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史上李鸿章的困境

甲午海战的场景

夜晚，捧着《中国近百年政治史》，读到鸦片战争以来的近代史，看着一行行中国战败的记录，我时而有怒其不争的愤怒与无奈，时而因为其中的人与事而湿了眼眶。那让我怀有复杂情感的是一个饱受争议的人物：李鸿章。

李鸿章备受人们诟病的原因，是他曾经多次作为全权大臣与外国签署极不利于中方的不平等条约。他在中法战役期间两次代表清政府与法国签署条约的行为，已经使他被当时的人们所唾骂。然而当他中国遭遇外屈辱史上最黑暗的甲午海战的失败后，以年迈有病的身驱，坐在了与日本议和的谈判桌上，他已经再也洗不清“丧权辱国”的污名。

李鸿章在中日战争失败后所签署的马关条约，让他一生的贡献与名誉都毁于一旦。

有人说他是一个软弱的外交家，没有为清政府取得最多的利益，而是任日方宰割。

让我们看一下中日谈判的时候，李鸿章到底处于怎样的境地，在这种境地下，能不能容得下他的“力挽狂澜”？

事实上，当时的李鸿章虽然担负外交事实上的责任，却没有主持外交事务的全权：总理衙门和南北洋大臣以外的许多学士们，御史们、尚书、侍郎、督抚们，对于外交问题，差不多人人可以发言，人人可以出主张，外交的全权到底不知道在何人手里。日本只有一个内阁总理，一个外务大臣，只要对付国会一个机关。李鸿章既不是内阁总理，不是外务大臣，要对付许多不负责散漫庞杂的学士们、御史们以及其他的人，皇帝和太后也到底不知道谁的主张好。从问题发生到问题解决，一时一刻，千变万化，没有一个人今天知道明天如何行动，简单的说，就是自始自终无所谓方针。为什么不能有方针？就是事权不统一的原故。（《中国近百年政治史》p163）

既然外交事权的决定权不在李鸿章，那么他的签署也是慈禧大臣们的决定，他无力反抗不从。

但是我们也还可以从军事上向李鸿章发难：作为“洋务运动”的主导人物，一手打造北洋水师的人，他的所有军事上的努力为什么如此不堪一击呢？

首先，大多数与他同时代的士大夫阶级有着强烈的“反洋”思想，阻挠洋务派的活动。

左宗棠在福建设的造船厂，就差点被朝廷停止。

李鸿章反对停止的奏语讲到：

士大夫 于章句之学，而昧于数千年来一大变局； 于目前苟安，而遂忘二三十年之何以创巨而痛深，后千百年之何以安内而攘外；此停止制造轮船之议所由来也。（《中国近百年政治史》p12）

李鸿章已经发现当时是三千年来的一大变局，而一般士大夫还沉浸于“天下共主，四方朝拜“的大国幻梦中。他们推崇四书五经，贬低西方天文、算数、造船等学说，认为只是奇技淫巧。士大夫反洋人、反洋学的想法更像是夜郎自大的傲慢，李鸿章的洋务举措自然被他们视为异端，极力阻挠。

其次，清朝政府自身的腐败风气，使得海军军备不足，质量欠佳。

清政府的腐败发自慈禧，慈禧以太后的身份垂帘听政，将皇帝溥仪当作傀儡、偶像，打压肱骨之臣，提拔太监李英莲等近侍，率领他们出卖官缺。上行下效之下，政府机关的人员也多用贿赂以维持位置并升迁。而贿赂品的来源，不外乎刻扣军饷、私吞公款。同时，慈禧一心想要建造的颐和园的经费也使得军备的经费大幅缩水。

当黄海海战时，至有两艘铁甲战斗舰共同只有三科大口径的开花弹；因此在大半日的苦战当中，中国战舰所发射的炮都是小口径的炮，大口径的巨炮皆闲搁不能作用；这又安得不失败呢？治愈中国自己制造的鱼雷，据严复所说，有用铁渣来代替火药装在里面的；这又安能守护海面呢？（《中国近百年政治史》p162）

最后，也是总的一点原因就是当时落后的政治制度限制了他的思想与行动。

李鸿章希望能以学习洋务以救亡图存，主要是以军事与工业上的学习为主，但他没有看到政治、经济的改革才是中国崛起的良药。

李鸿章的“短视”之处不仅因为他对国外知识所知较少，最重要的是他深受“名教”道德观的影响。真正的“名教”精神使得曾国藩打败了“太平天国”假的“神权精神”，却让李鸿章在日本的侵略面前无计可施，只能对日本的要求一一俯受。

但他还是为这次失败作出了一点贡献，第一个贡献是因为巧合，当他于一八九五年（光绪二十一年）二月中抵日本马关后，日政府起初提出严重的休战条款，尚未成议，李鸿章忽被一日本小民小山丰太郎（一名小山六之介）所刺伤，日政府恐受世界各国的舆论所责难，才应允无条件休战（休战期限仅二十二日）。两方才在休战期内，成立合约。第二个贡献，则是李鸿章利用国际舆论的影响，使得日本不得不将辽东半岛还给中国。他一面与日本磋商合议，一面将日本所提出的要求条款通知北京各外国公使，以激动各国的嫉妒心，引起干涉，迫使日本将辽东半岛退还给中国，日本暂时无力抵抗，也只得服从。李鸿章一生“以夷制夷”的外交策略，仅于此略略发生一点效力。（《中国近百年政治史》p160、161）

最后不得不提一个令人动容的历史故事。当李鸿章和伊藤博文在马关会议彼此应酬的闲谈中，李氏说：“贵大臣之所为，皆系本大臣之所愿为；然使易地而处，即知我之难为，有不可胜言者。”伊藤博文答说：“要使本大臣在贵国，恐不能服官也。”（语见《中东战纪本末》）日本已经进行了明治维新，而中国仍无政治上的改革，两者的政治风气、国民与政府的团结精神可以说是云泥之别。总而言之，李鸿章为清王朝的强大所苦心经营的一切让我感动不已，但也让我悲叹他的格局的局限，他痛心疾首仍不得不俯首签下不平等条约的困境，让我感受到了希腊英雄式的悲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