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些关于苏联的笑话和一个关于印度的笑话

堂吉诃德的故事可谓家喻户晓，因为不断地向着风车这一权威进行挑战，堂吉诃德成了一个经典的幽默人物。而现实生活中人们所要挑战的权威，可远远要比风车强大得多，尤其是20世纪命运多舛的苏联人。

有个苏联人去银行存100卢布，存完忧心忡忡。银行职员问他怎么了，他说担心银行会垮掉。职员说不用担心，上面有中央银行扛着。

苏联人说：“那要是中央银行也垮了呢？”
职员说：“还有苏联啊。”
“要是苏联垮了呢？”
职员说：“这么天大的好事，你只损失100卢布，回家偷着乐去吧你！”

当人们面临一种权威而又无力反抗时，笑话往往是苦闷生活的良好解药。在苏联，有这么一个笑话：

1987年，面包店门口，排队排了很久，一个年轻人喊道，“够了，我不想再排了，老子去杀了戈尔巴乔夫！”
过了一个小时，年轻人回来了，低垂着脑袋，队伍里的人问他：“你不是说要杀了戈尔巴乔夫吗？”
“别提了，那边的队伍比这边还要长。”

20世纪对于苏联人来说是一个苦闷的年代，他们缺少粮食，缺少面包，缺少言论自由，人们生活在克格勃的监控之下，活得惶恐不安，只能通过笑话来调侃权威，你大概听过这么一个笑话（可能版本会有所不同）：

中央情报局（CIA）、联邦调查局（FBI）和克格勃（KGB）都声称自己在逮捕疑犯方面最高效，于是联合国秘书长将一只兔子放进森林，想看看三个机构谁能最先把兔子逮到。

中央情报局派出大批调查人员进入树林，并对每棵树进行讯问，经过几个月的调查，得出结论是那只所谓的兔子并不存在。

联邦调查局出动人马包围了树林，命令兔子出来投降。可兔子并不出来，于是他们放火烧毁了树林，烧死了林中所有动物，并且拒绝道歉，因为这一切都是兔子的错。

轮到克格勃，他们直接冲进森林，两个小时后，拖着一只被打得半死的狗熊走了出来。狗熊嘴里喊着：“别打了，别打了，我承认我是兔子……”

在当时的苏联，讲政治笑话本身就是一件反动的事。在斯大林时代，讲政治笑话遭到检举就会因违反苏联刑法第58条第10款（恶意散布煽动推翻、分裂或削弱苏维埃联盟的言论）处三到五年的徒刑。所以会有这样的政治笑话：

安德烈夫住进一家旅店的四人间，此前入住的三个人已经互相认识，他们喝酒聊天，大声喧哗，还不停地讲着政治笑话，安德烈夫想赶快睡觉，于是想出一招。
他走出房间，对旅店服务员说，十分钟之后，往22号房间送一壶茶。说完之后他回到房间，稍坐片刻，对着一只烟灰缸说道：“22号房间，送一壶茶。”

几分钟后，服务员马上端着一壶茶进来了，那三个讲政治笑话的人顿时失声，房间死一般的沉寂，安德烈夫也终于得以入睡。第二天一早醒来，安德烈夫发现另外三个人都不见了。他走出房间，问服务员：“那三个人呢？”服务员说：“这个你不需要知道。”安德烈夫一下子很紧张：“那我有事吗？”服务员说：“你没说过什么。另外，上校对你让他们闭嘴那招很赞赏。”

对苏联人来说，政治笑话是他们对整个民族的自嘲，这种自嘲精神由来已久，也就不难解释为何这片被各种政治笑话称作什么都没有的土地上，会产生出绚烂夺目的文学作品，果戈理、契科夫、布尔加科夫，无一不是讲笑话的高手。

苏联文学理论家巴赫金曾经系统论述过中世纪何以产生诙谐：

“在阶级文化中严肃性是官方的、专横的，是与暴力、禁令、限制结合在一起的。在这种严肃性中总是有恐惧和恐吓的成分。在中世纪的严肃性中，这种成分明显占主要地位。相反，诙谐必须以克服恐惧为前提。诙谐战胜这种恐惧，使人的意识清醒，并为他揭示了一个新的世界。诚然，这种胜利只是昙花一现的，节日的胜利，紧跟其后又是日常生活的恐惧和压迫，但透过人的这些节庆意识的一线光明形成了另一种关于世界和人的非官方的真理，它酝酿着新的文艺复兴的自我意识。”

把“中世纪”替换为“苏联”，就可以理解为何苏联会产生那么多笑话，至于作者为什么只写了中世纪，考虑到他生活在斯大林和赫鲁晓夫的时代，不能怪他。

苏联政治笑话中，到底哪些原产自苏联，哪些原产自美国之类的“敌对”阵营，已经很难考证。起码像上面那个让熊屈打成招称为兔子的笑话，很有可能就是美国人的发明。

笑意味着伤害，由于苏联人民擅长自嘲，有关于各国人的笑话也经常拿苏联政治体制下的苏联人开玩笑。如果一个笑话里有苏联人，基本上他们就会是那个被伤害的群体，笑话创作者们当然有义务打破人们的这一思维定式：

一个美国人、一个印度人和一个苏联人在地狱门前，向魔鬼哀求说他们不属于这里，魔鬼被他们缠得不厌其烦，便说：“这样吧，我抽你们每人三鞭子，谁能扛得过去，谁就可以不下地狱。你们可以拿任何东西当作盾牌。”

美国人决定先来，他使用了美国军队的原材料，制造了一块极为坚硬的盾牌，躲在后面。魔鬼抽第一鞭的时候，盾牌裂了，第二鞭，盾牌碎了，第三鞭把美国人抽得无影无踪。

轮到印度人，他做了极高的瑜伽动作，进入深度冥想状态。第一鞭，印度人安然无恙，第二鞭，印度人抖了一下，第三鞭，印度人发出惨叫，不过还是挺了过去。魔鬼非常惊讶，只好放他走。印度人说道：“我能留下来看一会儿吗？在所有的笑话里，苏联人永远是最惨的，我想看看好戏。”魔鬼同意了，转身问苏联人：“你想用什么做盾牌呢？”

苏联人：“这还用想，当然用那个印度人啊。”

这个笑话大概是苏联人创造的，苏联人一改往日遭受苦难的形象，拿印度人开了一次涮。当一种新的思维定式形成之后，还得继续打破这些陈词滥调才能不断带给人新鲜的感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