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久的读者

作者王齐，来自社会科学网

杨丽华女士美意，希望把叶秀山先生于上世纪80至90年代在《读书》上发表的文章及其他学术短论收集成册出版，这是一件极舒心快意之事。叶老师脑勤手勤，相信克服心与手之间距离的过程就是运思的过程，因此除了撰写学术专著和长篇论文外，还写一些彰显个人“性情”且他人无法“代替”的“学术小品”，尤其是在八、九十年代。辽宁教育出版社曾于1996年以《愉快的思》为题将这些“学术小品”结集出版，其中就收录了部分《读书》文章。全书灵动而不失深刻，出版后深受学界和读者的喜爱。只是该书出版近20年，恐怕早已售罄，现在的年轻学生多半连书名都没听说过，我真为他们感到惋惜。诚如叶老师自己在《愉快的思》“后记”中所言，短文章并不容易写，它既是多层面丰富思想的浓缩，又是思想和写作的训练。因此，当叶老师把重新整理出版这类学术短论的任务“托付”于我时，我欣然接受，并感到由衷的快慰。

我最早读到叶老师著作是1992年。当时我决心以中文系文艺美学专业研究生的身份报考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哲学系，在备考阶段认真阅读了《思·史·诗》一书。我之前曾念过一点卡西尔、雅斯贝斯和萨特的东西，觉得叶老师书中虽然有很多地方不解其深意，但好在书还念得下去。那时《思·史·诗》已经出版四年，不大可能买到了，我只能每天到图书馆，边看边抄，笔记做了一大本。我真正拥有叶老师亲笔签名版《思·史·诗》是1994年，其时书刚刚由人民出版社重印，而我已度过了师从汝信先生攻读博士学位的第一个年头。当我第一次看到汝信先生亲手书写的博士培养小组名单上“叶秀山”三个字的时候，感到喜从天降。汝信先生那时还担任社科院副院长一职，公事繁忙，故他叮嘱我有问题可以“去找叶秀山”。于是我几乎每周二都到叶老师位于社科院办公大楼9层的“写作间”，以“无知者无畏”之势向叶老师提一些粗浅的关于哲学学习的问题，但更多的时候是聆听叶老师兴致勃勃地讲谈一本他正在读的书，或者正在思考和写作的问题。哲学所的“写作间”其实就是在走廊一端用隔板隔出的一排不封顶的小空间。因为数量有限，印象中只有资深研究员才能分到一间。叶老师的“写作间”里摆放一套桌椅、一个书架和一张折叠式行军床——看来叶老师是要在那里工作一整天的，就连地上也高高堆放着书和信件。记得我每回去找叶老师，都要从堆满书的行军床上硬挤出一个位置坐下。由于不封顶，间或会传来其他“写作间”的声音，但音量不大，并未感觉到受干扰。后来读艾柯的名作《玫瑰的名字》，看到中世纪修道院图书馆为每位修士提供了一个小空间，每天有图书管理员为修士们摆放和收取他们所需要的图书，当下脑海里就浮现出了叶老师“写作间”的模样。1996年我毕业后留在哲学所西方哲学史研究室工作，开始与叶老师共事，那个曾经有很多学界同仁造访过的“写作间”随着“世纪更迭”成为了历史，但我本人读叶老师作品、听叶老师讲学问和谈天说地的机会却比从前多了很多。近年来，随着电脑和网络的普及，我差不多是叶老师新作的第一批读者。而电脑普及的恶果之后便是文牍主义盛行，要求填写上报的表格日益增多，2013年年底“上面”甚至还要求我们将发表作品用扫描或拍照的方式上传，以“验名证身”。叶老师以在哲学天地耕耘半个世纪之身而笔耕不缀，新作频出，哪有工夫应付这些琐事，我责无旁贷代为办理，为方便起见叶老师甚至把登载有他新作的期刊托我收藏。叶老师好像不大记得自己发表过什么作品，尝言自己“写了就忘”，我理解这一点无关乎发表作品数量的多寡，更无关乎记忆力。叶老师一直告诉我们，要“读那总是有读头的书”。哲学史上经过大浪淘沙后的经典著作值得反复研读，因为大哲学家不会“大言欺人”。这样做的目的当然不只是为了“熟知文本”，而是为了把从前的人曾经思考过的问题、做过的工作在自己的头脑里“反复再思再想”，在保持哲学问题的延续性的前提下从事“范式转换”的“革命性”工作（《西方哲学史》第一卷“上篇”）。于是哲学、哲学史成为了一门“常新—长青”的学问，叶老师如是说，而他自己的每篇新作就是践行此说的结果。有时看似叶老师在不同的文章中讨论同一个问题，但对问题的思考进程却绝不雷同，每次都有所推进。为了使哲学研究“常新—长青”，叶老师从不自我引用，更不会做那种为了“体系”的圆满和自洽而坚持己见的尴尬事。

作者是自己作品的生产者和最终决定者，但是作品一旦完成、付梓，作者就等于把“自己”“交付”给了“他者”，作者将单独面对未来—历史的“审判”。这个意思其实是叶老师在《哲学的“未来”观念》（2004年）一文中阐发的，但不夸张地说，它已然成为我坦然面对人生的原则。作为叶老师作品的一名读者，今天我将“站在未来的立场上”，选出叶老师“学术小品文”共计34篇，并根据主题将之分为五辑：以书为媒介和载体的《读书》文章，写人记事的回忆性文章，哲学短论，艺术短论，以及“学术自述”。

我之所以为“学术自述”加上引号，是因为收入这部分的文章大多是叶老师著作的“前言”或者“后记”，而非严格意义上的“学术自述”。叶老师本人无意撰写“回忆录”，虽然早有同辈友人劝他这样做，理由是年纪大了，学术性的工作可以不用再做。但叶老师不愿轻易放弃从事严肃学术工作的机会。在历经30年各式群众运动的“折腾”之后，叶老师十分珍惜今天所能享有的边缘化自由，在“无尽的学与思”的进程中，不断推进自己对哲学问题的认识。可喜的是，叶老师一如继往地享受着繁重的学术劳动带来的乐趣，让“愉快的思”一直处于进行式之中。在我与叶老师相识的21年间，常常会看到叶老师读书和思考有“新得”时脸上浮现出的那种欣喜之色，这么多年未曾改变，仿佛时间将之定格。叶老师把友人的“劝告”看作是对自己的“提醒”，更是对自己继续从事哲学工作的促进。因此，进入新世纪以来，叶老师专攻更专业性的、在理论和思想上更过硬的作品，反而不大写自己曾经很“喜欢”的小文章了。叶老师甚至还找到了理论的依据，他比过去更加明晰地看到了中国文化中“文人传统”与现代科学精神之间的差距，意识到了“文人学士”与现代“学者”之间的不同，希望以科学的精神校正“文人传统”，做扎实的“学术”工作而非在“思潮”的海洋里“随波逐流”（《守住本位》）。

叶老师的想法我当然百分百地赞同，甚至我本人在治学时亦以此为原则，不断提醒自己摒弃“文人”习性。但是理智与情感之间有时就是无法完全保持一致，我在心里常常为叶老师搁笔罢写“学术小品文”感到惋惜。叶老师这一代命运多舛、“经历丰富”，加之他本人爱好广泛——京剧、书法、音乐，颇有些人缘，因而拥有写作“学术小品文”得天独厚的条件。叶老师1952年考入北大哲学系，时值全国高校院系调整，当时国内有名的哲学教授几乎齐聚北大。中苏友好的政治格局使俄语替代了英语，“童子功”无情被废。1956年毕业时，贺麟先生慧眼识人，把叶老师要到刚刚成立一年的中国科学院哲学所工作。当时的哲学所除了金岳霖、贺麟、沈有鼎等“西南联大”一辈的大家外，仅西方室就陆续吸收了王玖兴、管士滨、温锡增等“海归”，可谓人才济济。1961年，喜爱美学和艺术的叶老师被抽调到《美学概论》教材编写组，结识了王朝闻，感受到了自由讨论的学术风气，唤起了叶老师学习哲学的兴趣。“文革”开始时，叶老师正当“而立之年”，政治学习、批斗会、游行、下“干校”，正常的学术工作被无限期地搁浅。改革开放后，叶老师于80年代初到美国进修两年，对那种因长期封闭而造成的文化和学术上的“两眼一抹黑”（见《无尽的学与思》代前言）的情况有切身的体验，同时也经历了当年旅居美国的华裔学者群对大陆学人的好奇与热情。就连叶老师居住多年的社科院干面胡同宿舍也曾经大家云集，想来亲眼所见、亲耳所闻的新闻故事不在少数。总而言之，叶老师写“回忆性”文章的题材俯仰皆是。真的要感谢叶老师在为文艺女神所青睐的青壮年时期为我们留下20多篇精彩的文章，使我们有机会了解一代学人在特殊历史条件下的命运。

叶老师擅长写书评及为他人作序，在写事忆人的基础上，跨越时空的间隔讨论哲学问题。1988年叶老师在《读书》上发表《中西文化之“会通和合”》，用与书对话的形式分别表达了对不曾相识的学界前辈钱穆先生的敬意；同年发表的《守护着那诗的意境》一文则在对“意境”问题的“讨论”中表达了对“本应更熟识的”宗白华先生的思念，弥补了未曾与宗先生更深交往的遗憾。在《学者的使命》、《怀念丕之同志》、《学者的情怀》和《哲学之“锐气”，久而弥笃》诸篇章中，叶老师写到了陈元晖、姜丕之、余丽嫦和梁志学等哲学所同仁师友，并对他们各自研究领域的哲学问题发表了看法，仿佛在做着一场场的远程学术研讨会。以《学者的使命》一文为例，这篇文章从陈元晖先生送新著《论王国维》写起，中间提及旅美华裔教授叶嘉莹，主干则是王国维的思路历程，结尾与开头呼应，回到对陈元晖先生的回忆之上。全文一气哈成，文气贯通。

我为叶老师“罢笔”深感遗憾的另一原因是，叶老师实在是写“散文”（姑且这么说吧）的高手。叶老师非文学家出身，似乎也不大爱读文学作品，因而叶老师在写作此类文章的时候没有把自己定位为一个“创作者”，他只是一个历史的“亲历者”和“记录者”。多年缜密理性思考的习惯使得叶老师没有走“诗可以怨”的道路，他的写作不是为了抒发个人胸中郁郁不平之气，以获得排遣、慰藉或补偿，而是“站在未来的立场上”，记录下一段“历史”，以供反思。在这个意义上，叶老师写作的不是“诗”，而是“史”和“思”。无论写自己的经历还是写师友，叶老师始终采用平铺直叙的方式，手法近乎白描，不愠不怒，不哀不怨，有史家之风，更具智者风范。唯其如此，读后反令人难抑“不平”和“悲愤”之情。在《我是怎样喜欢起哲学来的》和《<无尽的学与思>代前言》中，叶老师从不同侧面讲述了自己步入哲学之门的艰难历程：在校时听苏联专家讲“被分割得支离破碎”的哲学家，写作时不离“唯心”、“唯物”的标尺。再到“文革”，连带有条条框框的学术工作都不可能做，在度过了一段心里有一点闪光、但“眼前却是一片漆黑”的意志消沉期后，叶老师开始利用自己“逍遥派”的身份进行“自修”，把“坏事”变成了“好事”。在“干校”劳动期间，叶老师白天读英文版“语录”，晚上打着手电看《傲慢与偏见》；明里用毛笔抄写诗词“语录”，暗里临古代碑帖；还利用早上“天天读”的一小时，把由对书法引发的一些问题的思考写在小纸片上，夹在“语录”本里。对于不了解那段历史的新生代读者来说，这几乎算得上虚构的小说情节，就连加引号的专有名词也够查证一番。叶老师绝无意给后生晚辈讲述自己的故事以励志，他只是从亲历的历史中撷取一个典型片断，以记录和反映一代学人无可逃脱的、令人慨叹的历史命运。

叶老师专事写人忆事的纪念性文章数量不多，正因如此，才更值得一读。《沈有鼎先生和他的大蒲扇》初读时就爱不释手。叶老师轻描淡写，不事声张地把逻辑史家沈有鼎先生其人其事以及那个非理性的时代讲得活灵活现。单看这一节：沈先生因说“最高指示”中加一个逗号就更清楚的话被开了一晚上的批斗会，“会上口号也很吓人，有‘现行反革命’、‘不投降就叫他灭亡’这类的标语和喊声；第二天一早，院子里红卫兵小将再找他，他却在胡同西口的牛奶站——当时比东口的油饼店高级的去处——吃早点呢”。这几乎就是一个完备的电影分镜头剧本。

在作为《王玖兴文集》的“序言”《悼念王玖兴先生》中（叶老师明确表示“不敢言序”），叶老师从“反右运动”的尾声讲起，讲述了一个今天的青年学者不一定了解的“内幕”：当年像叶老师这样新中国培养起来的大学生是有资格做研究、写文章的，而贺麟、王玖兴这样的“老先生”却因其世界观难以改造只可被“统战”而不能充当“培养对象”，于是他们的任务就是做资料和翻译工作。文中还穿插了一段贺、王两位先生为翻译《精神现象学》彼此争执的故事，写了为王先生本人所笑纳的雅号“久磨”，全文娓娓道来，耐人寻味。

《我还是要买书的》的一文，初看题目平淡如水，切入点也稀松平常，不过是回顾七、八十年代在位于灯市东口的中国书店外文部看书、买书的经历，但洪谦、缪灵珠、何其芳、贺麟等学术大家的名字都出现其中。我曾无意看到《中华读书报》上有篇讲嗜书类型的文章，把叶老师笔下学术大家爱书买书的情况作为一种“类型”收录其中。叶老师着笔较多的是贺先生，他对叶老师可谓有知遇之恩，更兼师生之谊。有一段写贺先生因年事已高行动不便、但仍坐在轮椅上让人推着沿书架“巡视”的场景，贺先生的神情“威严得像个将军，深情得又像个恋人”。叶老师很少写出这样动情的句子，但每每读到这里，崇敬之情都会在胸中涌现。叶老师作品中还有很多类似耐读的段落和句子，留待读者自己去发现、品味。

最后一篇《岁末的思念》发表最晚，风格亦有所改变。从回忆当年在台湾的学术交流活动，到台湾的友人、饮食、学问，一直议到养育学问的社会，“思”的份量日重。

如果说十几年前我读这些作品的时候多少怀有对名人的猎奇心理和对学界前辈的景仰之心的话，那么今天重读这些文章我体会出一层新的意思：这些文章的意义不是简单地记录了叶老师个人学术生活史和交往史中的零星片断——对于叶老师的友人以及喜爱叶老师作品的读者来说，这些片断无疑是有意义的。透过个人生活史，它们折射出的是一部微观历史和微观学术史。

我们“60后”在懵懂无知的孩童时期就能鹦鹉学舌地说出“忘记过去就意味着背叛”，这是一个时代的印记。这个口号“启蒙”了我们，使我们从小就认识到了解历史的重要性。“忘记过去”究竟“背叛”了什么，一直没弄明白；但“忘记过去”相当于丧失了理解现在的一把钥匙，相当于浪费了前人积累的经验，此举至少是不明智的。叶老师常常告诫我们，要珍惜今天做学问的大好时光。倘若不了解那个用功读书反而有可能被批“走白专道路”的时代，不了解那个必须按一种模式思考问题的时代，这个告诫就会流于空谈。以前我们曾经背诵的、甚至自以为“理解”了——理性地解开、解答的——只是宏大叙事式的历史，但个人真正能够有所“体悟”的却是个人化的、有选择性的微观史，之所以说“有选择”是因为无选择地纠缠在无穷无尽的细节之中于个体毫无意义。宏大叙事式的历史是理念的产物，它旨在使纷繁无序的世界变得有序而“合理”。虽然有序的世界总会给人以希望和幸福之感，但正如博尔赫斯在小说《通天塔图书馆》中所言，有条理的文字会使注意力偏离人们的现状。在这个意义上，宏观历史只是理念世界的一块招牌，反之，微观历史却能真正进入到我们的记忆之中，转化成个人认同的“传统”。在塑造“传统”的问题上，书写的或者口述的微观历史功盖一世。从我进入西方哲学史研究室学习和工作的那一天起就发现，室内前辈同仁常把“西方室传统”挂在嘴边。渐渐地，在听讲故事和读叶老师文章之间，我不仅逐步了解了“西方室传统”的内容——“重原著、重经典、重文本和翻译”等，更认识到这个“传统”的意义并不止于上述具体的指导性意见。在贺先生等老一辈学者树立、经叶老师这代学者的巩固和“增补”后，这个“传统”现在已经深深融入我们的记忆，成为我们的行动指南，而我们亦有责任将之传诸久远，并用自己的工作使之发扬光大。叶老师尝言，“未来”才是真实的存在，在哲学上谈论经验性的体会不是为了缅怀“过去”，而是为了面对“未来”（《哲学的“未来”观念》）。如果说当年叶老师搁笔罢写“学术小品文”的内在依据是要把目光更多地投向“未来”，那么，今天我们重新整理出版叶老师部分旧作的深层依据仍然是为了更好地面对“未来”。

叶老师学术短论的写作时间也集中在八、九十年代。改革开放后学术工作常态化，叶老师这辈学人重新焕发了学术青春，这说法一点都不夸张。叶老师在“文革”中就对他喜爱的艺术和哲学惨遭扭曲的现象倍感痛心，当时就暗下决心，将来要以自己的成绩为哲学“正名”，恢复哲学应有的尊严（《我是怎样喜欢起哲学来的》）。80年代，叶老师主要以撰写系统且学术性较强的专著为主，出版了《前苏格拉底哲学研究》（1982年）和《苏格拉底及其哲学思想》（1986年）两本古希腊哲学研究的著作，在某种程度上算是对“文革”十年自修所交的一份答卷。说来“荒谬”，叶老师“文革”中自修希腊语以“伺机”研究古希腊哲学的首要考虑竟然是古希腊哲学专业性较强，研究它可以避开政治的锋芒；其次才出于探本求原的目的。这两本专著在尽展学术性的同时，理论性和思想性已初见端倪。至《思·史·诗》（1988年），叶老师真正开始了更具理论性和思想性的“创造”。在这期间，为圆自己青年时代的“文艺梦”，叶老师还兼顾美学和艺术研究，出版了《书法美学引论》（1987年）和《美的哲学》（1991年）两本受欢迎的小书。经历了太久的封闭和思想禁锢，除了需要对此前被灌输、被肢解、被扭曲的哲学进行“拨乱反正”外，各种现代乃至“后现代”哲学流派打破历时性地同时涌入，认知上缺失的环节太多，要读大量的书才能跟得上节奏。叶老师在八、九十年代显然是在“恶补”现代哲学。除发表多篇理解现代和“后现代”哲学的长文外，叶老师还同时写作多篇学术短论作为“补充”，仿佛意犹未尽，又仿佛鱼骾在喉，一吐为快。例如，叶老师在写作专论“后现代”哲学的长文《意义世界的埋藏——评隐晦哲学家德里达》（1989年）和《论福柯的“知识考古学”》（1990年）外（这两篇文章至今在学界仍有影响），还写作了《没有时尚的时代——论“后现代”思潮》作为补充。收录在这里的学术短论多为八九十年代所作。叶老师在《读书》上连续发表的两篇以“读书明理”为题的文章中，开始让不同时代、不同国别的哲学家跨越时空间隔进行对话。也许叶老师的思想和写作风格就是从那时确立起来的：不停留在对问题现有的答案之上——哪怕这答案是自己给出的，不拘泥于某一哲学领域或断代史研究；而是要把历史上对某一哲学问题的讨论结果经自己的脑子再重新想一遍，以求思想的推进。进入新世纪后，这种风格在在叶老师作品中留下了日益鲜明的印记。叶老师尝试着贯通古今、贯通中西，追求“读书明理”时那“豁然贯通”的一瞬，为读者呈现出了包括《中西智慧的贯通》、《哲学要义》、《科学·哲学·宗教》等数本专著和文集。在最近的10年间，叶老师在饱受现代哲学“洗礼”之后，又把关注的焦点重新投向德国古典哲学，力图带着全新的、整体性的视角在更高的层面上继续着“拨乱反正”工作，研读康德的文集《启蒙与自由》就是一个反映。这种研究方式的变化所带来的直接结果就是，叶老师的文章变长了，引号增多了，不适合收入本文集之中。

叶老师曾经是“文艺青年”，初到哲学所工作时还曾为闹着要去搞美学而受过贺麟先生的批评。故这本文集中除收录叶老师回顾个人与艺术、哲学之间渊源关系的自述性文章《哲思中的艺术》外，还收录了三篇从哲理出发讲艺术的文章：《“有人在思”——谈中国书法艺术的意义》，《论艺术的古典精神——纪念艺术大师梅兰芳》，以及《关于“文物”的哲思——参观台北故宫博物院有感》。我感觉，无论是艺术欣赏还是哲学研究，叶老师在精神气质上似乎都靠近“古典”更多一些。

重读叶老师旧作，觉得有好多话要说。我所写下的是一名读者“站在未来的立场上”的心得体会，只代表自己的观点，倘有不妥之处还望叶老师和读者批评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