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湖湘史学的发展
第八章第三节
清代湖湘史学的发展
经历了近两千年的历史发展，湖湘历史学及其史学家群体，到清代又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在从清初至清末的二百六十余年中，历史学作为湖湘学术的传统门类，仍然兴盛不衰。更为重要的是，到清代中期，由于西方列强的入侵，中国被卷入近代历史的潮流。湖湘历史学也随着这一历史的巨变，发生质的飞跃，开始了从传统史学向近代史学的转变。
王夫之是清代湖湘史学的第一位最重要代表人物，其史学著作以《读通鉴论》、《宋论》为代表作。
《读通鉴论》三十卷，成于清康熙二十六年（1687），系王夫之研读宋代司马光《资治通鉴》一书的论著。全书有秦史一卷、两汉史八卷、南北朝史四卷、隋史一卷、唐史八卷、五代史三卷。每卷根据《资治通鉴》所列帝王世系，又分若干篇。每篇则选择这一时期历史事件或历史人物，进行分析和评价，于史实皆略而不载。末附《叙论》四篇，阐明著书宗旨。
《宋论》十五卷，专评宋代史事的史论著作。体裁、观点与《读通鉴论》同。除末卷外，基本上每帝一卷，每卷选择若干历史事件或历史人物，进行分析评论。书中对于宋统治者多所批评，如卷十论秦桧之所以得势，乃在于宋朝君臣严防武将篡位之故。指出党争之祸，贻害无穷，国威不振。许多评论皆切中时弊。
《读通鉴论》、《宋论》两书，是王夫之对我国秦朝以后历史的系统分析和评论，不乏伟论卓见、超迈群伦。同时，两书也较为集中地体现出他的史学思想、治史之由。一是以经世致用为宗旨，主张以史资治。《读通鉴论》之卷六即指出：“所贵乎史者，述往以为来者师也”，否则“记载徒繁，而经世之大略不著，后人欲求得失之枢机以效法之无繇也，则恶用史为？”其卷末《叙论四》又云：“治之所资，惟在一心，而史特其鉴也。故论鉴者，于其得也而必推其所以得，于其失也而必推其所以失；其得也而必思易其迹而何以亦得，其失也而必思就其偏而何以救失，乃可以为治之资。”以史之得失，以为今之扶偏救失之资。二是批评历代史学奉为至上的正统论。他在《读通鉴论》卷十六说：“正统之论始于五德，邹衍邪说以惑天下，而诬帝王以征之，尤妖妄而不经。君子辟之断断如也。”又说：“崛起一中夏者，奚用承彼不连之系乎？有离有绝，固无统也，而又何正不正邪？以天下论者，必循天下之公，天下非一姓之私也。”他义正词严地批判正统论，天下万世，“有离有绝，固无统也”，“天下非一姓之私也”。他还指出：“封建不可复行于后世，民力之所不堪，而势在必革也”，表现出进化论的观点。三是反对清朝统治，宣扬民族大义。其《读通鉴论》卷十八说：“天下之大防二，华夏、夷狄也，君子、小人也。”
除史论以外，王夫之还有以记述历史为主的史学著作，如《永历实录》、《大行录》（已佚）、《莲峰志》五卷等。
《永历实录》二十五卷，实为一部纪传体的史学著作，记载南明永历帝朱由榔在位十五年始末。其卷一为本纪，卷二以下皆为列传，其《死节》、《佞幸》、《宦者》诸传，较他书为详。对农民起义领袖高必正、刘体纯、李来亨等，皆为立传，尤可补史乘之阙，是为研究南明历史之重要史籍。
王夫之以后，直到道光年间，湖湘文人学子潜心于史者仍复不少，有王万澍、吴思树、尹荣组等。
王万澍，为乾隆年间学者，字霍霖，湖南常宁人。少时酷爱《尚书》，绝意仕进，潜心于乡土史学。为收集湖南古代史料，足迹遍全省。著《衡湘稽古录》五卷，自远古叙述至秦朝。后又采录历代正史资料，汇聚连篇，撰写《湖南阳秋》十六卷，叙述自秦至元之湖南历史，是为较早的湖南通史著作。子王国牧，承父业，续述元朝以下湖南史事，作《湖南阳秋续编》十三卷。另有王珅，作《释地》十四卷，为《湖南阳秋》补编。
吴思树，字尚松，湖南新化县人，乾隆进士，岳州府学教授。后任山东新泰知县，以迂拙去职，穷老终身。长于经史，曾著有《通史》千卷。尹荣组，字锡奎，湖南酃县（今炎陵县）人。十六岁中秀才，以贡生选宝庆府学训导。尹氏学识渊博，深受生员爱戴。嘉庆二十四年（1819）中进士，后官工部主事。不久辞归，潜心著述，编撰有《古今女史》一百卷，专述历代妇女史事。
至道光年间，湖湘史局为之一变。其主要标志是以陶澍为代表的经世致用学派的崛起，及其大批史学著述的出现。他们为着改革清朝业已弊病丛生的局面，纷纷对两千多年来的历史进行总结与探索；特别是对于清代中期以后，西方列强分别从我国东南沿海和西北边陲展开侵略的形势，提出各自的主张，而其中最为杰出的代表即近代著名的思想家和史学家魏源。
魏源史学著作的代表作，主要为《圣武记》、《海国图志》和《元史新编》。
《圣武记》十四卷，道光二十二年（1842）成书并刊行。采用纪事本末体裁，前十卷叙事，历述清初建国、平定三藩、戡定回疆和金川，镇压农民起义及处理蒙古、西藏问题等史实，阐述历次用兵成败之道以及各项军事制度等。于一事之原因、结果及其过程，提纲挈领，条分缕析，且对清朝之兴衰原因进行了探究。后四卷则为作者的议论，对于练兵之方、整军之策、筹饷之法，应敌驭夷之略等，论述尤详。此书是清代有专题私撰清史的第一部著作。作者在书中首先提出“以夷制夷”、“以夷攻夷”、“以彼长技御彼长技”的策略，实际上初步提出了学习西方先进科学技术，以抵抗西方侵略的思想，因此深为时人所重视，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海国图志》，道光二十一年（1841）魏源在江苏京口受林则徐嘱托，根据《四洲志》等译稿和中国历代史志及明代以来的岛志资料，编撰而成，是为一部系统地介绍和研究世界历史地理的著作。该书于道光二十二年刊刻，共五十卷。二十七年（1847）扩充为六十卷，咸丰二年（1852）再次扩充为一百卷。全书叙述世界各国的历史、地理情况，介绍了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特别是关于战舰、火器的生产技术，并提出了诸多重要见解。魏源认为英国国富民强的原因，是由于“不务行教而专行贾，且佐行贾以行兵，兵贾相资，遂雄”。他还在书中斥责封建顽固派反对“师夷”的主张，是“夏虫”、“井蛙”之见，又进而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的主张。魏源明确地认识到：要真正有效抵制外国侵略，就必须迅速学习西方制造战舰、火器和练兵之法，进而表达了对西方资本主义民主政体的羡慕之意，从而对于中国近代政治学术思想和史学思想产生了十分重要的影响。
道光三十年（1850），《海国图志》传入日本，日本学者竞为翻译、训解、刊刻，使日本人士扩大视野，了解西方，并对其后来的明治维新有一定影响。
《元史新编》九十五卷，凡本纪十四卷、列传四十二卷、表七卷、志三十二卷，记述元太祖成吉思汗元年（1206）至元顺帝至正二十八年（1368）间一百六十三年的史事。鸦片战争以后，魏源有感于战争的失败和太平天国农民起义的兴起，为总结元代兴亡的教训，乃补正旧史而编撰，后经欧阳俌之、邹代过勘补成书，于光绪三十一年（1905）刊刻行世。
元朝历史，早在明初即由宋濂等编纂成《元史》一书。但因修撰时间过早，成书又极仓促，存在诸多问题。以后曾有不少学者对此进行研究，或作补充，或为订正，撰写了多种著述。魏源吸取前人的研究成果，对于宋濂《元史》作了较大的补充和修正。在史料上，全书除采录历代正史以外，征引了《元朝秘史》、《蒙古源流》、《皇元圣武亲征录》、《元典章》、《元文类》和元人文集，着重补充了统治中原以前元太祖至宪宗四朝史实、元代的治河、钞法和西北边徼沿革。本纪自世祖以下袭用清康熙时学者邵远平《元史类编》。表、志采用乾隆时钱大昕所撰《氏族志》、《艺文志》。在体例上，《新编》于列传部分划分“开国”、“世祖”、“中叶”、“元末”四期，人物按功臣、相臣、文臣、言臣、奸臣等分类相从，“传事与传人相兼”，亦各得其是、别具一格。魏源的《元史新编》，可以说是他对于元朝历史研究的重要成果，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
道光、咸丰年间湖湘的史家群体中，还有黄本骥、汤鹏、邹汉勋、周寿昌、邹汉池等著名学者。他们所从事的历史学研究，仍是受清乾嘉学风的影响，主要为对于古代历史的考据，或地方史志的编纂，其史学观点和史学方法，基本上仍然属于传统史学的范畴。
黄本骥（1781—1856），字仲良，号虎痴，湖南宁乡人。道光二年（1822）举人，十七年（1837）选湖南黔阳教谕，悉心培育生员，多有成就。一生好文物，喜考古，搜集秦汉以后金石文字数百种及古琴、刀、布等甚多，名其居为“三长物斋”。著述颇多，有《古志石华》、《隋唐石刻拾遗》、《集古录辑佚》、《金石萃编补目》、《元碑补目》、《续金石萃编》、《湖南风物志》等。
汤鹏（1801—1844），字海秋，湖南益阳人。道光三年（1823）进士，历官礼部主事、户部郎中，与龚自珍、魏源等交好。十九年（1839）在监察御史任上，三上弹章，不避权贵，声震朝野。汤鹏学识渊博，著述繁多，以《浮邱子》一书，通论治道学术。史学著作有《明林》十六卷，指陈前代得失。
邹汉勋（1806—1854），字淑勣、绩父，湖南新化人。少时好学，精研天文、历史、考据、舆地诸学。咸丰元年（1851）中举人。时太平天国农民起义爆发，湘军兴起。三年（1853），从湘军将领江忠源赴援南昌，叙知县。后又从江忠源至庐州（今合肥）防守，迁直隶州同知。同年底，于太平军攻克庐州时阵亡。
道光五年（1825）著《六国春秋》一书，二十四卷。二十五年（1845），协助湘中著名学者邓显鹤修《宝庆府志》。后与邓显鹤编《王夫之遗书》，修贵阳、安顺诸府志。另著有《贵州沿革表》二十卷、《读书偶拾》等二十余种，共四百卷。
周寿昌（约1814—1884），字应甫，一字荇农，晚号自庵，湖南长沙人。道光二十五年（1845）中进士，选庶吉士，授编修。累官至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在任以敢言著称。咸丰二年（1852）太平军进击湖南，上疏劾钦差大臣赛尚阿、总兵和春逗留不战。太平军北伐时，接连上书陈述攻防之策，被命随办京畿防卫。光绪六年（1880）辞官回籍，从事著述。
周寿昌自幼酷爱史学，年十四读史即“日毕一帙”，“日自评校，细字双行，朱墨几遍”。其史学成就主要体现在对于历史事实的考察，以及对前代诸家注解的查漏补阙，主要成果为《前汉书注校补》、《后汉书注补正》、《三国志注证遗》、《五代史记纂误补续》。《前汉书注校补》五十六卷，是周寿昌最为重要的成果。东汉班固《汉书》撰成后，历代学者相继为之注解音义，著作繁多。唐代颜师古博采东汉班昭以下三十七家音义，删繁补略，裁以己说，撰写《汉书注》一书，成为阅读班书之重要参考资料，但也存在如考辨粗疏、解说迂拘等若干阙失。周寿昌研习前、后两《汉书》四年，每有心得发现，即于书眉批注无隙。其内容涉及版本字句之校勘，文字之诠释，史事之考订，后于光绪初年整理，以《前汉书注校补》为书名刊行，成为对于《汉书注》的重要补充。
周寿昌还有《思益堂诗文集》三十卷、《思益堂日札》六十卷等著作传世。其中，《思益堂日札》中尚有不少篇什为论史考史之作。
邹汉池（1817—1871），字季深，邹汉勋之弟。新化县学生员。通经史，精舆图、算法。不乐仕进，以读书著述为业，有《战国年表》、《永历劫迁日表》等历史著作传世。
清朝同治、光绪以后，随着我国社会近代化的不断加深，中外交流的日益频繁，湖湘史学界的眼界也不断开扩，传统史学逐渐地向着近代史学发展。这一时期，王闿运、王先谦等为湖南传统史家的主要代表人物，而郭嵩焘、王之春等则为具有近代思想的史家代表。
王闿运为学主治《春秋公羊传》，宗今文经学。诗文摹拟汉魏六朝，为拟古派所重。著述繁多，主要有《湘军志》及《湘绮楼诗文集》、《湘绮楼日记》等。
《湘军志》是王闿运史学著作的代表作。清咸丰初年，曾国藩在湖南创办湘军，后经十余年征战，最终将太平天国镇压下去，成为晚清时期的重大历史事件之一，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光绪三年（1877）五月，王闿运开始撰写《湘军志》，次年十一月草成，后经修改补充，于七年完成并予刊刻。全书十六卷，分为湖南防守篇、曾军篇、湖北篇、江西篇、曾军后篇、水师篇、浙江篇、江西后篇、临淮篇、援广西篇、援贵州篇、川陕篇、平捻篇、营制篇、筹饷篇，叙述了湘军创办及与太平军、捻军、贵州苗民军、西南及西北回民军战争的全过程，及其军制、饷章。王闿运文宗汉魏，向以马迁笔法自许，其以短短十万余言，叙述湘军全史，可谓恢宏苍古。他曾颇为自得说：“作《湘军篇》，因看前所作者，甚为得意，居然似史公矣”；“撰军志篇成，读一过，似《史记》，不似余所作诸图志之文，乃悟《史记》诚一家之言，修史者不能学也”。然而，当他携书版回湘以后，却引起了一场轩然大波。郭嵩焘、曾国荃等斥之为“谤书”，指其“蔽罪湖南”，“竟不测壬秋之果为何意也”。其后，曾国荃委托王定安重修湘军史，撰写《湘军记》一书。又有朱克敬者，亦曾撰写湘军史籍。而郭嵩焘、郭昆焘兄弟则将《湘军志》疏漏错谬一一笺出，加以批评订正。后昆焘之子振墉，据以勒为《湘军志评议》一书。
近百年来，亦有不少学者于《湘军志》甚多赞誉。王氏弟子费行简称是书为“唐后良史第一”。曾国藩门人黎庶昌辑《续古文辞类纂》，特录其《曾军篇》等五篇，合为一卷，并称：其“文质事核，不虚美，不曲讳，其是非颇存咸同朝之真，深合子长叙事意理，近世良史也”。民国时期著名学者钱基博也说：“《湘军志》叙国藩之起湘军及戡定太平军本末，虽扬诩功绩，而言外意见婉而章，尽而不污，焯有史法。”而由于该志于湘军不乏讥讽贬抑，叙述不无以偏概全，却在很长时期内被赞为直笔。平心而论，称《湘军志》为“唐后良史第一”未免过誉，而斥以“谤书”则污之过甚。
王闿运的史部之作，还有《桂阳州志》、《衡阳县志》、《东安县志》、《湘潭县志》等地方志，大多体例完备、考证精良，并具有一定特色。
王先谦一生博览群书，学识渊博。其治学重考据校勘，荟集群言，附以己意，多有成就。曾延揽文人名士，设局刻书，编校刊印古籍和历史文献。著有《诗三家义集疏》、《十朝东华录》、《汉书补注》、《后汉书集解》、《新旧唐书合注》、《虚受堂文集》等多种。
《十朝东华录》六百二十四卷，是王先谦任职翰林院和国史馆时始纂的一部清代史料汇编，成书于光绪十年（1884）。此前，清蒋良骥曾撰《东华录》三十二卷，起自清太祖努尔哈赤天命朝，止于清世宗雍正朝。王氏任职史馆时，认为过于简略，乃予续修乾隆、嘉庆、道光三朝，后又增加咸丰、同治二朝，合称《十朝东华录》。是书所载谕旨，辑自圣训方略，制度沿革据《清会典》，军务奏折录自方略。年经月纬，详审细订，较之清朝历代《实录》，资料更为丰富，为研究清史十分重要的历史文献。
王先谦一生治史，以校注古史用功最力，其主要成就即《汉书补注》、《后汉书集解》、《新旧唐书合注》三书。《汉书补注》一百卷，卷首一卷，于光绪末刊刻成书，是王先谦遵循乾嘉学风，仿经疏体例注释旧史的代表作。他认为唐颜师古《汉书注》虽集隋以前诸家注释之长，但仍不免讹误，故采用宋、明以下尤其是清人的注释和考辨成果，经三十余年研究，钞集百余万言，进行补注而成。其中包括版本上讹脱错乱的校正，史事方面的诠释疏理，政治制度特别是礼制的考订等，而以历史地理的考核尤为精审。
《后汉书集解》一百二十卷，为王先谦集注古籍的又一重要成果。南朝宋范晔著《后汉书》九十卷后，唐李贤曾为之作注，清惠栋又为之补注。王先谦乃合并两家注，而以惠注为基础，广征博引，编为是书，后经其门人黄山完成后三十卷，又再经柳从辰等完成全书。该书对范著不仅详细校对版本，而且勘合纪传异同，纠正记载中之讹误，对名物典章制度也作了较详的诠释，是集《后汉书》注释之大成的版本，成为后人研读《后汉书》的必读之书。王先谦的史学思想与王闿运一样，基本上属于传统的史家学者，但他却在风气渐开的时代背景下，也开始将眼光投向新的领域，进行了若干对于西方历史的研究，曾先后撰写了《五洲通鉴》、《外国地志》、《日本源流考》等历史著作。
与王闿运、王先谦同时期的湖湘传统史家，还有李元度、阎镇珩、罗正钧、陈运溶等，也在各自不同的领域为湖湘史学的繁荣做出了贡献。
李元度（1821—1887），字次青、笏庭，晚年自号天岳山樵，湖南平江人。道光二十三年（1843）举人。湘军初起，入曾国藩幕府。咸丰八年（1858）率平江勇入江西、安徽。十年进援浙江，授浙江盐运使。后为太平军败，被遣回籍。同治初再起，先后率军赴四川、贵州，升任云南按察使。光绪十三年（1887）迁贵州布政使，旋卒于任。李元度平生好读书，喜著述，尤长于史学，著有《国朝先正事略》、《平江县志》、《南岳志》等。
《国朝先正事略》六十卷，始撰于同治三年（1864），完稿于五年（1866）。此书为清代人物传记集，收录了清初至同治初年间一千一百余人，立传限于“先正”，如琦善、奕经之流贬弃不传。全书分为名臣、名儒、经学、文苑、遗逸、循良、孝义七类，采其勋绩议论、嘉言懿行记之，具有较高的史学价值。
阎镇珩（1846—1909），一名北岳，字季蓉，号嵩阳，湖南石门人。幼随祖父读书，得博览群籍。好诗古文辞，复精程朱理学。贯通经史，自成一家，与王闿运、王先谦、皮锡瑞同称清末湖南四大文人。光绪二十八年（1902）任石门书院山长，又讲学慈利渔浦书院。曾诏授湖北荆州教谕、国子监正衡，荐礼部典礼馆顾问，均不受。学政柯劭忞称其“著述等身，不求闻达”。光绪十一年（1885），阎氏以清乾隆学者秦蕙田著《五礼通考》，所叙五礼仅六典之一端，遂因其例推而广之，历十三年撰成《六典通考》。全书共二百卷，分设官、爵命、禄制、宫政、邦计、膳饮、奄寺、医政、民政、教典、宾兴、委积、荒政、市政、礼制、乐制、礼器、司天、建国、兵制、军礼、王政、职方、刑典、宾礼、都邑、工政、沟洫等二十八考，按《周礼》六官职掌编排，将自周初至明末典章制度材料汇为一书。是书亘古通今，全面叙述了我国古代各类职官设置及其职掌，并于叙史中间加考证、评论，极便稽查。
罗正钧（1855—1919），字顺循，号劬庵，湖南湘潭人。光绪十一年（1885）举人。历官抚宁、定兴、清苑县知县。后以镇压义和团运动，升天津、保定知府。又因首创蒙学，以道员署山东提学使。二十八年（1902）受湖南巡抚委派，赴日本考察学务，回湘后任湖南学务处提调。晚年专事著述，其史著有《船山师友记》、《王壮武公年谱》、《左文襄公年谱》等。《船山师友记》十八卷，成书于光绪十九年（1893）。是书收录王船山亲长师友及知名人士一百五十七人，罗列事迹，编排考订，为研究王船山生平思想的重要资料。《王壮武公年谱》二卷，刊行于光绪十八年（1892）。是书以年谱体例，叙述湘军早期重要将领王錱一生，以年系事，内容完整，为研究湘军历史的重要资料。《左文襄公年谱》十卷，成书于光绪二十三年（1897），为纪述左宗棠生平事迹之重要著作。
陈运溶（1858—1918），字子安，号芸畦，湖南善化人。自幼聪颖，十八岁即成太学生，授修职郎、江苏补用县丞。一生致力于湖湘文献的编辑、整理和研究，先后编撰、辑录、刊刻《湘城访古录》、《湘城遗事记》、《麓山精舍丛书》，成为晚清湖南著名的地方史志学家。
19世纪后期，随着我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不断加深，清王朝统治愈益腐朽，一大批湖湘学人怀抱着强烈的爱国主义思想，以史经世，主张了解西方、学习西方，展开了对于外国史地的研究。魏源首开风气，撰写《圣武记》和《海国图志》，已如前叙。继魏源之后，则以洋务运动的杰出思想家郭嵩焘为代表。
郭嵩焘著述繁富，经史子集无不涉及，史学著作有《罗忠节公年谱》、《史记札记》、《湘阴县图志》、《绥边征实》等。
《绥边征实》二十四卷，始编撰于同治六年（1867），今仅存残本数千字。此书“论次秦汉以来下迄于明边防战守之宜，著其得失。其于历代成败之迹，折衷一是，不系功过，而兴衰治乱之大原，因是可以推见……‘征实’者，所以砭南宋以后虚文无实之弊也。”（序，《全集》第十四册第297页）出使英、法两国期间，他详细考察、研究了西方各国的历史文化，并逐日记载，留下了《使西纪程》和《伦敦与巴黎日记》。
在魏源、郭嵩焘的影响下，又有王先谦、张自牧、王之春、黄沛翘等开展了西方历史地理的研究。张自牧（1833—1886），字笠臣，湖南湘阴人。以筹饷功授候选道，加布政使衔。曾于光绪初年先后撰写《瀛海论》、《蠡测卮言》两书，介绍西方国家历史。在书中，他指出：“自欧罗巴航海西来，攘据南海诸岛，而泰西之人遂接踵于中土，此虞夏商周汉晋唐宋四千余年来所未有也。”为此，他从八个方面提出了自己的主张。
王之春（1842—1906），字爵棠，号椒生，湖南清泉（今衡南）人。文童出身，初入湘军，先后隶鲍超、彭玉麟部。后历任山西、安徽、广西巡抚。曾出访日本、俄国、德国、法国，多次奏请清政府实行自强新政。晚年因主张出让广西矿权，借法款、法兵镇压广西人民起义，激起国内拒法运动，于次年革职。著有《国朝柔远记》、《使俄草》、《通商始末记》等，均为叙述外国史地及中外交涉情况。其《国朝柔远记》二十卷，稿成于光绪五年（1879），十七年（1891）刊印成书。此书“搜录当时诸臣奏疏与名臣撰述、西人图志及各家私著可采掇者，荟萃而成。间有得之见闻者，要必采访确实，不敢稍涉虚诬”。叙述了清顺治元年（1644）至同治十三年（1874）间，中外交涉的历史。
黄沛翘，字寿菩，湖南善化人。同治六年（1867）举人，以军功加布政使衔，署四川成绵龙茂道。著有《西藏图考》八卷，于光绪二十年（1894）刊行。其书叙述西藏历史，但着眼于英国侵略我西藏、云南的现实，以期引起清政府对于西藏问题的重视。
戊戌变法至辛亥革命时期，以谭嗣同、唐才常为代表的维新志士和以陈天华、杨毓麟等为代表的反清革命志士，逐步接受了西方进化史观，并以此阐述中国历史，提出了反对封建君主专制制度、推翻清朝统治的主张。
谭嗣同早年博览群书，好今文经学，喜读《船山遗书》，兼习西方自然和社会科学著作。曾遍游华北、西北及东南各省。甲午战争后，极力主张变法，并著《仁学》一书，提出变法的理论。光绪二十三年（1897），与唐才常等协助湖南巡抚陈宝箴筹办新政，创办《湘学报》、《湘报》，设立时务学堂、南学会等，成为维新运动的激进派。次年应诏赴京，以四品章京参与新政。旋因政变发生，与林旭等同时被害。
唐才常（1867—1900），字绂丞、佛尘，湖南浏阳人。早年就读长沙校经书院、岳麓书院和武昌两湖书院。光绪二十三年（1897）举拔贡，同年与谭嗣同在长沙大力推行新政。政变发生后流亡日本，与康有为、梁启超联系，并与革命党人联手，探讨救国方略。二十六年（1900）在上海组织正气会，旋更名自立会，准备起义。旋以起义失败，在武昌就义。
谭嗣同与唐才常都没有专门的史学专著，但都拿起了史学的武器，大力地揭露西方列强的侵略，批判清王朝的封建君主专制统治。甲午战后，清政府被迫与日本签订了《马关条约》。谭嗣同悲愤说道：“和约中通商各条，将兵权、利权、商务税务一网打尽”，“自古取人之国，无此酷毒者”。他进而批判封建君主专制：两千年来君臣一伦，尤为黑暗否塞，无复人理，愈演愈烈。唐才常则运用历史进化论，撰写了《各国军种考》、《各国交涉源流考》、《最古各国政学兴衰考》等史学论文，介绍西方各国政治、军事、外交史。他激烈地批判封建君主专制制度：“盖自开辟以来，君民上下之界，始断潢绝港，各怙其私，秦为之也。浸淫至于前明，科条益密，法律益苛，时事天文，俱悬厉禁。”又指出民主制度必将代替君主专制：“大抵泰西各国之命脉，悬于国会；国会之机要，系于民心，拂其欲则上下沸腾，惬其情则君民交泰。其创立之始，每为世家所不喜，其究亦不能与之抗”。
20世纪初反清革命运动兴起，湖南革命党人更是接踵而起，以史宣传革命，倡导革命的史学思想，曾鲲化、陈天华、杨毓麟、易本羲等是为杰出的代表。
曾鲲化（1882—1925），字抟久，湖南新化人。他较早地以史学为武器，宣传历史进化论和民族主义。他于光绪二十九年（1903）留学日本，随即撰写出版了《中国历史》及《中国历史出世辞》两书。他在《中国历史》中指出：“夫历史之天职，记录过去、现在人群所表现于社会之生活运动，与其起原、发达、变迁之大势，而纪念国民之美德，指点评判帝王官吏之罪恶，使后人龟鉴之、圭臬之，而损益、而调剂、而破坏、而改造、而进化者也”；而“二十世纪中国历史之特色，必有什百千倍于十九世纪西洋反动时代和活动时代”，揭示了新史学与以往传统史学的本质区别，使人一新耳目而振聋发聩。
陈天华是辛亥革命中杰出的革命宣传家，最先在史学领域树起革命旗帜，宣传彻底的反帝爱国思想和革命的历史观。陈天华（1875—1905），字星台，号思黄，湖南新化人。光绪二十九年（1903）留学日本，参加革命活动。同年著《警世钟》、《猛回头》，三十一年（1905）又著《狮子吼》和《中国革命史》。
与此同时，参加组织反清革命团体华兴会及革命政党同盟会，并任《民报》编辑。年底，在日本蹈海自杀。他在《狮子吼》中指出，自达尔文提出进化论以来，“世人便把尊崇古人的谬见丢了，事事都想突过前人。不上百余年，遂做出了多少惊天动地的事业，古人所万万不及”。他认为“革命为进化之一端”，“中国未有于一朝之内，自能扫其积弊者也，必有代之者起，予以除旧布新，然后积秽尽去，民困克苏，不革命而能行改革”，“此事断无有也”！
杨毓麟亦是革命新史学的积极提倡者。杨毓麟（1872—1911），字笃生，号叔壬，湖南长沙人。早年肄业长沙城南、校经书院。光绪二十四年（1898）中进士，充时务学堂教习，入南学会。曾参与自立军起义，后留学日本，参加反清革命。回国后，参加华兴会。光绪三十一年（1905），随五大臣出洋考察宪政。宣统元年（1909）赴苏格兰研习英文，二年后闻黄花岗起义失败，投利物浦海湾殉国。留日期间，他阅读了大量西方近代历史著作，又翻译日本学者《史学通论》，向国人宣传新的史学理论。他所撰写的《新湖南》一书，则进一步阐述西方有关国家、民族的学说，宣扬反清革命、创建新湖南的理想。
易本羲（1887—1911），字羲谷，号竹心，湖南湘乡人。早年参加华兴会，后入同盟会。光绪三十二年（1906）赴南洋执教，在华侨中宣传反清革命思想。后赴日本，撰写《南洋华侨史略》，连载于同盟会机关报《民报》。此书分为九章，另有附论一篇、附录三篇。叙述了汉唐以来直至晚清中国人侨居南洋的历史，批判了清政府的华侨政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