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益阳故事，寻文化之根”系列之五～陶澍爱才

锐意改革，敢言任事，举荐贤才

左宗棠、胡林翼、林则徐、魏源、伊利布这些人在鸦片战争开始之前，都是围绕在陶澍身边的人才，而陶澍本人的能力如何？

陶澍在任两江总督时，努力去做了两件事，虽然在他的任内没有最终完成，但是已经初见成效，一个是漕粮海运，这项改革相当于改变中国的粮食运输体系，并且可以改变当时的经济圈。当时全国经济最发达地区是运河流域，如果漕粮海运，这一地区将失去存在的意义，这就相当于让现在的中国放弃长江三角洲整个经济圈，可见他改革的魄力。另一项改革就是票盐法，类似于现在的税务改革，因为当时中国的税收是从盐当中收取，所以盐务改革就等于是税务改革。

虽然陶澍有这两项改革，但是他最著名的地方还不是改革家，而是敢言任事。

任事也还罢了，怎么会有敢言这个说法呢？这里我们先来看看当皇帝是怎么样的一份美差（每个朝代并不相同，这里特指清朝的皇帝）。

皇帝每天早上大约在八点以前，接见军机大臣，地点是在皇宫养心殿的东暖阁，皇帝每天要接见的大臣没有定数，但第一批接见的肯定是军机大臣，军机大臣们把当天最重要的事情奏报皇帝，由军机大臣与皇帝在这里进行磋商，大约在十点钟，军机大臣退出。

接下来皇帝需要接见其他大臣，通常第二批是特旨召见的各地总督，巡抚（相当于省长），亲贵大臣，部院大臣（各级部长）；第三批是接见外放的封疆大吏，比如新任命的省长，或者是省级长官之类，这些人在去上任之前，要先来晋见皇帝；第四批是道员（类似各省厅局级干部），这些道员都由皇帝单独引见，一个一个的来；第五批是接见各地府台（市长）和县官，这次是所有人一起接见；第六批是接见内务府大臣，因为内务府管的皇帝家务，所以话比较多，也琐碎，时间会比较长，所以把他放到最后一个接见。

如果哪个大臣突然有了烦心事，要跟皇帝说，或者是要跟皇帝打小报告（通常都是官员之间的小矛盾，小磨擦），那么也可以在西华门外“递牌子”，请求皇上接见。为什么叫“递牌子”呢？因为官员实在太多，皇帝记不了这么多，所以就搞一个长五寸，宽一寸，上绿下白的牌子，正式名称叫“绿头签”的东西，上面写着大臣的名字、官职、籍贯、出身（哪年考试得了第几名）等等，让皇帝参考，不然皇帝怎么知道你是谁，要干什么事呢。当然见与不见要看皇上心情如何了，如果见的话，就由领侍卫内大臣（皇帝的警备司令员）带着你来养心殿东暖阁“晋见”。也有一些特殊情况，比如军事方面的大事，或者是哪条河道决口了，那么大臣们就“叫起”皇帝，这时候无论皇帝在睡觉，还是吃饭，总之立马就得处理。

把这些大臣们都接见完了，皇帝也吃完饭了，休息一下，下午就可以批阅奏章了，通常有几百件之多。注意，这个时候中文书写还没有标点符号，所以奏章读起来会很吃力。而且有些省级干部废话特多，写一篇奏章动不动就是上万字，搞的皇帝头晕脑胀，叫苦不迭。于是军机处就把这些奏章写个“节略”让皇帝看，省时省心省力。不过一些重要的官员，或者是“密奏”，就不能写节略了，皇帝只有一字一字的自己看。皇帝在这些奏章的边上，用指甲掐出不同的印子，交给太监去处理。这样一天的事基本上也就完了，估计也已经是深夜了，只能睡觉，明天接着干。日复一日，年复一年，除了祭祀、巡幸、较武、衡文，根本就没有节假日。

也不知道为什么总有人想当皇帝，还乐此不疲，处心积虑。每天除了见大臣就是看文章，稍稍搞点娱乐活动就有大臣哭天喊地，撞墙自杀，真的是一点意思也没有。到死的时候回顾自己当皇帝的一生，全是接见大臣和看奏章，连皇宫大门也没出过几回，成了一个苦不堪言的极品宅男。

回归正题，皇帝已经够累的了，偏偏还是有很多大臣的奏章不能及时处理。当时执政的道光皇帝心烦不已，领班军机大臣，也就是宰相——曹振镛出了一个主意，皇上以后看奏章的时候，不停的在这些大臣的遣词造句上挑毛病，或者是找些错别字把他们大骂一通不就行了。他们以后肯定会少上一些奏折，这样皇上的心情也会好些，工作会轻松一些。

道光皇帝就这么干了，果然大臣们害怕被骂，奏折明显少了。但还有一个人却在不停的上奏章，这个人就是陶澍。

陶澍不断的上奏章，奏报民间疾苦，奏报官员风气，奏报改革成效，奏报地方旱涝。道光皇帝刚开始嫌烦，也想挑毛病，但是挑不出。后来慢慢发现，整个朝廷里的官员都是人浮于事的，只有少数几个敢于任事，不怕得罪人，不怕吃苦。特别是陶澍，搞粮食运输改革，又搞盐税改革，一举得罪了江南最大的两个黑社会，漕帮和盐帮。并且任劳任怨，敢想敢说敢干，甚至连皇帝都敢得罪。久而久之，道光皇帝心里就认为，只有陶澍才是讲真话的人，其它人都不敢向皇帝说真话，所以道光皇帝也特别信任陶澍。陶澍的奏章总是认认真真的回复，陶澍的事情也就全心全意的支持。领导的支持信任总是最重要的，这是一切事情成功的根本条件。

录下清朝文渊阁大学士卓秉恬给陶澍的挽联，以示我对这位先贤的敬仰之情：

天下大事公可属，

江南遗爱民不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