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老子》遇上现实
主要阅读书目：熊逸著 《道可道——<老子>的要义与诘难》（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熊逸的一套“中国思想史地图”系列书，已经买回来一段时间了。泛读过一遍，已看出作者是一个经过严谨专业学术训练的文化学者，尤其是逻辑思维方法和中西方哲学思想融汇贯通的能力，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读熊逸，读熊逸的思想史，可以为我打开一扇全新的思想和哲学的大门，为我提供另一些思考问题的角度。
于是，我就决定再从最难懂，最有争议的老子读起。
《老子》又名《道德经》。不过这种说法在熊逸这里并不成立。“道”是《老子》的主旨，是普遍认可的，但“德”并没有那么重要。任何读《老子》的人都会有两个困惑：一、“道”到底是什么？二、“道”可以道吗？
在进入这两个问题之前，我们必须要建立几个共识。
一、关于《老子》的三个版本。一个是通行本，一个是马王堆帛书本，他们虽然编排次序不同，但内容上没有太大的差别。另一个是郭店楚简本，这与我们熟悉的那个《老子》不一样。楚简本为我们解决了一个问题——通行本《老子》一共九九八十一章，好像是一个精心设计的布局，劈头又以“道可道、非常道”提纲挈领，似乎构成了一个严密的体系。但这个体系原本是不存在的。同时还修正了后世很多的误读。但不论哪一个版本，我们都应该明白，《老子》不是成于一人一时之手，而是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里，经过不同的手，被不断积累，不断修订，不断完善，其中既有道家后学的发挥，也有注释孱入正文。当然对儒家的批判程度也大不一样。不能说哪一个版本好，那一个不好，只取决你想研究的角度。
二、关于《老子》的本质思想。不论世人对《老子》的解读，是如何的玄奥神秘，甚至认为《老子》能通天彻地，洞悉宇宙一切规律。但作者都是从形而下的角度去探究的，作者并未理会当然也并没否定形而上的正确与否。《老子》并不是一本严格意义上的哲学著作，它重点关心的并不是宇宙生成论或者本体论之类的问题，而是政治哲学（或者说为政之道）的问题，它同其他流派一样，都是面对当时社会出现的诸多弊病，提出的一副药方而已。它进言对象也不是官僚或者老百姓，而是国家统治者，也就是《老子》常常提到的“圣人”。所以，《老子》的“实用性”要远远大于“正确性”，政治色彩也远大于宗教色彩。把握住这一点，对理解整部书至关重要。
三、关于阅读古籍的方法。我们读古人思想或是历史著作，千万不能用今人的思维方式、知识水平、行文思路去理解古人。比如，现代逻辑学的归纳法，有一种叫“全称肯定判断”，就是要从一个事物的现象去判断所有这类事物都具有这样的属性，必须穷尽所有的例证。古人显然没有这种水平。又比如，《老子》说的“大音希声”，只是一种辩证思维，我们并不能因为知道有超声波的存在，就给它下一个对与错的判定。还比如，楚简本《老子》并没有上篇“上德不德”、下篇“道可道”的排列，也看不出有任何一个词比如“道”“德”能贯穿全文的线索，即便抛开版本源流上的证据不谈，用我们今人的这种行文思路去理解，这种说法也很难成立——难道“学而时习之”必须是统驭《论语》全书的开宗明义之语吗？
有了这三点共识，我们可以进一步探讨《老子》。
既然《老子》是“实用性”的一部“政治哲学”的思想著作，那要了解什么才是“道”就应该回归到现实中来。春秋战国时代，社会出了问题（这里不能用“礼坏乐崩”这个词，道家没有礼乐的概念），人心散乱，欲望增多，统治者无法有效管理国家。先秦诸子纷纷出来问诊号脉，提出解决的药方。道家也不例外。道家先贤们开始出现“反智”的思潮，“故天下每每大乱，罪在于好知。”大概是认为社会混乱，人们就想着用什么方法，用什么制度去治理，殊不知人为干预因素越多，就越乱。儒家建议回到西周去，道家建议回到原始社会去，那个时候人们没有刻意去做什么，却很和谐，一切都是顺应自然和人性的。
道家的政治理论经历过实践，而且有过成功案例。这就是汉朝初年的“黄老之术”，也叫“君人南面之术”。通俗讲就是教人怎么做领导、怎么搞政治、属于古代的组织行为学。这样说，会引起很多老子追随者的不快，冷眼深邃的老子怎么会如此的庸俗？没错，老子的思想并不是宇宙论和本体论，而是政治学说。但老子的学说却有他的独到之处。其他诸子学派都是有具体招式的，属于“以不变应万变”，是目标导向型的。道家没有，他是“以无招胜有招”，是方法导向型，强调的只是方法。方法是什么呢？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说：他们的为政之道，是兼采阴阳家、儒家、墨家、名家、法家的长处，顺时顺势而动。道家的意旨简单明了，容易掌握，用力省而收效大……道家之术，理论基础是“虚无”，实践方式是“因循”，没有一定之规，随机应变，因势利导。“虚无”是道的常态，“因循”是君主的纲领。
司马谈的这个见解，确实说出了道家的精髓，黄老之术是继承了老子的思想，理论基础和实践方法，也可以从《老子》推演出来。
汉初的“文景之治”为什么能从“黄老之术”中催生出来。因为“用力省而收效大”，也就是他的竞争优势：动静小、成本低、见效快。儒家的那一套治国理论当然有合理之处，但“如有王者，必世而后仁。”经礼三百，曲礼三千，来的太慢。眼看一个快要饿死的人，给他置办一套满汉全席，远不如赶紧丢给他两个馒头。道家黄老之术正是这样的两个馒头。这个妙方到底是什么呢？一言以蔽之：无为。这个妙方，首先不是对老百姓说的，而是对统治者的进言；也不是让统治者什么都不做，而是让他们不要违背事物本身的发展规律去做。
顺应规律，就合于道，而规律的一大特征就是惯性。东西小，惯性就小；东西大，惯性就大。最好的方法就是顺应这种惯性。所以，从“无为”顺理成章地就可以推出一个结论：因循。因循之道并不是否定改革，但要强调，即便是很坏的政策，在大环境里实行日久，难免有巨大的惯性，掉头要慎之又慎。有两个成语值得参考：约法三章和萧规曹随。
到这里，我们知道了道家提倡解决社会问题的药方是“无为”。无为的方式就是“因循”。那么落在具体操作上，怎么“因循”呢？《老子》提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为道日损。看字面很难理解，我们可以对照着儒家来看。儒家提倡“学而时习之”，提倡礼乐制度，要求人们学礼，求仁，日益精进，提高全民的综合素质，这是在做加法，强调人的社会属性。道家正好相反，他提倡做减法，回归人的自然属性。去掉那么多的繁文缛节，效法自然，顺应人的天性，“复归婴儿”就是老子理想的状态。社会乱了，就是人的欲望太多，如果人能每天去掉一些欲望，到最后，那就是一个最好的社会。这是道家一以贯之的施政纲领，却常常被人忽视了。
“因循”的另外一个要领，叫做“君臣异道”。用法家的话说就是“君无为而臣有为”，要统治者闲死，被统治者累死。除了君王，其他人绝对不能“无为”。这个道理最适合用易理来解释：一个完善的结构一定是阴阳平衡的，并且是一种动态的平衡，一阴一阳，一动一静，而不能是纯阴或纯阳、都动或都静。君臣关系构成一个统治结构，君处阴则臣处阳，君处静而臣处动。所以，君无为而臣有为。理想统治者的这种特殊素质，在《论语》里叫做“君子不器”，这是管理学的精髓。谷底效应加上最低限度的政府（不是无政府），于是就有了“文景之治”。谷底效应是民生在大乱之后凋敝之极而迅速反弹，最低限度的政府就是政府对经济和社会尽量少的管制，以至于最好的政府就是平时感觉不到政府的存在。这真与现代自由经济学有异曲同工之妙。
“无为”就是为政之“道”，“因循”是“无为”的实践方式。“为道日损”和“君臣异道”是“因循”的具体措施。那么，问题来了：这样一个道，为什么会说不出来呢？
这个问题，要先从个人主义谈起。个人主义可以分为两类：一种源于笛卡尔，对人类的理性抱以极大的信心，相信理性完全有能力勾画出一份完整周密而且充分可行的人类蓝图，也就是说，相信人们对社会发展有着毋庸置疑的认知能力、计划能力和控制能力；另一种源于洛克、曼德维尔和休谟，持有与前者截然相反的观点，认为对于广大的社会而言，人的理性在其中无足轻重。人类为了探究这两个答案，已经付出了惨痛的代价。
现在我们知道，并且有了普遍的共识，那就是后一种的个人主义是正确的。人们赖以取得成功的很多制度，都是在没有人设计也没有人指挥的情况下自然形成、自然运转的；并且，相隔五湖四海的人们通过自发协作而创造的东西，常常是我们的头脑永远也无法充分理解的。我们应该明智地降低一下我们对于理性和智识的过度自信，也就能重新理解《老子》的那句似乎不可理喻的名言：“以智治国，国之贼；不以智治国，国之福。”而这个道理同时还意味着：没有人可以预知未来将要走向何方，于是，拿着蓝图来建设社会的努力往往适得其反。
如此看来，我们就有了一个确切答案：道之所以说不出来，因为那是人类理性所不及的地方，而只有对这个“人类理性所不及的地方”给以充分的尊重，社会才能顺畅地运转，每一个人才可以在“最低限度的政府”的管制之下充分享受自己的自由。如果真是这样的话，所谓的长远利益或长远目标又在哪里呢？——这个问题其实并不存在，因为它的答案正好位于人类理性的不及之处。之所以可以这样“无为而无不为”，正是因为我们坦承理性的局限性，坦承“道可道，非常道”，坦承自己的无知。
以上所简要阐述的，就是《老子》的要义。既然我们是持着形而下的朴素的观点来读老子，老子就不可能是一个通天彻地，明晰一切的完美偶像。那么，老子的诘难又是什么？
我们先从《老子》最有名也最有争议的一句开始——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刍狗。“刍狗”，是一种草扎的狗，是古人祭祀用的一种形式化的器具。如果我们非要说，这是老子在贬低万物，贬低百姓，那就是以今天的思维去思考古人。
这句话的普遍解释是：天地对待万物、圣人对待百姓，都一视同仁，并无偏私。按照王弼的经典注释，天地如果存有爱心，就会以自己的意志来向万物示以仁爱，以自己的标准来“有为地”改变万物的自然状态。动物吃草，人类吃肉，虽然残忍，但这是生物的自然本性。如果天地要以仁爱来改变这些，反而对谁都没有好处。这些观点是符合《老子》“无为”、“因循”的核心思想的。
这个意思，虽然看上去没有错，但人们接受起来仍然感到困难。人们总要为自己的命运求一个可以接受的答案。毕竟，世间的人，总有美丑之分，贫富之分，健康和疾病之分。既然天地无私，为什么会有人与人之间这么多的差别呢？既然天地不承担这个责任，那就只能怨命好了？可是“命”也是天地给的呀？！
为了给一个合理的解释，《老子》又说“天道无亲，常与善人”（《老子》通行本）。天道无亲与天地不仁是一个意思，说天道会站在善人的一边。这与“以万物为刍狗”好像有点儿矛盾，既然天地对待万物都一视同仁，又怎么会站在善人一边呢？
这两句话，其实并不矛盾。我们可以想象一下短跑比赛，终点的那根红线即“不仁”，也“无亲”，以所有运动员为刍狗，但只会被跑得最快的那个运动员撞到。也就是说，在《老子》的天道观里，虽然没有人格神高踞苍穹之上俯瞰众生，惩恶扬善，但好人常常能得到好报，因为他的行为符合天地自然之道，受到了自然规律的回报。
这个解释似乎可以弥合人们的困惑。但问题紧接着又来了，如果说天道常与善人，可为什么现实生活中好人没有好报的现象比比皆是呢？如果我们回到那个时代，有一个同样的问题总是绕不过去，如果天道真的存在，为什么侍奉上天最勤的殷商却灭亡了呢？难道天道、天命全是假的吗？周人编出了一个崭新的理论：上天是照顾你还是惩罚你，是看你的德行。如果你的德行足以配天，自然一切顺遂；否则就会招致厄运。
可是时间久了，人们在现实中发现越来越多的反例。孔子南下楚国，被困在陈、蔡之间，断粮很多天。子路就问孔子：“我听说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以老师您这样的德行居然落到这般田地，这是为什么呢？”
这确实是人类世界中的一个难题。道家必须要做出解释。“知道者不惑，知命者不忧”，意思是君子的内在修为应遵循一定的准绳，祸福无常都不会动摇他的心，所以心中常是淡泊清静的。这种解释显然只是无奈中的自我安慰，根本无法被大众所接受，因为它违反了人类心理学的原理。心理学总结过所谓的“自利归因偏差”（the self-serving attributional bias），人们总是更倾向于把成功归因于自己的努力，把失败归因于外部因素。这是人类在千万年的进化当中缓慢形成的心理机制，对生活大有益处。
按照《老子》的内在逻辑链条，实在无法给出更合理的解释了。于是道家中有人提出，天地和圣人为什么一定要不仁呢？为什么就不可以奖励好人好事，打击坏人坏事呢？“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这不是自找麻烦吗？我们妥协一下行不行？
可惜，按照《老子》的思路，这是不可以的！
“天下皆知美之为美，斯恶已；皆知善之为善，斯不善已”（《老子》通行本第二章）
按照最主流的解释，意思是：天下如果知道什么是美，就丑了；如果知道什么是善，就恶了。或者可以这么说：天下都知道美之所以为美，就是丑；都知道善之所以为善，就是恶。在《老子》这里，正确的做法应该是破除这种对立区别之见，不知美，不知善，也就自然没有了恶与不善。因为《老子》哲学体系中最基础的世界观就是这种相对主义。
但相对主义有一个先天缺陷——我们甚至无法以通畅的语言来陈述相对主义的理论，因为语言本身就是相对主义的。相对主义是一种自我否定的东西。“谁的话都不要信”——这句话就是日常生活中很常见的例证，它带来的难题是：这句话本身要不要信？许多《老子》的读者认为“道可道，非常道”意味着“道”不可说，一说便错，而同样的难题是：这句话被说了出来，那“道可道，非常道”本身是不是错的呢？
《老子》的逻辑问题是：在概念上伴随出现的，并不等同于在生活中也会伴随出现。《老子》善于从自然现象总结自然规律，再以人事规律比附自然规律。但这并不完整，也不自洽。天道确实可以超越善恶，但人道不是。《天道》要人们返璞归真，但再璞再真的人也懂得分辨美丑善恶，这是一个“人性”的问题。《老子》的相对主义的难题其实在“人性”面前并不是一个太大的问题，因为任何的“双刃剑”对人而言只是一个选择的问题——两利相权取其重，两害相权取其轻。
《老子》的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制造了许多假象。比如《老子》哲学惯于以柔克刚，认为水是很值得效法的。认为水虽然看起来弱小，但能所谓“弱之胜强，柔之胜刚”。我们都知道水滴石穿的道理，但是这根本不能用来解释“弱之胜强，柔之胜刚”。水在慢慢积累数量或者积累时间的过程中，强弱之势已经悄然变化了。弱、柔，之所以能胜强，能胜刚，前提必须是有足够大的量——要么是空间上的巨量（滔天巨浪可以掀翻海船），要么是时间上的巨量（积数十年之功滴穿一块石头）。所以“弱之胜强，柔之胜刚”只是一个假象，其背后的实质是以数量胜质量。看到这层道理，就会知道这其实不是以柔弱胜刚强，分明是以“更刚强”胜刚强。
《老子》是以“个案历史信息”而不是“统计信息”来做推理的，这是一种很常见的思维方式。就算当人们既掌握了统计信息又掌握了个案历时信息的时候，即便后者内容与前者相反，人们也往往会依据后者做出判断。彩票就是一个很典型的例子，即便从统计信息上看，小概率事件完全可以忽略不计，但人们还是容易被那些中大奖的个案历时信息激动得意乱神迷。因为个案历史信息是一个生动鲜活的案例，容易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但根据它来做的推理，拥有的只是感染力，而不是说服力。但这一点相比上面那个逻辑悖论来说，就不显得那么重要了。
读书笔记，思维导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