倾世之才张爱玲惊艳了时光
她系出名门,却把自己称作自食其力的小市民;她天资聪颖,通晓人情,但待人穿衣皆我行我素;她貌不倾城,却以绝世的才华惊艳了时光。她的代表作《倾城之恋》、《金锁记》、《半生缘》等被一次次改编成影视剧搬上荧屏。她是张爱玲,一个独自欢喜,静默从容的民国才女。
倾世之才,却换不来半生温暖幼时家庭变故,带来灰色时光
她生于名门世家,祖父张佩纶是清末名臣,祖母李菊耦是李鸿章的长女,母亲黄素琼是南京黄军门的女儿。虽然父亲生活奢靡腐化,但家里到底是书香门第,藏书不少。所以,年少时,张爱玲就与文字结下了不解之缘。
两岁的时候,张爱玲的家从上海搬到了天津。他们住在花园洋房里,此时的张爱玲,身在锦绣之中,成天被成群的仆佣所簇拥着,是受尽娇宠的公主。但这样的时光倏忽而逝。八岁以后,生活发生巨大的转变,张爱玲的快乐少了许多。那些近乎灰色的年月,塑造了她性格中异于常人的部分。
张爱玲的父母因为种种矛盾隔三差五地争吵,最终协议离婚,张爱玲跟着父亲继续生活。父亲再婚后,张爱玲的少年生活由此彻底阴郁了起来。张爱玲孤僻的性格越来越明显,她总是情绪低落,不爱说话,常常拿个本子,静静坐在旁边,侧着脸看人,给人画素描,或者低着头,在那里写小说。
而之后与继母之间的隔阂与争吵,则成为了张爱玲逃出家门的导火索。
以文字为生,她惊艳了一座城
从父亲家逃出来不久后,在母亲的提议下,她选择了继续读书。香港大学的三年时光,却让她觉得温暖。当然,她仍是孤僻而自我的张爱玲。她总是很难与人相处,从来都以自己的喜好为上,很少在意别人的反应。
在香港大学学习的第三年,战火烧到了香港,她不得不中断学业,回到上海,住到了姑姑家,在赫德路 192 号爱丁顿公寓。
△张爱玲故居爱丁顿公寓
大学只读了三年,还未及毕业,就丧失了继续深造的机会。此时的张爱玲毅然选择了以文字为生。以她的孤傲性格,似乎也没有其他路可走。
1943 年,张爱玲写了两篇短篇小说:《沉香屑 • 第一炉香》和《沉香屑 • 第二炉香》。她并没有投稿,而是直接带着稿件去拜访了《紫罗兰》杂志的主编周瘦鹃。不久后,这两篇小说就出现在《紫罗兰》的复刊号和第二期上,均占显著位置。周瘦鹃还在“编者例言”中向读者郑重推荐了张爱玲。
1943年8月,《万象》杂志刊出了张爱玲的文章《心经》。其后,直到 1944 年元月,《万象》几乎每期都刊登张爱玲的小说。《心经》之后是《琉璃瓦》,然后是长篇小说《连环套》的连载。作为上海滩具有广泛影响的文艺杂志,《万象》把张爱玲迅速推向了更大范围的文艺圈。张爱玲以最快的速度,达到了创作的顶峰。
短短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张爱玲生平最重要的作品几乎都已发表出来。《倾城之恋》《封锁》《红玫瑰与白玫瑰》《花凋》《金锁记》等作品连续发表,让整个上海文坛为之震动。
仿佛,只是一夜之间,她已名动上海滩。在张爱玲的小说《倾城之恋》中,白流苏曾说,也许就因为要成全她,一个大都市倾覆了。突然间,张爱玲在上海几乎是人人皆知。张爱玲的好友炎樱回忆说,张爱玲成名后,她们再上街就变得招人耳目了。走在街头,总有读者认出张爱玲,喊她的名字,或者索要签名。
为爱痴狂,却换不来现世安稳
她是旷世的才女,却也是寻常的女子。虽然习惯了冷漠与孤单,她却同样渴望爱情。在青春年华正好的时刻,张爱玲遇到了时任汪伪政府宣传部副部长的胡兰成。应对涉世未深的张爱玲,胡兰成“得心应手”。不久之后,张爱玲就将胡兰成视为了知己。她认为,胡兰成懂她的悲喜。
于是,她愿意以尘埃的姿态,去面对这份爱情。两人没有举行正式的仪式,只写了婚书为定:“胡兰成张爱玲签订终身,结为夫妇,愿使岁月静好,现世安稳。”
后来,抗战结束,身为汉奸的胡兰成不得不四处逃难。张爱玲千里迢迢去温州看胡兰成,发现了他身边有别的女子。她希望胡兰成给她个交代,却被他斥责,于是黯然离去。
思量再三后,张爱玲最终给胡兰成写去了绝情信,彻底了断了这场爱情。
岁月无声,她悄然离开
抗战胜利后,她悄然离开上海,在香港短暂逗留后去了美国。在美国,她遇见了美国剧作家赖雅,开始了一场“沉默的婚姻”。赖雅虽然已近暮年,但是给了她很多慰藉。张爱玲不喜欢漂泊的感觉,她终究需要安稳。
可惜赖雅并不能在经济上为她提供多少帮助。与张爱玲相识的时候,他也正是前途未卜。后来的若干年,他们辗转流离,生活很是苦涩。
后来,赖雅病逝。张爱玲开始了漫长的幽居生活,很少出门,甚至连邮箱也懒得打开。她几乎是退出了纷乱的俗世生活。她选择了离群索居,这是她喜欢的生活方式。
1995年9月8日,她在美国的公寓内离开人世,因为独居,几天后才被人发现已经过世。从寂静走向寂静,了无痕迹。她来得不声不响,去得不惊不惧。
《到底是上海人》
作者/张爱玲
一年前回上海来,对于久违了的上海人的第一个印象是白与胖。在香港,广东人十有八九是黝黑瘦小的,印度人还要黑,马来人还要瘦。看惯了他们,上海人显得个个肥白如瓠,像一代乳粉的广告。
第二个印象是上海人之“通”。香港的大众文学可以用脍炙人口的公共汽车站牌“如要停车,乃可在此”为代表。上海就不然了。初到上海,我时常由心里惊叹出来:“到底是上海人!”我去买肥皂,听见一个小学徒向他的同伴解释:“喏,就是张勋的勋,功勋的勋,不是”薰风的薰。《新闻报》上登过一家百货公司的开幕广告,用并散并行的阳湖派体裁写出切实动人的文字,关于选择礼品不当的危险,结论是:“友情所系,讵不大哉!”似乎是讽刺,然而完全是真话,并没有夸大性。
上海人之“通”并不限于文理清顺,世故练达。到处我们可以找到真正的性灵文字。去年的小报上有一首打油诗,作者是谁我已经忘了,可是那首诗我永远忘不了。两个女伶请作者吃了饭,于是他就做诗了:“樽前相对两头牌,张女云姑一样佳。塞饱肚皮连赞道:难觅任使踏穿鞋!”多么可爱的,曲折的自我讽嘲!这里面有无可奈何,有容忍与放任——由疲乏而产生的放任,看不起人,也不大看得起自己,然而对于人与已依旧保留着亲切感。更明显地表示那种态度的有一副对联,是我在电车上看见的,用指甲在车窗的黑漆上刮出字来:“公婆有理,男女平权。”一向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由他们去吧!各有各的理。“男女平等”,闹了这些年,平等就平等吧!——又是由疲乏而起的放任。那种满脸油汗的笑,是标准中国幽默的特征。
上海人是传统的中国人加上近代高压生活的磨练,新旧文化种种畸形产物的交流,结果也许是不甚健康的,但是这里有一种奇异的智慧。
谁都说上海人坏,可是坏得有分寸。上海人会奉承,会趋炎附势,会混水里摸鱼,然而,因为他们有处世艺术,他们演得不过火。关于“坏”,别的我不知道,只知道一切的小说都离不了坏人。好人爱听坏人的故事,坏人可不爱听好人的故事。因此我写的故事里没有一个主角是个“完人”。只有一个女孩子可以说是合乎理想的,善良、慈悲、正大,但是,如果她不是长得美的话,只怕她有三分讨人厌。美虽美,也许读者们还是要向她叱道:“回到童话里去!”在《白雪公主》与《玻璃鞋》里,她有她的地盘。上海人不那么幼稚。我为上海人写了一本香港传奇,包括《泥香屑》、《一炉香》、《二炉香》、《茉莉香片》、《心经》、《琉璃瓦》、《封锁》、《倾城之恋》七篇。写它的时候,无时无刻不想到上海人,因为我是试着用上海人的观点来察看香港的。只有上海人能够懂得我的文不达意的地方。
我喜欢上海人,我希望上海人喜欢我的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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