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6街坊
假如时光可以倒流，倒流回上世纪的70年代，你从空中俯瞰西安城。出了朝阳门一口气向东，是一条宽阔笔直的大道。
大路两旁还是许多农田，上面种着庄稼或者蔬菜。中间间或有星星点点的建筑。马路上骑自行车的人不少，几乎没有汽车，偶尔跑过去一辆卡车，最常见拖着长辫子的电车，再有就是马车，赶马车的老农怀抱长鞭，闭目养神。老马会自己认路，常常边走边拉。马屁股后面会跟着几个欣喜若狂的小学生，捡马粪如同捡到了宝贝。他们要把马粪交给学校，学校不知道怎么才能交给生产队，好支援农业生产。
某天假如运气够好，你会发现，人们被组织起来立在这条马路两边，男女老少夹道欢迎一溜车队。车队前面跑着两轮摩托负责开道，后面跟着敞篷车和大红旗，大家伙嘴里喊着口号：“欢迎欢迎，热烈欢迎”，敞篷车上站俩老男人，一位是中国人民伟大领袖的好朋友，柬埔寨的流亡国王，西哈努克，他咧着招牌式的嘴微笑，温文尔雅，频频挥手向两旁的吃瓜群众示意。（说白了那时候他就是只丧家犬）车队今天要去西安东郊的半坡村遗址参观，旁边另一位是陪客，我们陕西省革委会的主任，大干部李瑞山。
这条东西大道就叫长乐路。沿此路东出西安，可以一直到达临潼。那有著名的贵妃池，和后来发现的兵马俑。长乐路在50年代经过苏联人专家的规划。当时的设计比较超前，路面足够宽，中间有绿化带。50年代铺设的沥青路面一直用了50多年。
假如你那时乘四路或者五路电车，出了朝阳门沿长乐路向东，你会依次路过陆军医院（后来著名的第四军医大学西京医院），苗圃路十字，十字路口花坛里，背东朝西赫然立着一块白底黑字的搪瓷牌子，上书挺吓人的一句话：“外国人未经允许，不得入内” ，接下来一站是东郊第二职工医院，然后是东红百货商店。
东红百货店的马路北面，是一大片三层高，青砖灰瓦带烟囱的苏式建筑楼群。这片楼群就是我要讲述的36街坊。
继续向东，你会路过第一个大厂“西光”，下来就到了万寿路十字。十字路口四周，遍布当时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国营的商业网点。比如，十字路口东北角，是国营万寿餐厅。西邻是国营万寿路理发馆，再隔壁是国营万寿路摄影部。
很快的穿过幸福林带，会遇到幸福路，南北向。国家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苏联援助了156个重点项目，在西安的东郊落地有六七个，全部是国防项目，常规兵器制造。沿幸福路由南向北依次是“东方”，“秦川”，“华山”，“809库”，“黄河”，和“昆仑”。这些工厂的大门都是坐东朝西，一般一进大门的三层的青砖灰瓦的主楼就是厂办公楼。后面才一字排开高大的厂房。这几个厂子的东墙外有条南北向的铁路专用线，在东北向与陇海线相接，毕竟生产的是军火，必须有点儿特殊保障。
在那个年代，每个厂都起了一个高大的名字，以假装遮人耳目。比方，黄河机械制造厂，他们是造雷达的，内部的代号是786厂；我们昆仑机械厂是生产航炮舰炮的，内部代号847厂。西光的全称是西北光学仪器厂，生产军用瞄准仪器。大到飞机上的投弹瞄准设备，小到部队连长脖子上挂着的望远镜，这个工厂都能生产。六七十年代，他们生产的民品，华山牌135照相机很出名。
每个厂子的规模都挺大，职工加家属，动辄上万人。建成投产之后，东郊这一片俨然就是一个国防城。生活在这个片区，宛若一个小社会。苏联人根据他们自己计划经济那一套经验，在这里规划有完整的配套设施。首先每个厂都有自己的幼儿园，小学，中学，有自己的医院，工人俱乐部，澡堂，食堂。其次在这几个工厂的生活区中间，安排有两个全科职工医院，煤站，粮站，百货商店，蔬菜场，电影院，供这几个工厂的职工家属共同使用。
前面提到的36街坊，就是我们昆仑厂的一个生活区。我们厂还有好几个生活区，如15街坊，16街坊，离我们36有几里地的路程，更靠东南一点。这几个生活区离工厂距离都差不多。昆仑子校坐落在36街坊里头，孩子们上学方便。而昆仑工人俱乐部和后来的灯光球场，则坐落在15街坊，看电影看演出方便。
一 我们家和邻居
我家当时住在36街坊，5号楼，东边单元的三层西户。
36街坊可能是新中国城市化最早的整体围合之一，它几乎是苏联人自己国家公寓小区的中式翻版。图纸应该就是现成的，从苏联拿来就能用。这样可以缩短建设周期，赢得效率。
整个围合并没有围墙，外圈是一栋栋的楼房。合围内部建有几排长长的平房。平房的日照情况相当糟糕，阳光被南边的三层高楼所挡，室内终年阴冷黑暗。平房的中段设有公共水池和男女厕所。水池上空一年四季开着长明灯，几十瓦的钨丝灯泡泛着黄光。厕所里的卫生状况不敢恭维。每套平房的布局都是里外套间儿。不像楼房里，两家人共住一套两居室，一家一间居室，共用厨房和厕所。所以总体下来，平房和楼房各有侧重，均好性相差不多。
一号楼是拐角楼，实际上由一栋东西向和一栋南北向的楼，按直角关系连在一起。2号楼和5号楼按东西方向间隔排列在街坊的北边，6号楼又是一个拐角楼。拐角部分有四层高，顶上有个露台，可以直接看到城市南边的终南山和大雁塔。
六七十年代没有雾霾。看见南山是很随便的事儿。5号楼的后面是大片的农田，是张家庄生产队的地界儿，平常主要是种的小麦，麦收后接着种一季玉米。
张家庄有几户人家住在离我们街坊几百米远处的地方。四周被绿树掩映，从我家里的窗台远看过去还挺有诗意。下午我们这边做饭的时候，村子上空也会冒出白色的炊烟，最后像雾一样环绕着小村庄。
春天，我们这些小孩经常趴在麦地里头，学电影里的侦察兵演埋伏，每人都会用柳条编一个草筐扣在头上。看见糟蹋了麦苗，生产队的社员们肯定不答应，经常嘴里吆喝着，骂骂咧咧追出来，边跑边拾地里的土坷垃砸我们，当然，我们几个混球跑的比兔子还快。
整栋5号楼是原来计划给苏联专家们使用的，建设水准比较高。每间房屋铺有实木地板，走廊，厨房和卫生间是水磨石地面，卫生间里有抽水马桶。其他几栋楼里面条件就一般了：水泥压光的地面，也没有坐便器，使的是蹲便器，蹲久了，站起来两腿发麻。这其实蛮符合我党一贯的政策，上下有别，内外有别
后来中苏交恶，专家们撤走了。房子不能空着浪费呀，就分给了无产阶级职工和家属们。不仅免费分配了房子，连屋子里的家具都是在房产科领的。我家就有领了两个双人床，很简单的床头加两块木板做的床板。还有一个简单的木桌子。没有衣柜放衣服，印象中衣服被褥都塞在我父亲不知从哪找来的，大的硬纸壳做的包装箱里。硬纸壳上印着一双胶鞋，上面还有，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字样，哪个年月的都搞不清楚。
我家共有五口人。刚开始父母，姐姐和我，四口人住在西户的朝南的小屋里头，还带了一个阳台，冬天可以在外头晒太阳，我曾从阳台上丢了一把铁皮手枪下去，砸烂了我邻居小凉子的额头。爹在阳台角上还堆了一堆沙子，好像把土豆塞到里面保鲜。 70年的5月之后又添了个弟弟。按照厂里的规定，就有条件换面积大一点的房子。大屋的四川人刘力鹏家搬走之后，我们就搬了进去。小屋空出来，搬进了刘叔徐姨一家。
刘叔和徐姨他们俩都不是陕西人。刘叔好像祖籍山东？我记不清了，好像他应该是个大学生，他在北郊的红旗厂，也就是造航空发动机的工厂里当工程师。经常三班倒，所以在家里并不常见到他。他人很和气，总是笑眯眯的。对我态度尤其好。徐姨，听我妈讲，好像在昆仑厂的工艺科里画图。那也算是知识分子。不像我爹我妈，两个大老粗。
刘叔家有两个孩子，姐姐叫刘丽，弟叫刘刚。刘刚是他们家搬到北郊红旗厂后他自己改的名。反正他跟我们家做邻居的时侯，我一直把他叫刘童安。
刘丽比我姐大两岁。童安大我一岁。不知不觉的，我和我姐分别把她们姐俩当了自己的老大，处处跟着别人学。
七一年的时候，我姐八岁，跟十岁的刘丽学做饭。两家共用一个厨房，各有一个水泥盘的炉灶。
炉子烧的是蜂窝煤，晚上需要封火，不然炉子灭了，生火是一件很头疼的事情。又得点报纸，又是烧劈柴，好不容易把蜂窝煤点着了，上班的时间又到了。所以孩子们小小的年纪都掌握了熟练的封火技术：炉膛底下的风门儿，须留一个宽窄合适的缝隙，保证进风助燃，同时炉膛和铸铁炉盖之间的缝隙得用一把炉灰，巧妙的加以遮掩。炉灰的多少全靠一双小手，灵活拿捏。后来据我姐讲，她做饭就是跟刘丽学的，刘丽做啥她做啥，两家人晚饭吃的是一样的东西。
刘丽手很巧。她们放暑假的时候曾借过同学的一副扑克牌来玩。把扑克还给别人之前，她用硬纸自制了一副扑克。大王是一条彩色的热带鱼，她用水彩画的很逼真。我当时狗屁不懂，老缠她着一起玩扑克，她还蛮有耐心的哄我。
刘丽还借过一个做烙饼的铸铁夹子，两个长长的把，类似于最原始的电饼铛。把做包谷面发糕的糊料放到这个夹子里头，再架到炉子上烤。时间够了打开夹子，里面就是烤熟的玉米面薄饼。上面有立体的五角星的图案，口感酥脆，硶牙。一嘴糖精的味道。
刘童安长了一个极其聪明的脑袋，后来考上了北大就是证明。他小时候个头挺高。他上一年级，我没上学。在家的时候就跟他屁股后面瞎溜达。我俩喜欢在走廊玩塑料糖纸，当时叫玻璃糖纸。我们把糖纸按在墙上，然后用手一吸，谁的糖纸飘的距离远，谁就获胜。开始我俩各有胜负。后来童安趁我不注意，偷偷拿口水沾在糖纸上。这样一来他想让糖纸飘多远就飘多远，我哪能赢得了他。我哭着去找他爸告状。他爸把他收拾了一顿，还送了我一些糖纸。
人生第一次抽烟，也是跟童安学的。他和楼下几个小烂仔同学跑到我们三楼拐弯处。用捡来的烟头攒了根烟。一人一口。轮到我，我也不能丢人，上去吸了一口，立刻眼冒金星，头晕的很。
晚上等大人们回家，我内心自责的很，感觉干了天大的坏事。内心挣扎纠结了几下，还是没忍住，告发了童安。他又挨了顿打。我小小年纪也觉得出卖朋友不够男人，承担了良心上的谴责。还好，事后他并没有记仇。
两家愉快的相处了大概不到两年光景，他们一家就调到红旗厂去了。搬走之前依依不舍。
一个礼拜天，我们全家坐公交车去他们红旗厂临时的住处去做客。那是个有着几间屋子的平房，他们一家人住在里头，显得宽敞多了。徐姨做了一桌好菜，其中糖醋丸子的味道让我终身难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