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说一回家乡的不是

俗话说‘家丑不可外扬’，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之后，我还是想说说，那就是在十一月份回老家后写了一篇《俺也说一回家乡的不好》，拙文一出在同学圈、朋友圈和县作协圈有些反响，也引来了不少的议论，还有期待下篇的。

@老舟应该还有后续吧！这几年有些发展和改观，但负面的东西还是有不少。别人是一心一意谋发展，我们还在一心一意谋位子。有真本事的上不了，想方设法拖，卡，挤，压。见不得人家有进步，生怕别人超过自己。走歪门邪道的得势，小人当道，叫化子烤火，只往自己胯下扒。那有心系全局，心系未来，心系百姓的心思。没有一个以安乡自己人为主体骨干的领导团队，依靠外地人治理安乡，没有一大批一门心思抓发展，一心一意为人民的干部领头苦干，不大力弘扬正气，树立标兵，引领风尚，安乡的穷，是长期的必然！我儿子工作过的云南省安宁市，十八年坚持两手抓，两手硬，创建全国文明城市。终于在17年创建成功。实现了云南零的突破！干群齐心协力，无怨无悔。一届接一届，一张蓝图管到底。年财政收入五十亿元。人们安居乐业，幸福快乐！付科正科年收入在十八万元以上。有了合法正当的收入，能够安排好家庭生活，负担起敬老爱幼的支出。干部的心思就更加用在正道上了！发展更快。形成了全域良性循环！敬佩人家啊！回去了也只是暗自叹息，无力回天！！！

这是家乡县作协圈我一个学弟当时的感慨，我觉得讲得很好，也是我想要说的话。

我上次说家乡县财政比较穷的原因，主要说了是长时期抗击洪水造成的，也说了干部的短期行为也是其中的原因。其实后一个原因应该还是主要原因，我是这样想的，我的学弟也是有这层意思。

‘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因素’，这是开国领袖关于如何开展各项工作的精辟论述。我参加工作是与祖国的改革开放基本同步的（只晚三个年头），我当时是县里《农业科技报》的编辑兼记者，后来又当市人大代表多年，还有这个监督员那个联络员的社会兼职，也算是个县里的知情人士。

改革开放后，家乡的县域经济发展，在我看来至少错过了三次发展的机遇：

第一次是上世纪的八十年代，那时是乡镇企业私营经济蓬勃发展的关键期，我们县一是地处远离大中小城市的落后地区，信息闭塞、人的思想现念陈旧，加之领导干部当初提拔的百分九十八以上是学农的，领导干部抓农业很在行，也有兴趣，一本农业经念了很多年，我当时感慨就我们的食堂里的饭票、手上的工作证咋老是浙江人的‘杰作’呢？

第二次是上世纪的九十年代初，家乡几大县属国有企业在改革的大潮中有了很好的势头，如棉纺、食品、造纸等行业，这也是家乡农业县有丰富资源的优势产业。可是从那时起干部实行了异地为官，家乡是个洪水走廊，谁也不想在此长呆，干部短期行为就此多了起来。如家乡的造纸行业是很有基础也颇具优势，基础是当时就了四家中小型造纸厂。优势就是外河洲有几十万亩天然生长的芦苇，先年砍了，次年又自然生长起来了，这是上帝赐予家乡人民的财富，可就一个集中制浆工程议了多年都没有上马，谁也不愿干投入大短期收不到成效的事，结果四家纸厂因制浆污染问题都被关闭了，这么大一块的就业和税收就没有了。

第三次是上世纪九十年代末和新也纪初，那段时间是企业改制和房地产发展的黄金期，县里商业企业在县城的黄金地段上有几百上千的门店，还有仓库什么的，那时的县财政比现在还困难，因为国家还没推行转移支付，我当时建议县里成立一个公司把这些企业的资产收了，然后走招标拍卖的方式，为县财政增加大笔收入。可是我的多次建议没人采纳，因为好多领导在琢磨着怎样调走，新来的领导一下还理不了事，这些资源就这样短暂的很不规范的交易了，当时百分之九十以上的门店是贱卖的，当然这也藏富于民了。

三次机会关键是前两次，如果把握好了家乡的财政就可能不会是现在这个样子了！不过，这是我在这里瞎说而已，我也在此申明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