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顺章

顾顺章

顾顺章的叛变，远远超出特工人员叛变的定义范畴，由此引发的后果，即便是以带来长期后遗症的地震来定义，尚不为过。

中央特科领导顾顺章被捕后叛变，事件本身符合常态，情报部门的人被捕后如果不“叛变”，那么类似潘汉年以及电视剧《伪装者》里的角色，至少会死100次。

但是顾顺章叛变后竟然被蒋介石杀掉，这种结果就不符合常态了，唯一的解释，只能是因为顾顺章是危险性极高的特工（顾是精于易容与缩骨术的著名江湖人士），国民党认为无法驾驭。

顾叛变后带来的直接后果，就是由于顾顺章向国民党公布中央要员在上海的住址，使中央从此在上海无法立足，只能转移到苏区。按照共产国际对其支部的指示精神，如果不是出现顾顺章事件，上海的中央与苏区的水浒武装，也许不会合为一体。

顾顺章叛变的间接后果，在于中央对顾顺章家属的处理。周带领中央特科的特工，将其家属不分老幼，一律杀掉。这种处理方式造成的后果，就是不叛变会被国民党杀掉，判变会被共产党杀掉，结果是一样的，只不过先后顺序不同。因此，一旦被捕，唯一的办法只能是让国民党认为自己愿意悔罪脱党以换取宽大处理，同时又要让组织相信自己是被无罪释放。

这种貌似完美的办法，到了延安整风式的各种内部运动时就出问题了，审查者认为凡是从国统区平安过来的同志，肯定有问题，被审查者对自己做过的事心知肚明，不能明说，但是也无法辩解，无数真真假假的冤案就由此产生。

顾顺章的叛变，被认为是“我党历史上最危险的叛变。”一个特工人员的叛变，引起如此严重的后果，在中外情报特工的历史上实属罕见，无形中也造成在革命的年代，“顾顺章式”的恐惧症从此贯穿始终。

各苏区在革命队伍内部，普遍开展残酷的大面积“肃反”，很大程度上就是受到顾顺章事件的影响。这种肃反的逻辑是：“某同志也许不会是顾顺章式叛徒，但万一是呢？”、“某同志应该不是顾顺章式叛徒，但是要怎么才能证明不是呢？”、“某同志应该是顾顺章式叛徒，又有谁能证明他不是呢？”

以这种逻辑开展“肃反”，后果可想而知。按照这种“肃反”方式，长征前的苏区，同志如果没有在肃反中牺牲，就可能在国民政府的围剿中牺牲，长征摆脱了围剿，也摆脱了肃反，至于张国焘在长征途中，仍然继续鄂豫皖苏区时的肃反，毕竟属于少数。

顾顺章的危险与危害在于：“他知道的太多了。”这是共产国际的情报系统以及共产国际训练的情报系统（在远东的革命里是同一组织）的特点与优点，情报系统永远在不为人知的暗处，非情报系统永远在明处。
远东革命的情报系统发生叛变这种事情，说明的是：“情报特工人员的江湖习气仍然较重，专业水准还有待提高。”按照情报特工人员的工作性质，本来就是开展“渗透”工作（革命话语体系称为“打入敌人内部”），不存在完全单一身份的特工，多重特工根本就没有“叛变”这种说法。

情报特工队伍在经过长期卓绝的革命斗争后，涌现出大批“打入敌人内部”的特工人员。对比于战火纷飞的战场与物质匮乏的后方，情报特工人员流连于大城市各种交际场合，外表无限风光。但是革命者如果没有付出某种代价，就必须付出另一种代价。
当情报特工系统运作成熟的时候，类似潘汉年、关露这种级别的特工，他们做的事情，只有极少数人才清楚，比如单线联系的领导（比如周恩来或康生）或最高领袖，甚至这部分人也不一定完全知道他们在做什么。他们最后付出的代价就是：他们知道的太多了，但是又没有人能证明他们是清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