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本书对于经济小白还是挺好的，能看明白一些经济趋势。
书中作者主要观点如下：

基尼系数没超标。

只要本身的收入水平还在持续上升，只要周边的收入分配没有发生剧烈变化，一般来说，人们不会产生激烈的反感，就不可能因为基尼系数扩大而导致巨大的社会动荡的压力，社会也不会轻易失去平衡。这就很清楚地解释了在基尼系数不断加大情况下，中国社会还能保持基本稳定的原因。

由于城乡二元结构，城里的基尼系数差距不大，乡里的也不大。但是如果城乡结合起来就大了。 可是由于城乡分割，所以还能保持安定。然而城乡差距是必须要消除的，否则中国就不会进入发达社会，而消除城乡差距，就势必废除户籍制度。

刘易斯拐点没有到来。

判断中国是否已经达到或接近刘易斯拐点的时候要特别关注：第一，农村平均收入是否已经接近城镇最低收入；第二，在农村边际产出是否继续为零。

农村中是否还有大量剩余劳动力？从总量来讲，截至2011年，中国农村至少还有1亿剩余劳动力。即使每年能够转移出去600万～800万人，起码还要用10年才能基本消化农村剩余劳动力。随着农业机械化和先进科学技术的推广，剩余劳动力的数量可能还会有所增加。声称农村已经没有剩余劳动力或者已经接近刘易斯拐点的说法缺乏事实根据。

显然没有，由于挤出效应和吸引效应的失灵，农村还有大量的剩余劳动力。

劳动报酬占GDP比重没有下降

“对于个体经济来说，业主的劳动报酬和经营利润不易区分，这两部分视为营业利润，而劳动者报酬仅包括个体经济的雇员报酬。”也就是说，在去掉了物化成本和雇员工资之后，个体户进账的其余部分都计入营业盈余。显而易见，这样做有助于减少征税时的混乱，可是改变的结果使得统计数据中的劳动报酬少了一块，而反映资本收入的部分增加了一块，明显地减少了劳动报酬在GDP中的比例。

作者认为统计规则的改变是引起劳动报酬占GDP比重下降的原因。

最低工资线不利于剩余劳动力转移

千万不要受到民粹主义的误导，为了迎合小市民增加收入的要求而错误地提高最低工资线。这样做在表面上会得到城镇居民的拥护，但却伤害了农村居民的利益。显然，城镇居民居住比较集中，更接近权力中心，而广大的农民分散在郊野、山区，他们的呼声强度远远不及城镇居民。如果在照顾城镇居民利益的时候忘却了人数更多的农村居民的利益，这样的政策即使在短期内受到欢迎，也注定是不能持久的。

中国制造业的主体还属于劳动密集型产业，劳动力供给曲线的弹性很大。此外，在农村还存在着大量剩余劳动力，大量农民不断进城寻找工作。在这种情况下，提高最低工资线可能大量剥夺农民工的就业机会。不能看见发达国家设定了最低工资线就理所当然地认为穷国也要照葫芦画瓢

市场经济要让市场来定价。当然在真正到达刘易斯拐点后是应该提高最低工资线的。

二次分配是贫富差距扩大主因

西方各国采取的税收政策的基本要点是：低税率，宽税基，少减免，严征管。在减税的过程中，总的税收总额并没有下降。中国目前的问题是税率偏高，税基偏窄，减免过多、过滥。

税制改革的方向是逐步调整税收结构，将税赋的重点从企业转移到个人身上，然后通过累进税制来缩小贫富差距。

劫富济贫税应真正发挥作用。

负利率引发金融危机

无论堰塞湖有多大，只要湖水不外流就没有问题。导致银行存款外流的主要因素是负利率。试想，如果老百姓把钱存进银行，非但得不到利息，反而要损失购买力，他们的理性选择必然是提出存款，另想办法保值。因此，稳定银行存款的关键在于防止出现负利率。

换个角度说，居民每月收入总数为25000亿元，其中15000亿元用于消费，5000亿元用于投资，还有5000亿元存进银行。这种状态很不稳定。有谁能够保证这多出来的几千亿元资金一定存入银行？影响资金流的关键在于银行的利率。如果银行存款出现负利率，那么存进银行的资金数量就会减少，甚至已经存进银行的资金也有可能外流。

大量资金涌入市场，会引发严重通货膨胀。

城乡收入差距依然是当前最严峻的挑战之一

推动城乡差距的主要原因不仅是职工收入和农民平均收入之间的差距，更重要的是房价暴涨大大提高了城市居民的住房价值，拉大了城市居民和农民之间的贫富差距。在最近十几年中，北京、上海等地的房价猛增，北京市区一套普通住 宅的总价就超过100万元。城市居民拥有的资产总量大幅度上升，而广大农民只能望洋兴叹。房价暴涨之后，进城的农民几乎无法购买住宅，阻碍了劳动力的流 动。因此，需要大规模地为进城农民兴建廉租房，或者通过政府补贴，提供更多更便宜的租赁房屋。同时，疏散高度集中于都市中心的政府机关和国有企业、事 业部门。把许多政府机关搬迁到中小城市，从而缩小城乡差距。

城乡差距依然巨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