各种报刊上已经开始就城镇的中小学毕业生去向做了许多宣传报道。万县地委和专署以此为借鉴，还真想出了一个办法来。

报纸上不是正在宣传动员农村出来的中小学毕业生返回农村吗？万县市区虽然没有农村学生，但城镇户口的中小学毕业生还不少，一时没法升学和安排工作，成了社会青年，给城镇的社会管理带来不小的压力。一方嗷嗷待哺，一方消化不良，不如变通一下，让在城镇闲着的社会青年这根萝卜去填城口农村需要会计这个坑，岂不两全其美？时任万县地委书记梁岐山当场拍板：“要得，就这么干！”

于是，1955年下半年，由青年团万县地工委和青年团万县市委牵头，组建支援山区农业合作化会计班，号召全市的社会青年积极行动起来，把知识献给农业合作社，用劳动为祖国增产更多的粮食。

消息传开，正在因未能升学就业而苦恼的万县市应届毕业生欣喜若狂，奔走相告，既响应了党的号召又解决了工作问题，一举两得，何乐不为？山区生活艰苦算得了什么？革命青年以苦为乐！

320名的招员计划很快就报满了，其中有的是兄弟（曾达富、曾达全），有的是姐妹（高成秀、高成琳），有的是已经安家并参加工作了的（平运发）。

时任街道团支部书记的女青年崔若雪患有严重的肺结核，为此招工没能去，考入了高中也未能去。这次支援山区，她不但自己首先报名，并带动说服了许多团员和青年报了名。

女青年晏大珍当时还未满16岁，瘦小体弱，又是独生女，父母不同意她去城口。她偷改了户口簿上的年龄，悄悄去街道报了名；然后不动声色地准备好一切，以走亲戚为借口，骗过父母，去了城口。由于当时的通讯不便，几个月父母都不知她的去向，还以为她失踪了，急得白了头发。

会计训练班经过短暂而紧张的专业培训，举行了毕业考试。大多数青年都掌握了基本的财会知识，273名学员获得了毕业证。由于人数未满足原有计划，又从开县县城招收了29名青年，共计302人组成了万县地区支援城口农业合作化志愿队。

从来都是读了书的往城里跑，现在居然有读书人往农村跑。志愿队的消息在万县市民中引起轰动，人们对这一亘古未见的新鲜事抱以极大的兴趣和热情，并且用各种方式来表达对这一新生事物的支持。大街小巷人们交相议论着志愿队的事，居委会敲锣打鼓地把喜报送到参加志愿队的青年家中。万县市各机构单位捐款3000余元，为家庭困难的青年添置被盖、棉衣、油布（遮雨用）。还给全体志愿队员发放了生活用品，包括钢笔、信笺、信封等等。

1956年1月24日，万县地委书记梁岐山为青年志愿队题词：“学好农业社会计业务及农业生产知识，勤俭办社，为建设美好的山区而努力。”

得知万县成立了支援山区的志愿队，城口方面喜急交加，生怕煮熟的鸭子飞了，由青年团城口县委出面给万县志愿队写来了一封热情洋溢的欢迎信，希望他们早日来城口，共同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

这时离中国最重要的传统节日——春节仅剩半个多月，于情于理，志愿队的青年们都应该和家人一起共度佳节后再出发去城口。但是，他们已经被这一把把烈火烧得热血沸腾，纷纷要求立即去城口，和山区群众一起过一个革命化的春节。万县方面考虑到城口方面的殷切盼望和即将开始的春耕生产的需要，同意了青年们的要求。

1956年1月31日，万县地区专署领导接见了青年志愿队的全体队员，并与之合影。下午，青年团万县地工委和青年团万县市委联合举行了欢送大会。会上，万县专署和青年团万县地工委的领导热情洋溢地勉励队员们好好学习，克服困难，做一个建设山区的积极分子。

女青年张承玲（当时《万县报》的报道错为张成林）代表自愿支援山区农业合作化的全体青年庄严保证：“寒冷和高山吓不倒我们，我们听毛主席的话，要在七年到十二年内,把城口建设得满地稻谷黄、满山茶叶香；在那崎岖的山坡上，修起宽敞的公路。我们决心在那里安家落户，建立集体农庄。”

在全体志愿者给父母的一封信中，青年们热情洋溢地安慰父母：“亲爱的爸爸妈妈们：希望你们决不要因为我们的走而难过和不安，相反的你们应该感到骄傲和自豪，因为你们为祖国社会主义建设培养了人才，也就是为社会主义建设贡献了一份力量……

“亲爱的爸爸妈妈们：等着瞧吧！七年、十二年后的城口，再不是那漫山遍野生长着杂草和乱石的地方，到那个时候，那里的山上将变成美丽的茶园……，那崎岖不平的山冈，将修建起宽阔的公路……

“亲爱的爸爸妈妈，请你们放心吧，我们一定听毛主席的话，好好学习及工作，决不丢你们的脸，我们一定能够翻过积雪的高山，走过漫长的草地，带着笑脸，顺利的到达城口……”

2月1日清晨，在领导的鼓励、亲人的叮嘱、群众的欢送声中，这支中国知识青年的先锋队向城口出发了。他们的战旗在凛冽的寒风中猎猎作响，雄壮豪迈的歌声直冲云霄：“……再见吧亲爱的故乡，胜利的星会照耀我们。再见吧妈妈，别难过，别悲伤，祝福我们一路平安吧！”

二、风雪征程

“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现在，如果你是乘坐大巴车或者电动列车翻越秦岭大巴山，揽阅窗外的重山叠岭，峡谷深渊，吟诵起李太白的《蜀道难》，心中涌起的一定是雄伟、自豪之类词语。而当年的万开志愿者如果提及这首诗，一定还心有余悸，连连摇头：“那个路呀，莫提了，莫提了！”然后又忍不住噼里啪啦地讲起来：

“我为啥子没回万县，说出来没得人会相信。到城口后，父母亲戚不断来信，要我设法回万县，并且在万县为我联系好了接受单位。我也觉得自己还年轻，窝在这里一辈子不划算，也动了回万县的心。可是一想起路上的艰难，走拢城口时睡了几天才‘活’过来，如果回万县还要这样‘死’一回，我害怕了：算了，这辈子就呆在城口，哪里都不去了。”

“我到城口后，七年没回过万县。大女儿五岁、小女儿三岁了，还没见过婆婆爷爷、外公。这年春节，我和丈夫决定无论如何都得回次家了。我们请了个农民，用箩篼担上两个女儿，走上回家的路。路过八台山栈道的时候，担箩篼的农民换肩时动作稍大了一点，扁担碰到崖壁上，箩篼一甩，翻了，两个女儿滚了出来！好在农民眼明手快，伸手抓住了两个女儿，要不然滚下去就是万丈深渊！我当时吓得人都傻了。”

这究竟是条什么路，路上发生过哪些故事，让这些老人们六十年后仍然记忆犹新？

当年，万县到城口县城有近600华里路程，不通车，沿途高山峻岭，道路难行。步行少则需要七八天，多则十几天。背着行装负重步行600华里是个什么滋味，不用说这些十六七岁身体单薄的花季少男少女们做梦都想象不出来，就连组织者们也低估了行程的艰难。

第一天计划行程90华里，夜宿陈家场。

刚上征途，有亲朋的相送陪伴，有鲜花掌声歌声激发起来的兴奋，志愿队员们走的轻松加愉快，歌声不断，欢笑不断；你追我赶，人人争先，根本没把眼前的高山峻岭放在眼里。虽然他们嘴上也喊着不怕困难、吃苦耐劳，心底还是有点把它当成一次夏令营，或者一次愉快的旅游。

随着亲朋一个个分手告别，激情渐渐平息，眼前剩下的是没有尽头的无声的山路。歌声没有了，笑声听不见了，脚腿变得沉重起来，背上的行李也变得沉重起来，行进的速度明显慢下来。

腿像被捆上铁板，变得僵硬，好像不属于自己，抬不起也弯不了，两只脚掌只能在地上拖动。每走一步似乎都要拿出吃奶的力气。稚嫩的肩头很快就被背包绳磨红磨肿磨破皮，稍有触动，刀割似的疼。脚掌磨出了血泡，沾地就钻心地疼，只好一瘸一拐地拖着走。停下休息的时间越来越长，每次坐下休息后，能自己站起来的人越来越少。

山路蜿蜒向上，无穷无尽地伸向大山深处。背上的行李变成了大山，压得人直不起腰。有人开始扔东西了，脸盆、皮鞋，书籍，哪样重就扔哪样。虽然他们也知道，这些东西是父母省吃俭用才给买的，但此时此刻，价格已经失去意义，减轻重量是唯一的愿望。这些花季少年，走向生活的第一步就踏在荆棘丛中。

有人开始掉眼泪喊妈妈了，山谷的风把这些哭喊声撕成碎片，刮得无影无踪，消失在大巴山的密林里。

好不容易爬上了山顶，队员们松了口气，以为下山的路可以轻松些了。殊不知“上山脚发软，下山脚打闪。”上山难下山更难。上山时体力基本耗尽，下山时僵痛的腿部失去了支撑的力量，每走一步身体就跟着下坠一次，稍不小心就是一扑趴，哭喊声接连不断。

大巴山的冬季，黑夜来得特别早。眼看天色已近黄昏，队员们还在崎岖的山路一步一步地往下捱，领队干部着急了：如果不能在天黑前赶到宿营地，志愿队将面临在深山老林过夜的危险，后果不堪想象。他们只得不断地说服鼓励队员们咬紧牙关坚持到底，偶尔也来点欺哄吓诈，毕竟谁也不愿意呆在这荒沟野外与大灰狼过夜，拼着命也得向前走。

宿营地陈家场终于到了，队员们像抽去了骨架的肉块，精疲力尽地瘫倒在床上，洗脸洗脚吃饭都拉不起来。有的还哭爹喊娘，诅咒发誓，明天打死也不走了。

困难比预想的大得多，才走了一天就溃不成军，以后的路么走下去？带队干部把情况汇报到万县地委和市委，两委连夜开会决定：放慢行进速度，每天行程减少；沿途政府组织民工为志愿队背挑行李，减轻他们的负担。

这样，志愿队又用了两天时间，坚持走到了开县。队伍在开县获得了三天的休整时间。

根据头三天所出现的问题，志愿队采取了一些新措施：273名万县志愿者编成一个大队、一个团支部，下属三个中队，大队长平运发。

开县29位志愿者编为第四中队（中队长龚世桂）。要求干部和团员起好积极带头作用。为了保证队员们有较好的吃住条件，万县志愿者三个中队拉开一天的行程，次第前进。

每天的行程控制在60华里左右。沿途各级行政部门派出民工为志愿队员背挑行李。志愿队所到之处，各地行政部门组织群众敲锣打鼓，燃放鞭炮，夹道欢迎，为志愿队鼓劲。

万县志愿队又踏上了征途。开县志愿队因种种原因，晚一个月才出发。开县志愿者离开县城时，团县委副书记陈万林一直送行到开县与城口的交界处狗儿坪，分手时还赠诗一首：“大雪纷纷遍地银，送君送到狗儿坪。依依难舍实难分，愿君早达城口城。”

由于有了新措施，加之队员们有了吃苦的心理准备，队伍的行进正常多了。温泉、大屯、狗儿坪、燕子河、蓼子口、秦宛河……一个又一个地名被志愿者们踩在脚下，抛在身后。

困难还是有的，路途越来越荒凉，人烟越来越稀少。有时路途中连水都喝不上，志愿者们只能饿了啃几口干粮，渴了捧一把雪放进口中。

2月11日是农历大年三十。第三中队夜宿狗儿坪，因为大雪封山，连喝的水都没有，劳累了一天的志愿者们不但不能洗脸洗脚，连吃饭都成问题。万般无奈之下，有的农家只好把潲水缸上面的清水滗出来，为志愿者们煮了顿“年饭”……

手扒岩。悬崖峭壁，岩壁上人工凿出的栈道又矮又窄，仅容一个人弯腰通过，碰头碰胳膊的事经常发生。两根并排放在一起的树干就是一座桥，人踏上去摇晃不停。桥下是几十丈的深渊，掉下去将尸骨不全。树干被雨雪浸湿，更加湿滑。山风不时扑打过来，发出凄厉的尖啸。过桥的人把心提在嗓子眼上，手抓崖壁，战战兢兢地滑动前脚，然后后脚平移靠拢，再出前脚。桥两边的人不断提醒鼓励：“眼睛不要往下看！”“手抓紧！”“坚持，还有两步了！”

大自然还不肯轻易放过这群花季少年。莫家坡，上三十里、下三十里，像一头巨兽挡在志愿队员面前。雪大风疾，山高路长，天溜地滑。体力本已透支疲劳不堪的志愿队员们咬紧牙关，手脚并用，气喘吁吁地一步一步往上爬。还要小心别掉下悬崖。

队员们的鞋和袜有的早已磨破，有的扔在了半路上。总不能光着脚丫子在雪地里走吧？也顾不上什么斯文和美观了，他们学着当地农民的方法，用谷草和棕皮把脚和腿包裹起来，再捆上防滑的铁踏，总算可以在雪地里行走了。

虽然寒风刺骨，汗水依然不断流淌，内衣湿了又干，干了又湿，像一块贴在背心上的铁皮。掉队的队员越来越多，还不时有人病倒。年龄小的女生坐在雪地上哭着喊妈妈，拉都拉不起来。

当地政府组织了一些滑竿，以备把实在走不动的队员抬上山。谁知这些从未玩过这种“土格”的少男少女给滑竿一晃荡，心都快荡了出来，紧张得把滑竿都捏出汗水来。再看看身边的悬崖深渊，听听耳边的山风呼啸，吓得直叫：“停下，停下！我不坐了，各人走。”

团员和各中队的干部紧急商定，一定要鼓励并帮助全体队员翻过莫家坡。男同学用棍子穿进裤腿，做成简易担架，把生病的女同学抬着走。大队长平运发以身作则，背着一个生病的女同学步行了七八里，终于登上山顶。

下山的路已被大雪覆盖，坡陡路滑，道路难辨。寒风凛冽，吹得人立足不稳，不时有人摔倒在地，有的刚爬起来一抬腿又摔了下去，不多会儿就几乎个个都摔成了雪人。队员们只能抓住路边的草和树枝，一步一步地倒着往下退，或者几个人鱼贯坐在雪地里，后面的抱住前面人肩，“搭火车”似地往下滑。脚上的鞋和袜子几乎全部报销，满是血泡、冻疮、冰口的脚踩在冰冷的雪堆里，那滋味已经不是语言可以表达的了……。但是，无论多大的困难，志愿队的大旗始终在寒风中飞扬，志愿者的脚步始终朝着城口的方向。

“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历经千辛万苦，城口县城终于遥遥在望。几天的疲劳与疼痛一扫而光，志愿者们兴奋得挥臂高喊：“城口，我们来了！”激情的歌声在大巴山唱响：“好久没到这方来，这方的凉水长青苔。吹开青苔喝凉水，长声幺幺唱起来……”

从2月1日出发，到2月14日（农历正月初三），整整走了十四天，整个志愿者大队才全部到达城口县城，连春节都是在路上过的。这次不同寻常的经历永远铭刻在志愿者们的心中，终身难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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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岁月悠悠

到达城口只是万里长征的第一步，更大、更多、时间更长的考炼还在等着志愿者们。城口县地处大巴山东南角，穷山恶水，人烟稀少，偏僻、苦寒、落后、贫穷……所有的贬义词用在它身上都不为过。全县总人口不到十三万，县城人口不过二千；全县不通汽车，没有电和自来水。志愿队这300多个少男少女从城镇来到如此恶劣的环境中，他们能坚持下去吗？会有所作为吗？自从到了城口县，关于志愿队的消息日渐稀少，莫非他们已经被大巴山的风雪所吞噬？

六十年后的2015年，笔者偶然在重庆知青历史文化研究会主办的《重庆知青》杂志的稿件中发现一篇标题为《青春献边城，耄耋回巴山》的通讯报道，内容是记六十年前的万开老知青重返城口的活动。笔者惊喜不已，立即联系上作者向求纬先生，并通过他联系上这次活动组委会副组长张承玲女士。2015年12月20日晚，张承玲女士电告笔者，明天现在万州的部分城口老知青有聚会。机不可失，笔者第二天一早就冒着严寒登上了重庆城去万州的客车。

在万州沙龙公园，笔者终于见到了这批中国知青的先行者。三十人左右，年近八旬，都是爷爷奶奶级，有的已经四世同堂；但依然精神矍铄、身体健康，谈起六十年前的往事，记忆犹新，兴奋不已。从摆谈中，笔者对他们到城口后的情况有了一个大致的轮廓。

队员们每人分配到一个农业合作社当会计，与社员同吃同住同劳动，没有工资。每个月由政府补助30斤大米、3块钱生活补助。大米是交给房东的，房东做什么队员就吃什么。城口属高寒地区，极少水稻，靠“三大坨”——洋芋、包谷、红苕打主力。不是过年过节、生朝满日，碗里难见一粒大米。而队员们在城镇时都是吃大米，现在换成了“三大坨”，嘴巴不接受、肠胃也反感，经常吃不饱，还经常闹肚子。肚子饿得咕咕叫，喉咙就是不愿往下吞。能吃上一顿大米饭就成了奢望。

饭尚且吃不饱，菜就更不用提了。每顿萝卜酸菜，油星星都看不见一颗，吃得人捞肠刮肚，清口水直冒，做梦都是在吃回锅肉下白米干饭。

当时的城口有多穷，说出来现在没几个人会相信。以住为例，没有住房、没有床和被盖的大有人在。因为出产包谷，家家户户都有一大堆包谷壳，既可当饲料，也可作燃料，还可以充当夜宿之处。到了晚上，一头钻进包谷壳堆，既遮风又透气，当地人称为“冲壳子”。

志愿者住宿的人家，肯定不会让他们“冲壳子”，但很少有单独的房间，多是和房东的儿女拼铺。一上床，发现主人都光着身子。一问，才知道山民们习惯裸睡，并非是赶时髦，只因衣裤太珍贵，床上又是竹席，穿着睡磨损太大，不像皮肤磨破了还会长起来。所以，宁愿皮肉吃亏，不愿衣服吃亏。

无可奈何地躺下，忽然觉得一身奇痒，伸手去挠。发痒的部位越来越多，两只手都挠不过来。掀开被子一看，臭虫、虼蚤、虱子满床都是，比赶场还热闹。再看自己身上，包包点点，体无完肤。这觉还能睡吗？

话匣子一旦打开，座谈会的气氛更加热闹，人人争着回忆六十年难忘的岁月。

“最难受的还是晚上。没有电灯，点的是桐油灯、松片子，只能照亮床周围，其余地方都是黑的。吹了灯，硬是伸手不见五指。那时我们年纪小，胆子也小，住房又破又旧，稍有风吹，屋子里就会发出各种怪响，吓得我们直往铺盖里钻，女同学妈呀娘呀地叫个不停。”

“要是阴冷下雨的晚上，日子就更难过了。守着忽明忽暗的孤灯，听着窗外连绵不断的雨声，遥望黢黑无底的夜空，明媚的阳光、快乐的欢笑、温暖的住房、慈爱的父母走马灯式的在脑海里浮现，伤心的泪水止不住地流淌下来……家乡，你在哪里？爸爸妈妈，你们还好吗？”

“除了记工分、算账，我们要做的事情还多着呢，读报、办夜校、教识字……整天忙得脚不沾地。当时社员们说，我们是合作社的会计员、教文化的教员、农业技术的推广员、团组织的联络员、国家大事的宣传员、文娱活动的演员、社会稳定的治安员、各级干部的预备员。”

“我一个人当两个合作社的会计，每天都要翻山过河。走路都不怕，可路上的蛇多得起串串，吓得人心惊肉跳。”

“蛇算啥子？我们那儿经常听见豹子叫。晚上才吓人，树林里一对对的眼睛，闪着绿莹莹的光……”

“要我说呀，野兽都不可怕，最可怕的还是人！记不记得，那阵几乎家家户户都有一个大脖子，颈子上吊个大包，往后面一甩，可以把颈子包一圈。还有啥子麻风病……”

“记得我在村小当代课老师，一个人教三个年级，却只有一间教室，居然考试成绩还不错。”

“那时我们才十六七岁，从来没离开过父母，也没参加过这样繁重的劳动，啷个会不艰苦呢？好在当时我们都年轻，能吃苦，想到自己是来支援山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再大的苦，咬咬牙也就过去了。”

“当地的干部都拿我们当宝贝，大会小会表扬，经常下来问寒问暖，还关心我们政治上的进步。来城口的时候，我们中间只有二十几个团员，不到十分之一，党员一个都没得。后来基本上都入了团，还有几十个党员。”

“社员们也喜欢我们。我们把工分记得清清楚楚，把账算得明明白白，还教他们唱歌识字，他们太高兴了，无论哪家办红白喜事、杀猪宰羊都要请我们去作客。就是我们离开了，几十年后再回去。还有人认出我们就是当年的‘会计娃’‘会计妹’，亲热得不得了！”

“我们去后不久，当地的小学生逐年毕业回乡，开始接替我们的工作。我们也就陆续调到县区各企事业机关任职，什么银行、邮局、供销社、广播站、财政局、税务局……都有我们的人。”

“直到现在，还有6个人没调出来，当了一辈子的农民，那是他们自己愿意的。”

“那些没到农村的同学，这辈子也比我们好不到哪里去。我们这批人后来很多都是中层干部，有的还当上了县长、县委书记。别人都说后来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是‘四个不满意’，我们是本人满意、父母满意、领导满意、群众也满意。城口没有忘记我们。就说这次纪念下乡六十周年聚会，县政府拨款专用，还组织了盛大的欢迎仪式。可惜的是当年的302人只来了一百零点，除少数是因病因事不能来，其他的都已经走了（去世了）。五十周年聚会时都来了呀！我们中间走得最早的叫张成祥，到城口还没半年就走了，刚满十六岁……”

贺岩：部分万开知青1970年7月15日支援城口农业合作化15周年合影.jpg

四、终成正果

2016年1月18日，中国传媒大学崔永元口述历史研究中心知青专题组一行三人，专程来重庆采访文革前老知青。万开赴城口老知青代表张承玲、张经棋、刘兴华不辞辛苦赶来重庆城区，接受了专访。

三位老人兴奋不已，刘兴华滔滔不绝，大讲那些记忆犹新的往事。

张承玲情不自禁地唱起他们自己创作的歌曲：“当年我们满腔热血，告别亲人奔赴农村，积极投身农业合作化建设，把青春奉献给你。”

张经棋在丈夫、女儿和外孙女的陪同下来到现场。她拿出带来的全家福照片给大家看，三代共19人。她本人一直留在城口，退休前是县二轻公司的副经理、财务科长，丈夫退休前是建行的中层干部，三个女婿分别在税务局、国安局、国土局工作，都安家城口。大女儿是1976年下乡的知青。

这一批被历史掩盖了六十年的重庆最早知青的经历终于记入了中国知青档案。

总计万开知青支援山区合作化老知青302人，其中有6人终身务农。下乡时团员10多个，没有党员。后来90%是团员，党员近100人，中层干部70多人，县级干部4人，在县城结婚安家的有100多人，全县的所有部门几乎都留下他们的足迹。一句话，在为山区做贡献的同时，他们也成就了自己。

中国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规模巨大、时间长久、花样百出，要把它捆绑起来一刀切是绝对不行的，首先众多的知青就通不过。仅仅一个“有悔无悔”就争论了几十年也没分出胜负。其实有悔与不悔，更多地取决于个人对上山下乡的认识、经历和感受，特别是回城后发展的不同。有悔的不能强迫别人悔，不悔的也不能要求别人不悔。

简而言之，是把知识带到农村还是把知识埋葬在农村将决定上山下乡的意义，下乡几年得到的更多还是失去的更多将决定你是有悔还是无悔。

万开知青的事实再一次证明，中国知青上山下乡运动不能简单地全盘否定，我们应该以实事求是的态度，对其进行全面的、分阶段性的深入探索研究，分清其功过是非，为建设社会主义强国、实现伟大的民族复兴提供宝贵的借鉴。

“奉青春献终生名垂城口青史，传知识播火种永铸巴山丰碑。”万州开县赴城口知青的事迹给我们打开了一个新的视角：如果中国后来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也仿照他们的路子走，又会是什么样的结果呢？。

60多年前的城口县城.jpg

笔者也曾是大巴山的知青，记忆最深的是大巴山那满山遍野的红杜鹃。杜鹃，神奇的精灵，在天为鸟、落地为花，啼血千里、忠贞不渝。春风吹拂，像希望的火焰，一直烧到天边，故又名映山红。城口是重庆地区唯一建立过苏维埃政权的县份，那里的杜鹃花红得最早，因为它生长在大巴山脉的东南方，较早嗅到了春的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