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世间情为何物：正在巨变中的国民情感
“问世间情为何物，直教人生死相许。”相信很多人对这句在经典电视剧《神雕侠侣》中由为情所伤与为情所困的李莫愁念出来的台词，耳熟能详。但是，或许大部分人所不知道的是，这句台词真正来源于金、元之际著名文学家元好问的《摸鱼儿·雁丘词》一词。
之所以发出“问世间情为何物，直教人生死相许”的感慨，源于作者听到了捕雁者讲述的一则故事：“今日获一雁，杀之矣。其脱网者悲鸣不能去，竟自投于地而死”。
飞禽尚且如此重情，何况是作为群体性存在物的人呢？休谟断言，“理性是而且应当仅是激情的奴隶”；萨特宣称，“人是一种无用的激情”；而社会学家迪尔凯姆则认为，社会在一定意义上“完全是由理念和情感组成的”。
人，作为一种情感性存在，同样深深烙印于中国文化中。《礼记·中庸》曰：“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 1993年发现的郭店楚简（约成文于公元前4世纪中期至3世纪初，大概处于战国中期），这是一部中国先人关于情感问题的深度哲学思考。“情”，是郭店楚简关注的核心问题。在《性自命出》篇中，提出了著名的“情生於性而“道始於情”的论断。对于这一论断的重大意义，李泽厚先生指出：“《性自命出》篇与后世‘性善情恶’观念（从汉儒到理学，“存天理，灭人欲”）完全相反，‘情’在这裏占据了显赫的肯定地位。因为‘情’是‘性’的直接现实性，是‘性’的具体展示，对‘性’‘心’的陶冶塑建实际便都落实在‘情’上。不但‘始者近情， 终者近义’，‘礼生於情’，‘礼因人之情而为之’；而且，‘苟以其情，虽过不恶，不以其情，虽难不 贵；苟有其情，虽未之为，斯人信之矣’，‘情’竟成为善恶忠信的尺规所在。”
在当代，研究情感问题的国内最有创见的学者，当属南京大学的成伯清教授。其对情感问题的深度关注，从研究主题上看，偏离了社会学的宏观与结构传统，但是，就其内容看，却又处处体现了社会学的宏观与结构烙印。在今年发发表于《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第5期的“当代情感体制的社会学探析”一文中，成伯清老师进一步阐发了“情感体制”这一由其创制出来的新概念：所谓情感体制，是“一套规范的情感以及表达和灌输它们的正规仪式、实践和述情话语，是任何稳定的政体必不可少的支撑”。
成老师认为，情感体制有三种表现形态，分别是：在生产领域的整饰体制，在消费领域的体验体制，在交往领域的表演体制，而这三者也是相互交叉的。从内容看，成老师的情感体制研究，具有鲜明的社会学色彩。事实上，这一点也集中在其对情感研究的一个具体问题——“怨恨”研究上。
“怨恨”，是成老师情感研究中的一个范例。他认为，在目前的中国社会，普遍弥漫着怨恨情绪，不仅由此导致恶意的破坏性事件频发，而且在公共话语中大有演变为怨恨式批评之势。并指出，从归因上看，招致怨恨的最大根源是未被关进制度笼子的公权力。权力的不恰当行使导致承认分配的扭曲，进而导致个体尊严的缺失、意义感和价值感的匮乏，而它们是怨恨产生的核心根源。
从对当代中国重大现象的敏感性与解释性上看，无论是“情感体制”新概念，还是“怨恨”研究新探索，都另辟蹊径，向人们展示了当代中国社会存在的一个面向，具有重大的学术价值与学术贡献。
然而，我认为，就像男人不止有一面一样，社会，同样也不止有一面。至少从社会情感上讲，尽管“怨恨”在诸多群体性事件中得到了体现，然而，从趋势上看，这种由权力运行不规范而引发的社会情感及其后果，正在随着权力阳光化、规范化而逐渐被消解。与此同时，另一种情感却正在国民心理中迅速发酵，这就是“认同”。
这种对“认同”的情感升腾，在最近的现象级爆款国产电影《战狼》2中得到了最鲜明的体现。最新票房数据显示，截止昨天（2017年8月10号），在上映16天之后，整个票房已经达到了40.19亿元。《战狼》2在商业上的成功，有非常多的因素，包括集电影导演与演员为一身的吴京自身的不懈努力，然而，更为重要的是原因却是在其自身之外的。
前两年，在互联网风生水起，几乎所向披靡的时候，小米创始人、著名互联网企业家雷军曾说过一句话：“站在风口上，猪都能起飞。”如果把这句话套用在《战狼》2上，即使不是完全适用，也是基本适用。
吴京的《战狼》2，正处于国民情感大转型的风口上。情感转型集中体现在国民对国家的态度上，正在从“狐疑否定型”转向“肯定认同型”。
所谓“狐疑否定型”，指的是国民对自己国家所选择的道路、展现出来的能力、以及给自己带来的荣誉感，缺乏足够的信心，充满了不信任。
所谓“肯定认同型”，指的是国民对自己国家所选择的道路、展现出来的能力、以及给自己带来的荣誉感，充满信心，并为之感到由衷的自豪。
情感的变化，源自于现实国力的变化。“狗不嫌家穷，****儿不嫌母丑”，是中国的一句民间谚语。经验地看，“狗不嫌家穷”，确实是一个实实在在的现象。狗，是无法选择主人的，但是，一旦被选择，就会忠心耿耿，不存在嫌贫爱富之世俗恶习。然而，对于后半句“儿不嫌母丑”，能否是一种普遍现象，却是充满了不确定性。无疑，确实有大量“儿不嫌母丑”的表现，但同样也有大量实实在在的“儿就嫌母丑”的现象。
这种情感同样投射在国民对待祖国的态度上。我们常把祖国比作母亲。母亲，不会势力，会无怨无悔无条件地爱着自己的孩子，但是，作为孩子无法保证不势利，能够顶住世俗的偏见，初心不改地捍卫母亲的尊严。
至少，当祖国母亲陷入困境时，大量的怀疑党、否定派，会蜂拥而起。且不说近现代中国史，就说改革开放以来国民的情感表现。改革之初，祖国陷入国民经济崩溃的边缘，民生凋敝。人们对这个国家选择的道路、取得成就、及其未来的信心都在动摇。特别是，随着国门的打开，霓虹灯下绚烂夺目的西方物质文明，更是分分钟就让国人的既有的心智与情感坍塌，全身心地拥抱西方文明。
批评中国道路，拥抱西式文明，成为时代的潮流。现今很多著名的社会科学学者，不都是依靠这个套路发家的吗？其所做的工作非常简单，就是发挥“复读机”功能，把在西方看到的东西，与中国进行对比，然后指出中国的低劣之处。也正是在从媒体到学者的全方位颂洋洗脑下，国人对待祖国的情感，在八九十年代甚至在新世纪初的时候，几乎呈现出一边倒的格局。
然而，形势正在发生深刻巨变，由此也导致了国民的情感正在发生深刻巨变。随着中国在现代化之路上，不断取得新成就，不仅在经济总量上已经跃居世界第二，而且在内政的稳定性与外交的斩获性上，都可圈可点。形势比人强。随着国内的成长，国民对待祖国的情感，开始重新回归，回归对中国道路、中国前景的乐观上来。
国民情感从“狐疑否定型”转向“肯定认同型”的转变，一个可以观察到的现象，就是所谓“小粉红”现象的崛起。“小粉红”一词最初源于中国文学网站晋江文学城，因该网站采用粉色作为背景且女性用户比例非常高而得名。2008年左右，该网站中的海外留学生或移民为代表的青年群体开始表达爱国主义倾向，他们开始被称为“晋江忧国少女团”或“小粉红”。
仅从“小粉红”现象的滥觞，就可以发现，这一群体并非起源于过去的国内正统教育下的年轻一代，而是起源于海外留学生或移民为代表的青年群体。情感的出口转内销，意味着这一“肯定认同型”的新国民情感，具有深厚的群众基础。它不是意识形态机构洗脑的结果，而是人民群众在中西道路比较自觉与主动选择的结果。
正是在此意义上，我们才能理解《战狼》2在商业上成功的秘密。正如其在护照上所表达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当你在海外遇到危险，不要放弃！请记住。”尽管这是导演杜撰出来的台词，但是其所迎合的国民情感却并非是杜撰的，而是实实在在的。
如果说“怨恨”作为一种国民情感，代表了社会心态中的负面情绪的话，那么，“认同”作为一种新国民情感，则代表了社会心态中的积极情绪。甚至，我们可以略微激进地说，在当代及其未来的一段时间内，“怨恨”代表的是国民情感的过去时，旧常态，而“认同”代表的则是国民情感的现在时与未来时，是新常态。
由此引发的一个问题是，如果不受约束的权力，是滋生“怨恨”的土壤，那么，同样在权力运作规则与逻辑没有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下，又为什么能绽放出“认同”的绚丽之花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