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毛年谱（122）：《毛泽东年谱》记录的西安事变的垫铺工作
1936年，毛泽东43岁。
1936年12月是这一年最重要的一个月：这个月发生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
不过，西安事变绝非临时起意的行动，而是毛泽东一年多的战斗与统战工作的结果。
红军到达陕北，东北军损兵折将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后，国民党为保存实力，命东北军退入关内。
1934年3月，张学良就任鄂豫皖“剿总”副司令，驻武昌，部分东北军南下。
1935年夏，张学良又任西北剿总副总司令（总司令是蒋介石），16万东北军主力被蒋介石调至陕甘一带，参与“围剿”红军。蒋介石调集东北军及晋绥军，采取南进北堵，东西配合，逐步向北压缩的战法，向陕甘苏区发动了第三次“围剿”。
1935年10月1日，国民党军第110师从延安出发南下，行至四十里铺时，留1个团在该地守备，师部率2个团直奔甘泉。红15军团在甘泉劳山一带设伏，全歼敌军，毙伤师长何立中以下1000余人，俘团长以下3700余人。
10月25日，红十五军团发起榆林桥战斗，全歼国民党军东北军第107师第619团等部，俘获团长高福源，此人曾是张学良的警卫营长。
11月21日，中央红军和红15军团发起直罗镇战役，共歼灭国民党军东北军一个师又一个团，俘敌5300余人。
经历劳山、榆林桥、直罗镇三次战役，东北军损失近三个师。东北军官兵久厌内战，张学良秘密至上海会见杜重远、李杜等人士，中共秘密党员刘鼎赴张学良处工作。
李克农接触王以哲、张学良
随后，中共对张学良、杨虎城、王以哲等主要将领展开工作。
1935年12月5日，毛泽东和彭德怀致信杨虎城：“鄙人等卫国有心，剑履俱奋，行程二万，所为何来，既达三秦，愿求同志。倘得阁下一军，联镳并进，则河山有幸，气势更雄，减少后顾之忧，增加前军之力。”以“重关百二，谁云秦塞无人；故国三千，惨矣燕云在望。亡国奴之境遇，人所不甘，阶下囚之前途，避之为上”的语句，激发杨虎城的爱国热情。
1936年1月20日晚，李克农同张学良在洛川举行会谈。21日，李克农致电毛泽东等，报告同东北军会谈中了解的情况：张学良表示愿意为成立国防政府奔走，东北军中同情中共抗日主张者不乏其人，对“剿共”态度消沉，愿意目前各守原防，恢复通商。
1月25日，毛泽东等二十位红军将领联名发出《为红军愿意同东北军联合抗日致东北军全体将士书》，指出：“中国苏维埃政府与工农红军是愿意与任何抗日的武装队伍联合起来，组织国防政府与抗日联军，去同日本帝国主义直接作战的。我们愿意首先同东北军来共同实现这一主张，为全中国人民抗日的先锋。”此书信并提出关于组织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的具体办法，建议互派代表共同协商。
2月19日，和彭德怀致电王以哲并转张学良，指出：“贵军与敝军之联合抗日号召全国，必为蒋介石等所深恨，制造谣言以中伤破坏两方团结，实意中事。希望贵方不为奸人谣言所动，威利所屈，坚持联合抗日之立场。”特派李克农即日起赴洛川面谈一切。
2月21日，毛泽东等给李克农的训令指出：估计张学良愿意与我们继续谈判，准备订立互不侵犯协定；同意抗日，但不同意讨蒋；不反对国防政府、抗日联军口号，但不同意马上实行这个口号；接受蒋介石的策略，即取消苏维埃红军、取消苏维埃制度与暴动策略。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策略：处处把张学良与蒋介石分开；求得互不侵犯协定的订立；坚持抗日救国代表大会，坚持抗日讨卖国贼不可分离；如张提出取消苏维埃，则克农提出取消南京政府，在抗日救国代表大会中作取消双方政府、成立全国人民公意的政治制度的初步讨论；如张提出取消暴动，则克农提出取消一切国民党的压迫制度、封建剥削；要求停止内战，不拦阻全国红军集中河北，不反对红军充任抗日先遣队；原则不让步，交涉不破裂。
25日李克农等到达洛川，同王以哲会谈。
3月4日，毛泽东和张闻天、彭德怀致电秦邦宪等，指出我军与王以哲军互不侵犯及经济通商口头协定业已订立，请通知陕甘省委、省苏、军区告富县、甘泉、延安、洛川等县，凡属王以哲军，务以友军相待，对其通过苏区者表示诚意的欢迎与招待；另要钱之光前往洛川找李克农，采办西药、布匹等物资。
3月16日，毛泽东、周恩来等听取本日到达石楼的李克农作洛川会谈情况的汇报，了解张学良、王以哲对于抗日救国的进一步计划，认为张学良的抗日要求是有诚意的。中共中央立即决定派周恩来为中央全权代表到肤施同张学良会谈，共商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根本大计。16日，毛泽东同彭德怀致电王以哲，将中共中央上述决定通知他并告张学良，还对他惠赠图书表示感谢。
3月27日，重申对张学良的策略：1.蒋、张分开；2.互不侵犯；3.坚持抗日救国代表大会，对蒋召集的会议原则上反对；4.不破裂，求得实际利益；5.提出“取消苏维埃”，则以“取消国民政府”相对；6.提出“取消暴动”，则以“取消国民党压迫”相对；7.不反对红军集中河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