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姐的学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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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8 年，大姐初中毕业，升学选择与学费筹集的难题，让我爸妈愁眉不展。

八月的一个夜晚，天气闷热得让人窒息，蚊虫似乎也被这热气困住，不再飞舞鸣叫，窗外树枝的影子静静投落在窗纸上，纹丝不动，整个世界仿佛被闷热紧紧包裹，密不透风，独留热气蒸腾后的寂静。

我和我爸躺在大门西偏房的床上。屋内并不安静，床的上方，属于我和爸爸的空间，我躺在早已被汗水浸湿、黏住后背的凉席上，不停地翻身。身旁的电风扇晃晃悠悠，拼命转动，发出“咯吱咯吱”的声响，却丝毫不能为这滚烫的夜晚带来一丝凉意。我汗流浃背，困意与燥热交织，难以入眠。爸爸躺在床的另一头，还在抽着烟袋，“滋 - 噗，滋 - 噗”的吸烟与吐烟声，伴随着他翻动身体时古老陈旧木床发出的“吱呀”声，不断钻进我的耳朵。

床下的兔子们依旧不安分，在它们的领地窜来窜去，时而停下，用脚跺地，发出“嘣嘣咚咚”的响声。整个屋内，弥漫着旱烟味、兔子的尿骚味，夹杂着蚊虫的低鸣以及老物件发出的各种声响，一股脑儿地钻进我的耳朵和鼻孔。

这些年，我爸早已习惯在难以入眠的夜晚借抽烟来打发时间；而我，也早已习惯在床的这一端，默默听着这些声音。渐渐地，我明白每个抽烟的夜晚，都是我爸爸内心煎熬、难以入睡的夜晚。

我们生活在后山桥这样的小乡村，村民们除了关注自家耕地和每年粮食的收成，对孩子的教育似乎并不上心。村里流传着这样一句话：“上学就是为了让孩子识两个字，能分清男女厕所就行。”这句看似玩笑的话，却在无形中成为那个年代村民对孩子上学的普遍认知。于是，他们对孩子在学校的学习情况，以及孩子能否通过上学改变命运，充耳不闻，无动于衷。要是问他们，一亩地的收成和孩子考第一名哪个重要，答案肯定是一亩地能收多少粮食更为关键。

但我爸截然不同，他格外重视孩子的教育。每晚，我和他躺在大门西偏房的床上，都会接受他的思想洗礼。睡前，他必定会叮嘱我以后上学要如何如何。后来我上学了，他又会教导我学习的方法，比如每天早上要早起读书，上课要集中精力听讲等等。考试成绩不理想时，他还会严厉地要求我分析原因，并定下下次考试要达到的目标。这个空间狭小、摆设简陋、环境脏乱、气味刺鼻，甚至人畜混居的大门西偏房，竟成了我每晚接受思想洗礼的“专属教室”。我对屋内的各种气味习以为常，对我爸教育我的话语也耳熟能详。

八月的那个清晨，我带着浑身的困意起床，生怕晚起被我爸臭骂。我拿着书，坐在大门口的板凳上大声朗读。路过的人纷纷投来目光，有的人甚至停下脚步，驻足聆听，还面带笑容夸赞我：“伟，读得不错啊！”我不好意思地将头埋在书本中，但读书的声音却不敢中断。东边邻居听到读书声，立刻大声训斥自家孩子：“你看看人家伟都在读书，你还在床上躺着，赶紧起来，要么去地里拔草，要么也读书。”邻居家孩子大多会选择去地里拔草，他的父母则会满意地笑着。

我学着无视路过的人们，依旧雷打不动地读书。每个早晨都是如此度过。我爸在门口的园地里忙碌着，从我身边走来走去，额头上豆大的汗珠不断滚落，身上的背心早已被汗水浸透，我装作没看见，心中眼中只有书上的字。

这时，我妈喊了一声：“吃饭了！”终于，这个我早上最讨厌的读书时间结束了。我站起身，扭动着僵硬的身体，把书放在屋里，往堂屋走去。

我爸说：“小梅今年初中毕业了，考的分数够上新庙职高，过几天填志愿，就报这所学校吧。”我妈听后，没说什么，在孩子的学习教育上，她向来认同我爸的选择和判断。新庙职高在当时是一所包分配的职业学校，大姐读书那会，读这类职高比读高中吃香得多。毕竟上三年学毕业后，就能分配到小学或初中当老师，拥有一份安稳的工作。

接着，我爸问：“家里还有多少钱？”妈妈默默地吃着饭，没有说话。我们也都只是闷头吃饭，没人吭声。

早饭后，我妈翻箱倒柜，把家里的钱和存折都找了出来，拢共才一千多块钱。看着这点钱，我妈妈的眼睛红了。我爸也默默地低下了头。

我们家是农村的七口之家，仅靠着六亩地，我爸每月三百块钱的工资，再散养些兔子和牛，除去一家人上学、吃饭等开销，就只存下了这一千多块钱。

听到我爸妈的对话，我说：“我们家真是穷光蛋，连一万块钱都没有。”话音刚落，姐姐们便开始轮番批斗我。爸爸和妈妈转过头看向我，突然，他俩笑了。我也跟着笑了起来。

我爸说：“家里还有五头牛，一些兔毛和麦子，这几天卖掉还能换些钱。”我妈走到牛棚边，只见两头母牛、两头公牛，还有一头牛犊子，正悠闲地躺在地上，尾巴来回摆动驱赶着蚊虫，嘴巴不停地蠕动，咀嚼着青草倒沫。我妈看着院子里只到我胸口高的麦穴子，说：“麦子没多少了，平时还要打面自己吃，卖不了几个钱。”我插嘴说：“我家还是可以的，虽然没有一万块钱，但还有几头牛和兔毛等固定资产，在同村里也属中产阶级了吧，也算不上穷光蛋。”听了我的话，我爸妈又笑了。“就你会说。”我妈打趣道。

自行车是那个年代主打的交通工具(我们这里也叫脚搭车）)

第二天，牛贩子就带人来家里买牛。知道我们家因为大姐上学急着用钱，买家出价并不高。爸妈和牛贩子以及买家讨价还价了半天才卖了两千多块钱。五头牛，就卖了这么点钱。听我爸说起，我感到难以置信，牛怎么这么不值钱。

没过几天，家里的兔毛也全卖了，加上卖牛的钱，一共才凑了三千块钱左右。家里值钱的东西能卖的都卖了，可新庙职高的学费需要一万三千多块钱，还差一大截。我爸说：“先去借借看，能不能把学费凑上。”

我惊讶不已，1998 年新庙职高的学费竟然要一万三千多块钱，怎么会这么高。我爸说：“确实这么高，当年的一万三千块钱，放到现在应该值十来万。”那时我年纪小，懵懂无知，对世事了解甚少，听到我爸说学费时，着实吃了一惊，在我看来，这简直就是天价。

我妈说，要不先去孩子姥爷家看看能不能借到钱。1998 年，我姥爷已经七十多岁了。我爸说，孩子姥爷年纪大了，存点钱也是养老钱，不能去借他的。可要借一万多块钱，谈何容易。我爸先去了周姓院内的一位大爷家，论辈分，大爷是爸爸的堂哥。刚进大爷的院子，我爸就有些不好意思开口。大爷问我爸有什么事，我爸终究没说实话，用一些无关紧要的客套话敷衍过去，就回来了。回到家，他摇着头，面露难色地对我妈说：“借钱实在太难为情了，真张不开口。”我妈看着我爸的表情忍不住哈哈笑了出来。我爸又惊又气地说：“都火烧眉毛了，你还笑，不知道着急吗？”我妈又是忍不住笑出了声。我爸不再说话，坐在门口的凳子上，默默抽起了旱烟。

次日，我爸又鼓足勇气说：“今天换一家，去老三家借，老三孩子还小，用钱的地方不多，应该能有点钱。”可刚到三叔家门口，还没进大门，就听见院子里传来激烈的争吵声。三婶正大声骂着三叔，说昨天三叔打麻将输了百十来块钱，让三叔想办法把输的钱拿出来，不然就哭闹着要离婚。我爸一听，赶忙冲进院子里拉架劝解。三叔一看我爸来了，急忙向三婶解释说，“昨天的钱不是打麻将输的，是借给我哥了。”紧接着，三叔转过头来，使劲对我爸挤眼挑眉。我爸顿时明白，他摸摸口袋，掏出几十块钱递给三叔。说，“是的，昨天我去买化肥，老三就把钱借给我了。”三叔接过钱递给三婶，两人才停止争吵。我爸再次垂头丧气地回了家。这一趟，不但没借到钱，还倒贴了几十块。回到家，我爸把情况一说，我妈既生气又大声发笑。

第三天，我爸说：“远门有个哥哥，家里条件不错。”于是骑着自行车去借钱。到了远门哥哥家，哥哥去外地办事了，远门嫂子一听我爸来借钱，似乎有些不悦地说：“女孩子上什么学啊，闺女迟早要嫁人的，花那么多钱上学最后都是替别人上的。”我爸一听，顿时生气，不再低头向她借钱，转头就走。

第四天，我妈说：“还是问问孩子的姥爷吧。”我爸虽有些不情愿，但三天过去了，一分钱都没借到，无奈之下，只好和我妈来到姥爷家。姥爷一听大姐上学需要用钱，立刻行动起来。当天，七十多岁的姥爷，顶着八月骄阳似火的烈日，用原本就一瘸一拐的双腿蹬着自行车，顺着田地里坑坑洼洼的泥土小路，骑行一百多里路，直到深夜才赶到凤台县的二姥爷家借钱。第五天，姥爷又连夜骑车返回，第六日一大早，姥爷就带着厚厚的一沓钱来到我家。“这是五千块钱，在凤台县你二叔家借的。”姥爷对爸妈说。爸妈此时双眼模糊，赶忙做饭给姥爷吃。姥爷紧接着拿下头顶上的湿毛巾擦擦脸说：“先别急，我再想想谁家还能再借点。”我爸看着满脸皱纹，尽显疲态，眼窝深陷的姥爷，心疼的泪水在眼眶里打转。吃过饭后，充满烈日阳光的院子如同蒸笼一般，姥爷身上的白色背心成块地黏贴在后背，头上顶着湿漉漉的毛巾，弓着腰推着二八大杠自行车，一瘸一拐的身影消失在院子门口。

晚上，我爸说：“这钱还差好几千，明天我问问同事家里能不能腾出点用用，都是老师，他们知道读书的重要性，肯定会帮忙的。”

第七天，我爸一大早就骑车前往学校，来到李老师家。李老师一听是给孩子上学用钱，转身进屋里拿出一千块钱递给我爸，说：“家里多余的也没有，这一千块钱先拿着用，别耽误孩子上学。”我爸接过钱，站在原地，一时说不出话，泪水顺着脸颊流了下来。

听我爸讲这些，我的眼睛也酸酸的。我说，要是我可能也会感动得热泪盈眶。毕竟身处困境之时，仍有人愿意伸出援手，这虽是人生某个阶段的困难处境，也是一件值得庆幸和铭记的大事。逆境从来就是检验人性的一面镜子。

第八天，我爸想起了前山桥同为教师的周学盛，他既是一位德高望重的老校长，也是个乐于助人的好心人，而且两人关系不错。经过几天借钱的磨练，我爸渐渐有了些经验。用他的话说：“我的脸皮逐渐变厚了，能向人开口了。”我接过话：“您这是为了大姐能顺利上学，把面子都顾不上了吧。”我爸只是笑笑，没有说话。我明白，每个人在绝境中求生存，都顾不上命运那无常的波澜，就像悬崖边的松柏，即便生长在嶙峋石缝中，也能舒展出刺破苍穹的绿意。

我爸来到周学盛家里。周学盛问我爸还需要多少钱。我爸说，三千块钱就够了。周学盛说：“你骑自行车带着我，我去邮局给你取钱。”两人来到街上的邮局，周学盛拿着存折走进邮局，不一会儿，拿着一沓钱交给我爸说：“给，这是三千，你点点。我爸说，不用点。直接把钱装进兜里，连声道谢。

回到家，我爸妈把借来的钱、卖牛卖兔毛的钱以及家里原本存的钱加在一起，刚好一万三千多。离大姐报名交学费的日子还有几天。吃过饭，天气依旧炎热，大门西偏房的屋里还是热得让人难受，电风扇无效的咯吱作响，兔子仍旧在屋里来回跑动，习惯性地跺脚，发出“扑扑腾腾”的声响。我躺在床的这头，我爸躺在床另一头。没有了“滋 - 噗，滋 - 噗”的吸烟声和吐烟声。一道道鼾声响起。我后背仍旧黏住凉席听着这些声音，翻动着身体。

小时候，家里还有二八大杠自行车

大姐报名那天，我爸陪同前往。一万三千块钱一次性全部交给了学校。一个月后的周末，大姐回家对我爸说：“听同学们说，颍上师范学校要更好些。”我爸不太懂这些，就咨询了几位教育系统的老师以及县里相关单位的同志。他们都认为孩子能去颍上师范上学肯定比在新庙职高要好。正所谓“三个臭皮匠，顶个诸葛亮”，又或许是“人禁不住三劝”，打听咨询后，得知大姐的分数够上颍上师范，而且可以退学再报颍上师范。于是我爸又陪着大姐去学校办理了退学，学校把学费全部退回。我爸又拿到了一万三千多现金。

拿着退回的学费，我爸再次陪大姐到颍上师范报名，学费同样是一万三千多。来到学校报名窗口，我爸把一沓钱交给收费人员，钱往验钞机一过，机子“滴滴”地发出响声，验出两百块钱假币。我爸心里猛地一凉。后面排队缴费的人群很长，嘈杂的声音更令我爸汗水直冒。“要么你先去把钱准备好再过来？”收费人员说。我爸说，“您行行好，给我留个位，回来别让我再排队了。家里一大堆活。”工作人员也很通情达理，答应了我爸要求。还好之前我爸有个同事来到县城任教。我爸骑着自行车，双脚不停蹬车，来到了蔡叔家借了两百块钱。赶紧又一路赶回，这才把学费缴上。

对于这个好不容易凑出一万三千块钱的家庭来说，这两百块钱假币无疑是雪上加霜。那个年代两百块钱的分量，足以让一个身处逆境的成年人压力倍增。也可能会成为压垮一个成年人的致命稻草。

报好名后，大姐就在颍上师范读书了。我爸回到家，唉声叹气地说：“新庙职高退费退了两张假币。”我妈听后，心情也很复杂，本想埋怨我爸怎么不仔细检验查对，但一想也难以避免。就立刻挤出笑脸对我爸说：“别往心里去，这很正常。”

年幼的我，拿着我爸带回来的假币看了半天，也没看出假在哪里。我说：“这钱不是长得和真钱一样吗，可以花吗？”

我爸说：“不能，这钱就到此为止了，不能再拿去欺骗别人。”

晚上，晴空万里。我们一家把床搬到室外，搭起了蚊帐。我爸妈并没有因为假币的事而争吵郁闷。我们躺在床上聊着天，兔子们依旧在大门西偏房的屋里来回窜动，时不时地蹦跳跺脚。

2025.5.9  苇小言/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