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关于魏晋南北朝思潮动向的综述。

---

目录

1、“山水”

2、“自觉”

一千个人当中，有一千个哈姆雷特。

所以魏晋南北朝（220-589年，以下简称“魏晋”）这个时期给人留下的印象，也应当是有所不同的。于我而言，向乡村回归的“山水”情节和人之所为人的“自觉”意识，是我对这个时期最深刻的两个印象。

1

“山水”

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

——《老子》

魏晋之际，演说老庄竟成一时风流。魏晋人似乎有些厌倦了原教旨儒家的礼仪道德，而相当羡慕道家那种羽化登仙的无羁生活。另外，西来佛教教人超越生死的轮回和专注转化的心灵技巧，也引起了高阶知识分子的兴趣。

这些无疑都影响了魏晋人的思维方式。魏晋人对山水的倾倒，在他们的文学、思想著作当中都有相当体量的描述。最为人所知的，无非是陶渊明（约352-427年）的“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在陶公之前，仲长统（179-220年）早就勾勒了一幅恬静的乡里共同体的画卷：

使居有良田广宅，背山临流，沟池环匝，竹木周布，场圃筑前，果园树后。

——仲长统《乐志论》

静谧、有些孤独、可能的自给自足，是这个乡村生活给人的主要意象。与陶渊明同时代的谢灵运（385—433年），彼时也在会稽经营他“选自然之神丽，尽高栖之意得”的“栋宇居山”的生活。在这里，谢灵运留下了不少传世诗篇，似乎乡村生活给了他无尽的创作源泉。

陶渊明，东晋诗人， 是中国第一位田园诗人，被称为“古今隐逸诗人之宗”

从公元200年前后的仲长统，到公元400年前后的谢灵运，魏晋人早已埋下了一颗向乡村回归的种子，不时滋扰内心。魏晋人拥有比前代和后代更为精粹的知识，也更富有思辨的乐趣，但他们又确实向往这种简单纯粹的乡村生活。

魏晋人之所以对山水如此倾倒，很多人解释为政治上的倾轧和不如意。这种口吻并不罕见，这些人在解释清代朴学兴起的原因时，也说是因为政治上的高压，使得知识分子不敢谈论世事，只能向故纸堆寻找学术上的乐趣，从而促使了考据、训诂的复兴。

我怀疑，这是“错误地推断已成事实的结果的必然性”。魏晋时代的早期，纵然有大规模屠杀太学生的案件，但时过境迁，这不过是那个年代极端的一些情形，尚不足以影响魏晋400年的历史进程。

在魏晋人那里，他们其实已经说得很明白：

情因所习而迁移，物触所遇而兴感......屡借山水，以化其郁结。

——孙绰《三月三日兰亭诗序》

孙绰（314—371年）是南朝士族，曾任永嘉太守，政治上大抵是得势的那一派。以借山水化其郁结的，必不是政治上的得失。

仲长统才情示人，潇洒豁达，虽未得重用，但远谈不上受到政治的倾轧。他对政治的远离，和对山水的倾倒，都是出自内心的。史载：

道统性倜傥，敢直言、不矜小节。每列郡命召，辄 称疾不就 。

——《撰上仲长统昌言表》

“称疾不就”，看来仲长统不是没有得君行道的机会，而是刻意远离政坛。在《乐志篇》中，他说到：

与达者数子论道讲书，俯仰二仪，错综人物。弹《南风》之雅操，发清商之妙曲。

——仲长统《乐志篇》

这分明是在享受山水之乐。向山水之自然当中寻求心灵的沉潜，成了那个年代知识分子的时髦追求。在谢灵运那里，他也说：

古巢居穴处曰岩栖，栋宇居山曰山居......抱疾就闲，顺从性情......

——谢灵运《山居赋》

如上，魏晋人对山水的倾倒，与其说是外在的政治高压，不如说是“自事其心”的内在需求。这一点，实与明清之际，一部分士大夫归隐山林而不仕有显著的区别。

“贤人之隐”

世人常谓魏晋人逃于山水，但日本学者吉川忠夫却说：魏晋人的隐是“贤人之隐”，而非“身隐”。他说到：

与“贤人之隐”成对比的“隐者之隐”，比如荷蓧丈人、巢父、披裘公等，那只是为了以与人不同为目的而做到的“身隐”，唯“贤人之隐”才是隐于“道”的“真隐”。由于这种真隐是“迹见于外，道不可知”，所以不附加客观的判别。这样一来，尽管六朝士大夫自己是官僚，而且往往是财富的所有者，但是依然能够贯彻隐的立场。

——吉川忠夫《六朝精神史研究》

就“贤人之隐”和“身隐”，陶渊明就说得很明白：

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

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

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

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

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

——陶渊明《饮酒（其五）》

是以，“隐”的真义断不在于身迹遁藏，而在于“心情”。所以陶公方有“心远地自偏”的论点。这一点，邓粲（东晋人，生卒年不详）在反驳外界对他接受朝廷召唤入仕的非议的时候，也曾说得相当明白：

夫隐之为道，朝亦可隐，市亦可隐。隐初在我,不在於物。

——《晋书·邓粲传》

“隐初在我,不在於物”和陶公“心远地自偏”自得其洽。

谢灵运在《斋中读书诗》中也说“昔余游京华，未尝废丘壑”。谢诗中的意境：一方面是滚滚红尘，另一方面也未曾苟忘山水之妙；和邓粲“朝亦可隐，市亦可隐”岂不融洽哉？

魏晋人偏就有这种只身两度的胸怀！

2

“自觉”

魏晋人的“越名教而任自然”，怕是所有研究这一时期哲学思潮的人都不能回避的。魏晋时期，“自然”之所以成为一个值得探讨的哲学话题，恐怕与这一时期老庄思想的大规模普及不无关系。郭象（252-312年）在注疏《庄子》中说：

吾以自然为先之......明物之自然，非有使然也......

——郭象《庄子注·知北游》

是“自然”的“自律”，而非“使然”的“他律”。吉川忠夫因此说：

嵇康在描绘代替儒家式君子的新的君子像，而说“越名教而任自然”的时候，那就宣告了拒绝顺随作为他律性规范的名教的自律性精神的开花结果。

——吉川忠夫《六朝精神史研究》

可以理解，魏晋人的这种“自觉”的思想，就是在山水游牧的生活情趣中获得的。

这一点，鲁迅（1881-1936年）早就说过：

用近代的文学眼光看来，曹丕的一个时代可以说是“文学自觉时代”，或如近代所说是为艺术为艺术（Art for art sake）的一派。

——鲁迅《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

文学自觉于魏晋是当代学术界的一个主流观点。游国恩（1899-1978年）在主编《中国文学史》中也说建安时代“代表了文学的自觉精神”。

这种自觉（自律而非他律）在苏保华（1964-至今）看来：

（魏晋人的自觉意识）接近康德所说的“无目的的合目的性”，而不是马克思所讲的“合目的性”。

——苏保华《魏晋玄学与中国审美范式》

余敦康（1930年-至今）在其《魏晋玄学史》中也说：

自我意识是一个主体范畴，主体如果不以某个客体为依据，是无法成立的，所以自我意识不能停留于自身，而必然倾向于客体。精神境界是主客合一的产物，自我意识经过一番求索，终于找到了某个客体而安息于其中，这就是精神境界。

——余敦康《魏晋玄学史》

余敦康在此处说的“自我意识”、“精神境界”就是魏晋人的“自觉”。

-3-

最后

魏晋人对山水的倾倒，对自觉意识的解放，造就了他们轻巧恣意的性格。诚如牟宗三（1909-1995年）评价魏晋名士时所说的那样：

然则“名士”者清逸之气也。清则不浊，逸则不俗.....风流者，如风之飘，如水之流﹐不主故常﹐而以自在适性为主。故不着一字﹐尽得风流。

——牟宗三《才性与玄理》

---

主要参考文献：

1.吉川忠夫《六朝精神史研究》

2.苏保华《魏晋玄学与中国审美范式》

3.余敦康《魏晋玄学史》

4.余敦康《何宴王弼玄学新探》

5.贺昌群《魏晋清谈思想初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