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分钟认识《异类》成为不一样的烟火
【小聋君说】
为什么英超联赛大多数球员都在9月至11月出生？
为什么比尔·盖茨和史蒂夫·乔布斯都生于1955年？
为什么纽约很多著名律所的开创者竟都是犹太人后裔，并且其祖辈大多在纽约服装行业谋生？
《异类》这本书的作者格拉德威尔告诉我们，如果没有机遇和文化、环境因素，即便是智商超过爱因斯坦，也只能做一份平庸的工作。
今天，小聋君就通过下文，帮助大家快速掌握这本书的框架和精华，希望大家能够从中找到成功的根源。
《异类》
（本文已获授权转载，来源Reborn新生）
十分钟认识《异类》成为不一样的烟火
推荐语
在《异类》这本书中，作者想证明，个性作用并非个人成功的决定因素。成功人士并非白手起家，他们以某种形式获得家族的荫蔽和支持。那些最终变的卓尔不群的人看似完全依靠个人奋斗，其实不然。
事实上，他们一直得益于某些隐蔽的先天优势，或是非凡的机缘，抑或某一文化的特殊优势。这使得他们学得快，干得多，以普通人难以企及的方式认知世界。出生的时代与地域对个体的影响巨大。而我们所处的文化背景，以及我们的祖先留下的东西，在我们无意识的情况下，就已经限定了我们获得成功的方式。
因此，只关心成功人士是什么样的人，这远远不够。我们还必须探究他们从哪里来，只有这样才能明白为何某些人成功，其他人则流于平庸。
前言
意大利罗塞托人移民美国后，地理环境、饮食习惯均发生了改变，仍然能保持健康长寿，并自然死亡（而很多美国人是死于心脏病或其他疾病），这一现象引起了广泛关注。
调查者最终认识到，孤立的考虑个人选择和个人行为，根本无法解释罗塞托的人们如何保持健康。应该超越个体寻找原因 —— 理解人们所处的文化背景，考虑他们的家庭和朋友状况，追踪其家族渊源。
本书也是通过上述途径（即超越个体），去解开成功的奥秘。
第一部分：机遇
马太效应与 10000 小时法则
心理学家巴恩斯利，通过对加拿大最优秀的世界级冰球队员生日的统计和分析，发现了存在于不同年龄阶段的统一规律：40% 的冰球队员生于 1 - 3 月， 30% 生于 4 - 6 月， 20% 生于 7 - 9 月，只有 10% 生于 10 - 12 月。
这不是星座的守护神在发挥作用，真正的原因是：加拿大冰球按年龄分组的分界线是 1 月 1 日，即从 1 月 1 日到当年 12 月 31 日之间出生的球员将会被分在同一组。
在青少年时期，一个 1 月 1 日出生的选手，要比出生在最后几个月的选手在生理上要成熟很多。全明星阵容的队员挑选条件就是，选手要在体格和肌肉协调性方面具有天赋，而1月出生的选手因为年长几个月，占尽了生理发育的优势。
这一现象在欧洲足球球员的生日规律中再次得到了印证。国际足联以 8 月 1 日作为年龄分组日，所以在最近一次世界青年锦标赛中，参赛队员有 135 名出生于 8 月之后的三个月，而只有 22 人出生在 5 月、6 月和 7 月。
由于我们过于相信成功是个人的事情，而忽略了选拔人才的方式与个人成才之间的紧密联系，所以在选拔人才时，社会过早地将一部分人划入失败者行列，阻碍了这些人成才，也损失了很多造就天才的机会。
天才论中最著名的案例出现在 20 世纪 90 年代，心理学家埃里克森对柏林音乐学院的学生展开了研究。他得出了以下结论：
第一，根本没有“与生俱来的天才” —— 花比别人少的时间就能达到比别人高的成就；
第二，也不存在“劳苦命” —— 努力程度比别人高却无法更优秀。
一个人要完美掌握某项复杂技能，就要一遍又一遍艰苦练习，而练习必须达到一个最小临界量：10000 小时。
所以，莫扎特根本算不上天才，他前期的作品是在其他作曲家的帮助下完成的。完全出自莫扎特之手，并被奉为他的第一部经典作品《第九号钢琴协奏曲》，是在他 21 岁时创作的。音乐批评家哈罗德认为莫扎特其实是“大器晚成”，因为他经历了整整 20 年作曲生涯，才创作出了伟大的作品。
现在我们可以更深刻地理解前面讲到的冰球和足球队员“生日偏斜现象”，你以为肯定有些运动天才出生于下半年，他们凭着自己的天赋最终也可以进入顶级队伍。但是，事实却不是这样的。
这种生日偏斜分布主要是以下 3 种制度共同作用的结果：
筛选、分组、区别训练。
加拿大人在球员年纪尚小时就开始对他们进行筛选，进而优胜劣汰，将“天才”和“非天才”分组，给予“天才组”强化训练。而“非天才组”则因为没有得到强化训练，他们很难达到 10000 小时的训练时间，从而无法在职业青年队选拔的时候入围。最终，在以上 3 种机制的共同作用下，生日靠近“年龄分组日”的球员获得了巨大优势。
社会学家罗伯特援引《马太福音》，把这种现象叫做 “马太效应”：
凡是有的，还要加给他，叫他有余；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过来
其实，除了足球和冰球球员选拔，这种不公平现象广泛存在与很多领域，例如教育领域等。
享誉全球的计算机科学家比尔 · 乔伊，我们这个时代电脑科技变革的主要推手之一，在硅谷的名声不亚于比尔 · 盖茨。在密歇根大学的时候，从二年级开始每天 8 - 10 小时学习编程，到了伯克利后第一年更是没日没夜的编程。算一下时间：
所以，大概...... 10000 小时吧.
他最后说道。
从甲壳虫乐队组建到公认的他们最伟大的作品《甲壳虫乐队》发行，正好 10 年。1960 年，甲壳虫乐队还是支高中摇滚乐队，他们获得了一个到德国汉堡演出的机会，这个机会改变了他们。汉堡对甲壳虫的真正关键之处在于：汉堡“逼迫”甲壳虫乐队超量演出，每周七天每天 8 小时。1960 年 - 1962 年，他们一共表演了 1200 场，大多数流行乐队，在他们整个演艺生涯中演出也不会超过 1200 场。正是在汉堡的超量训练才使甲壳虫乐队脱颖而出。
来看看比尔 · 盖茨的成长历程。1968 年，才上八年级的比尔 · 盖茨开始通过分时系统学习编程，从这时起，盖茨的生活就基本转移到了机房。从八年级到中学毕业的 5 年，也是盖茨自己创建公司之前的“汉堡之旅”。
时势造成功
现在，我们看看除了一万小时之外，我们还忽略了天才们哪些成功的细节。
先回比尔 · 乔伊的故事：
比尔学习编程是在 20 世纪 70 年代初，当时的电脑编程必须使用键盘打孔机打在打孔卡上。程序员需要带着打好的卡交给电脑操作员，通常需要等几个小时甚至一天，在这种情况下任何人想成为程序专家都很难。
密歇根大学是世界上第一批实现电脑分时系统的高等学府（打孔卡编程和分时编程的区别，就像通过写信下象棋和即时下象棋一样），这对于 1971 年进入密歇根大学的乔伊是个机遇。他本来只对数学和工程学感兴趣，但当他大一接触并爱上编程以后，惊喜地发现自己竟然幸运地置身于世界上仅有的几个只要想要编程就有电脑可供使用的大学之中。
甲壳虫乐队：
当时有位酒吧老板打算邀请乐队去汉堡的每个酒吧演出，一开始他去伦敦发掘乐队，恰好认识了一位因意外来到伦敦的利物浦商人，这位商人向他推荐了几个乐队，其中之一就有甲壳虫乐队。
比尔 · 盖茨：
1968 年世界上还没有哪所高中像湖滨学校那样拥有分时系统的计算机终端，而恰好此时盖茨转入此校；学校经费用完，恰好有位家长开的公司为了交换资源，可以免费为学校提供一些上机时间；这家公司倒闭后，恰好有一家需要雇佣学生编写软件的公司，可以提供免费上网；盖茨因为偷上机密码被公司开除后，恰好找到离他家很近的华盛顿大学有一台免费电脑可以在夜间凌晨使用；恰好 TRW 公司与盖茨原来工作的公司联系，才能在需要人才的时候找到盖茨。
盖茨自己也说：“我获得的这一切都是一系列不可思议的运气的积累。”
现在，我们把冰球明星、比尔 · 乔伊、甲壳虫乐队、比尔 · 盖茨的故事串起来，我们便能拼出通向成功更加完整的路径。他们无疑都深具天赋，但是，使他们如此出色的不是他们非凡的才能，而是他们的机遇。
作者对当今世界排名前 75 的富翁以及电脑巨人的出生年份，进行了统计分析，也得出同样的结论：
在面对机遇的时候，你的年龄很重要，不能太大，也不太小。
“特曼人”与令人心碎的天才命运
第一次世界大战刚结束，斯坦福大学心理学教授刘易斯·特曼开始有计划地寻找那些智商在 140 - 200 之间的天才少年，这些少年被称为“特曼人”。在随后的岁月里，特曼坚守职责地跟踪、测试、测量、分析“特曼人”的人生经历。
事实证明，特曼错了，智商在现实的作用并没有那么大。
“特曼人”成年以后没有一个诺奖得主，只是有几个稍稍取得成功，但大部分的职业非常普通，还有一个人按照特曼自己的标准也算是完全失败的。
特曼当年也测试过两个小学生，就是后来的诺贝尔奖得主威廉 · 肖克利和刘易斯 · 阿尔瓦雷斯。但是他们两个都没有被选中，因为他们的智商不够高。
一个篮球运动员只需要足够高，身高超过职业队的门槛就可以了。同样，智力门槛也同样存在。智商与成功只在一定程度上相互关联，一旦智商超过 120 分，此时更高的智商并不意味着同比转化成更多的现实优势。
在对诺贝尔奖得主的研究中也发现，并不是所有诺奖得主都毕业于顶级名校，他们也有一些来自像乔治敦大学这样很一般的学校。可能哈佛大学的学生在智商测试的绝对值上会高于乔治敦大学，但是两所学校的学生同样聪明，他们都机会获得诺奖。因为，诺奖获得还跟其他因素有关，比如发散性思维。而通过测试发现：智商高的人，不一定就比智商相对低的人有更发散的思维。
作者对比了两个人物：
一个是克里斯托弗 · 兰根，智商 195 ，远高于爱因斯坦的 150 ，有超强的记忆力，从小就对数学哲学感兴趣，却连大学都没有毕业，最终未能在学术界发表任何著作；
另一个是奥本海默 ，著名的曼哈顿计划首席科学家。
两个年轻的学生，在各自的大学生活中都陷入了麻烦。兰根错过了为自己申请奖学金的最后期限，奥本海默企图毒死自己的导师。他们想继续学业都必须与校方协商。结局却是兰根放弃了学业。他们两人同属天才，但是从另一个层面上讲，却有天壤之别。
奥本海默有这样一种特殊技能，能让他在辩解一宗谋杀案时振振有词，能让他带着这样的前科去应聘一个 20 世纪最重要的工作。在如何从社会获得想要的东西方面，奥本海默具有特别的悟性，而兰根却没有。
这样一种特殊技能，心理学家罗伯特 · 斯滕伯格称之为“实践智力”：知道如何做某事，而不需要知道为什么知道，也不需要解释为什么。这不是关于如何辩解的知识，而是帮你正确了解形势，从而获得你想得到的东西的知识。兰根就是具有很高的逻辑分析能力，却缺乏实践智力。
阶级优越性
社会学家安妮特 · 拉里奥的研究，可以说明人与人之间实践智力差别的原因。拉里奥认为，这种差别来源于阶级优势。富裕家境的孩子从小就被言传身教地灌输“权利意识”，被鼓励去实践成人社会中的游戏规则，而这种意识能使他在未来更好地适应社会，展示出完美处理各种挑战的能力。
奥本海默从小在曼哈顿富人区长大，父亲是商人，母亲是画家。作为对照，兰根的生活贫乏无味，继父酗酒成性，父母从没有教过他如何维护自己的权益。
再看看不同的“特曼人”之间的成就不一样的原因。特曼经过各种观察研究，最终发现，了差异的根本原因在于：家庭背景。
弗洛姆的启示 —— 成功不是随机事件
乔 · 弗洛姆是美国著名律师事务所的合伙人，这又是一个丑小鸭变白天鹅的故事。但是，通过以上例子，我们已经知道，成功人士不可能独自走向成功，他们总是特定地点和特定环境的产物。
20 世纪四五十年代，保守的纽约法律事务所招聘的人员一定要有着“体面的社会背景”、良好的工作能力、良好的个性品格。所以，即便弗洛姆能力超强，出身名校也被拒之门外。那些老派的的大事务所对于所接的工作也有着严格的规定，他们不接公司间的恶意收购。所以，那些打收购官司的人只好找弗洛姆这种有实力却在二流律师事务所工作的律师。
70 年代，市场趋向国际化，收购诉讼变得炙手可热。那谁是这个领域的专家呢？就是在这方面已经积累了 20 几年经验的弗洛姆，他早就积累够了 10000 小时。
弗洛姆的父母是移民，为了糊口，做起了家庭作坊式的服装生意。正好赶上当时的服装业蓬勃发展，需要他们熟练的手工技术，这一机遇给弗洛姆的父母带来了成功。父母在从事这种有意义的工作的同时，将自主、付出就有回报这样的理念传递给弗洛姆。
弗洛姆的经历乍看上去没什么优势可言 —— 他是犹太移民，父母是贫困的服装厂工人，一家人生活在犹太人遭受严重歧视的时代，又恰逢经济大萧条 —— 然而，这些劣势因素最终却出人意料的成为优势。
这家事务所的其他三个创始人，也跟弗洛姆一样，聪明、有抱负、努力工作。但是，他们也同样出生在出生率低谷期，在纽约公立学校读书，是犹太人，也因为出身问题被老牌事务所拒之门外，父母也在服装行业工作。
并不是这些人比其他律师更聪明，而是因为他们磨练了多年的技巧因时势而突然变得极有价值。
成功不是随机事件。是由一系列可以预知的、强而有力的优势环境和机遇构成。
第二部分：文化传承
荣誉文化
美国的坎伯兰地区从 19 世纪 60 年代到 20 世纪初，总共 1000 多起谋杀案诉讼，而这个镇的人口在历史上从来没有超过十五万人。
“荣誉文化”可以解释这里的犯罪模式为何如此独特。荣誉文化是指：人们必须通过自己的言行表明自己不是弱者，要对危及他们名誉的哪怕最轻微的挑战予以最坚决反击。这个地区的移民来自世界上荣誉文化最根深蒂固的地区：苏格兰南部、英格兰北部等等。
文化传承是事件背后更强大的力量，它植入人性，影响长存、经过数代传承，即便这种文化的经济、社会和人口等条件已经消失，这种文化也会一直完好无损流传下来。文化直接决定了我们看待世界的方法和行为模式，作用如此巨大，以至于没有它，我们将无法认知世界。
高权力指数之恶
大韩航空公司从 1997 年 801 航班失事以后，事故连发。而大韩航空公司飞机的损失率是美国航空公司的 17 倍之多，1999 年美航、法航等纷纷中止了与大韩航空的合作关系。从那时起，大韩航空痛定思痛，决定扭转局面，现在已经成为天合联盟的成员。这些事故的深层原因是什么？
在现代商业飞机中，机长和副机长平摊飞行职责。但从历史记录来看，坠机大多发生在机长独断专行，自己独掌飞行的时候。当副机长发现飞机问题时，往往不敢直说，只是以重复暗示的方式跟机长沟通，结果往往达不到要表达的目的，导致事故的发生。其实，为了更安全，飞机应由经验较少的的飞行员驾驶，让有更丰富经验的飞行员做副机长，这样，在出现状况的时候，他就可以大胆说出自己的见解。
与缓和性语气作斗争，成了过去十几年商业航空界的主要战役。世界主要航空公司都有一门被称为“机组人力资源管理”的课程，主要训练机组中的新人如何清晰、有效地与他人沟通。
荷兰心理学家吉尔特 · 霍夫斯泰德认为，各种文化间不同的价值取向可以通过个人与集体的关系区分，他称之为“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维度”。霍夫斯泰德理论的几个维度中，最引人注目的就是“权力距离指数（ PDI ）” —— 指人们对待比自己更高等级阶层的态度，特别是指对权威的重视和尊重程度，指数越高，人们对权威的态度就越尊重。曾经有人对不同国家的飞行员进行权力距离指数测试，得分第一名是巴西，第二名是 —— 韩国。
稻田与数学
中国南方曾经是稻田的故乡。由于稻谷生长容易受到其他植物的侵害，经常要手工除草；由于人均土地少，但是人口多，为了增加产出，农民只能增加每年水稻的播种次数。千百年来的水稻种植让中国的农民成为最辛劳的一群人，他们一年工作 3000 个小时。
但并不是所有农民都会为了生存如此辛勤耕作。在 18 世纪的欧洲，农民一般从拂晓劳作到中午，一年下来大概况工作 1200 小时。
在法国不管气候寒冷与否，从 11 月的第一场雪开始，这里的农民开始进行“冬眠”活动，直到来年的三四月间。
大量年富力强的小伙子大白天躺在床上，蜷起身子取暖，同时减少进食。
中国南方的农民是不会在冬天睡大觉的，他们会为下一个收成做好准备。
努力工作是所有成功人士的共性。努力工作的“稻田精神”在亚洲人身上很常见，他们在许多方面受惠于这种文化，尤其在数学成就方面最为突出。
著名数学家舍恩菲尔德所做的测验和研究表明：态度比能力更重要，只要你愿意，你就能驾驭数学，成功就是坚持不懈、就是顽强不屈，就是别人花30秒做不出来就会放弃的数学题，你愿意花 22 分钟去思考。
国际教育成就评价协会每 4 年会针对全世界小学生举办著名的 TIMSS 考试。参加考试前，这些学生都须按要求填写一份题目多达 120 道的单调又麻烦的问卷，很多学生都有一二十道题空着没写。
最后，当把答题的平均数量排序和各国 TIMSS 考试得分排序放在一起，你认为会发现什么呢？
两者的排序是一致的。
就是说，哪个国家的学生更愿意花时间仔细回答冗长的问卷，这个国家的学生考试成绩就更好。而名单最顶端的国家或地区是：新加坡、韩国、台湾、香港、日本 —— 这些国家或地区的共通点就是他们都崇尚有意义工作的稻田文明。
亚洲人在数学方面有优势的根本原因在于，崇尚勤奋取得成功的亚洲学校，不会像美国学校那样给儿童放三个月的暑假。为什么呢？
我们知道稻米的营养成分得益于水的灌溉，所以灌水越多，收割的粮食也越多。而西方农业却恰恰相反，无论是麦田还是玉米地，每隔几年必须休耕，否则土地很快贫瘠。西方的教育理念也来源于此，为了避免大脑贫瘠，教育改革者选择将暑假假期延长。
我们再来看看，增加学习时间以后，美国儿童的成绩是否真的就会增加呢？
社会学家卡尔 · 亚历山大，针对巴尔的摩市的 650 名公立小学学生，从一年级开始进行数学阅读技能的“加利福尼亚测试”，然后随年纪增长追踪成绩变化。调查结果显示：
富人家孩子暑假期间阅读成绩增幅远远高于贫困家庭的孩子的成绩增幅。
父母教育方式的差异的确造成了孩子们之间的差别。富人家的小孩，暑假会被父母安排去博物馆，各类辅导课，参加夏令营。
而穷人家的因为没钱参加夏令营或者特长班，她只是外出野游、看电影，过了一个对她的阅读技能毫无益处的无忧无虑的暑假。
对症下药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美国的实验性公立学校 KIPP 项目将稻田文明的精华引进了美国。这里的学生大部分是非洲或者西班牙裔移民，四分之三来自单亲家庭，而且 90% 的家庭收入低到需要联邦政府负担孩子的午餐费用。
但当你走进这里，你会对这里井然有序的一切大感意外，学生们安静有序，走廊的墙壁上挂满了毕业生们所在大学的三角旗，经过十多年的发展，KIPP 学园已经成为最受初中生欢迎的公立学校。
这个学校的的学生进入 KIPP 前，觉得那里是一座监狱；进入 KIPP 后，他们的人生彻底改变了。他们与 KIPP 达成了一项“交易”：
每天早上有一半以上的在 5 点半之前就已经起床。下午 5 点放学，他们需要用 2 - 3 个小时写作业，有时需要写一个多小时论文，一般在 11 点多才能睡觉。
所有这一切高强度的学习，对于以前的美国学生是不可想象的。
对他们来说，原有的生活环境不能给予他们像富人孩子一样的便利 —— 周末和暑假补课，那他们该怎么办？只能放弃原来的娱乐，回到 KIPP 加课。社会对他们的要求是：
要在学业上取得成功，就必须牺牲自己的部分个性。
但是，想一想，他们的“交易”有什么坏处呢？他们的前途有了多么大的改变。
机遇之歌
我们在本书中讨论的所有成功者的案例都遵循某种可预知的线索。这条线索并不完全是智力因素，如果是这样的话，智商 190 的兰根就要比爱因斯坦更成功；这条线索也不完全是个人选择和个人努力的结果。这条线索，确切说，在某种意义上是“上天的成全”。
【小聋君后语】
“异类”是那些获得特殊机遇之人 —— 是那些耐心等待，当机遇到来就当仁不让把握住机遇的人！
十分钟认识《异类》成为不一样的烟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