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呵护｜第四章（C） 席修明：无怨无悔lCU

席修明教授

采访复兴医院席修明院长，感觉很轻松、愉快，因为彼此坦诚。

席修明说：重症医学成立与发展，经历了SARS和汶川地震两大公共灾难事件。

SARS及猪链球菌的事件以后的2005年，中华医学会就接纳了这个学科，重症医学成为正式的一个专业的委员会了。

第一届的主任委员是刘大为。三年一届，刘大为教授做了两届。我们2007年就开始策划成立重症医学医师协会，因为医师跟医学不太一样，医师是一个行业结构，就像剃头匠是个行业，学会是官办性质，它更多的关注学术研讨，医师更关注的是行业，没有财政支持。

作者与席修明交谈

行业协会里面，一个是维权，维护我们的权利，提出你的道德标准是什么？你得为病人负责，所以很多伦理学和法学的东西在里面，同时还要制定行业标准，要培训医生，我们2009年在山东就成立了中国医师协会的重症医学分分，第一届的会长还是陈德昌教授，他那时候已经80岁的高龄，协会是三年制，他做了三年，我做第二届第三届的会长，现任的医师协会的会长是杜斌。

我们这个学会重点的工作就是抓医学教育，抓教育体系建设，专科医师培训，医师培训和医师的资格准入，我们国家这么多年来是没有跟国际上完全不接触，完全是脱节的。所以现在我们专科医师培训和准入制度，就是什么样的医生才能当医生，你得有标准，不是大学一毕业的研究生，你得有一系列的考核标准，我们国家都没有，所以这样话，住院医师考核，专科医师考核，现在全部都推进，这也是我们中国医改下一步的一个核心任务。重大的就纳入卫生部的医改的一个重大问题，这是非常重要的。

医师协会做的是整个国家的医师培训和准入，去年年底卫生部启动了重症医学第一批试点单位专科医师培训，我们是第二批，第一批是三个学科。

去年我们启动了六个学科，今年全国一百多个培训基地就开始招收培训的学员。学科的发展，创始阶段是满足临床的需要，建立一个科室抢救病人，到第二阶段就推动学科发展学术，第三个阶段就是教育培养后代。医学教育长远人才建设的建立，最后形成一个完善的学科整体。现在年轻医生充满活力，大会学术活动参加的人特别多，学科的发展速度非常快。

初创阶段，北京地区大概每一百张床只有一张ICU，比如我是一千张床的医院，最多有十张床。现在我们已经增加到一千张床，有30张ICU，甚至更高。但是跟国外比我们还是有差距，现在美国一百张普通床，他可以到20张床。中国的医院体量都很大，像华西医院4000张床，ICO床位有400，已经接近10%。现在协和，把高血压病房糖尿病病房都取消了，为什么？你糖尿病回家治，留在医院都是重病号，都是大手术，做了化疗的并发症多了，就需要对多个器官进行支持，这样重症医学就急剧的扩张。

我们每一代人有每一代人的故事，我们这一代人的故事可能跟陈德昌那一代人的故事是不一样的，他30年代的出生，解放前受的教育，他法语特别好。他们那一代人受的苦，比我们还多。

我自己是这样的，我是1955年在北京出生的，祖籍是湖北襄阳谷城。我没在那带儿呆过，从小在北京出生的。父亲年轻时在武汉上大学，1936年跑到延安去了。文革被整，得算是什么走资派之类，我们就都被下放了，那时候赶上停课闹革命，我小学四年级，从66年到68年就没上学，父亲被下放在东北，就带着我去东北了，我母亲带着我妹妹就下放到北京郊区，一家四口人拆成两半，我父亲在黑龙江肇源农场，我学业就完全终止了。

1969年的6月份，我14岁的生日是在东北过的。两年以后又回到北京，复课闹革命就初三了，那时候学校高中还是停着的，只有初中。初三我其实没上学，但是年龄到了初三等于毕业了，毕业以后我又到北京郊区门头沟去插队，在那儿入团还当了村里的团支部书记，后来被推荐上了大学。那时候只有北京医学院招生，在我们村我们公社不可选择。我父亲是在外交部门工作，我是一直想学外语想去学外交的。在医学院学了三年，毕业分配把我分到市里一所大学的校医室，人家觉得还是照顾，但我就想当医生，就提出只要让我当医生，无论什么医院工作都行。分配办说你从哪来就回哪去吧，我就去门头沟医院上班了，这是1977年。

在门头沟医院我干了七年内科大夫，我觉得农村人养我，自己觉得应该回馈农村，后来我父母都生病，我妹妹1982年就和一帮同学跑到珠海深圳创业去了，家里母亲偏瘫，父亲胃癌，我得回来照料。这么着我就开始调工作，回城结婚也有了孩子。

1984年我调到复兴医院当内科大夫，那时候复兴医院不大，300张床。城里跟农村毕竟不一样，很快我就在医院考外语，考了前三名就脱产学英文，也开始注重学术研究，当住院总医师，说实话门头沟那几年对我的成长很有帮助，两三年就独当一面了，我们有一个副院长，还有我们内科的老主任很欣赏我，就推荐我到协和医院进修。跟着陈德昌老师学习ICU。我还带了两个护士，1986年的元旦进到协和写作。我管的第一个病人就是著名作家丁玲，从一点一滴学起，才知道危重病人该怎么治疗，再了解重症医学的内涵是什么，大概三个月以后我就突然知道重症医学的魅力在什么地方了，好多我们过去认为必死无疑的病人被救活了，这太有成就感了！

还有就是这种濒死病人，如果能够使用一些现代医学的手段和一些重要医学的知识和病理生理学的知识，实际上是可以做的，但是面临的困难很多，所以这个学科的挑战性特别大，你一旦决策错了，可能就是几分钟的决策错误，这个人就没了，就活不过来了，所以这时候就需要你积累大量的知识经验，我们把重病形容叫翻身到了床边了，往这边一翻就掉下去了，往这边一翻就回来了。就像拔河一样，死神把他往那边拉，我使把劲就把这人拉过来了，给人的挑战性特别大。这样我就一下子喜欢上了这个专业，再加上我们老师特别棒，他快50岁的年龄到法国去学这个专业。

本来我进修期应该一年，那时候协和的大夫老以为我是他们本院的人，都以为我是陈德昌的研究生，其实是我呆了一年以后他才招研究生，到现在为止进修生待两年了，只有我一个人。这两年对我来说就太棒了，基本上掌握了重症医学领域知识。陈教授的法语英语都很好，他带着我们去读国外文献，我天天下了班就在协和医院图书馆，协和医院有三宝，其中一宝就是图书馆，它的图书馆太好了，所有的西方的最先进的一些文献都有，而且老的文献也有，这两年使我积累了大量的重症医学的知识。

我1988年回到复兴医院，就开始筹备我们医院的ICU，正好我们医院盖新楼，院长说席修明你回来，我给你建一个ICU，你来当主任。我们新楼是1987年开始建，1989年盖好以后我就搬进来，建了个六张床ICU，跟协和医院一样，协和当时也是六张(本是七张，但有一张不能用)，1990年正式开业，在全国都有一些影响。那时候来学习都去协和医院，他就六张床，接受不了那么多人，就跑我这儿，所以那时候到北京学习ICU协和排第一我排第二，91年92年那时候，一年差不多有一百多个医生和护士在我们科学习。

1992年，我就得到一个机会去到美国深造，到费城的一个大学的医学院学习ICU，1993年底回国以后，当了副院长。94年95年就开始到处跑关系，想把学会成立起来，让大家能够有个学术平台，到了96年中国病理生理学会重症分会就正式成立了。

抗震救灾以后，国家给全国劳模荣誉。作为医生，除了在你的日常的重症病人抢救，还得承担着国家的突发的公共灾难事件救授任务，这是本份。比如你要是部队的ICU，你还承担着战争救援任务。今天大家都知道重症医学在一个医院中的地位和作用了，它是一个医院的支撑学科。这几年重症医学的各个方面得到社会各界的认可，每个重症医学的医生护士都奉献着自己的一份力量。

重症医学让我奉献了将近30年的从医时间，于我个人而言，无怨无悔ICU。

可以说，干ICU是毕生的心血也是追求，跟我的院长的位置比，我投入在ICU领域里面的精力要远远大于医院管理，尽管我医院管理做的也不错。我觉得爱也好恨也好，都围绕着这个学科，我最大的欣慰是，我们这一帮人所做的努力没有白费，重症医学在行业站稳脚根，而且有所发展。今天的重症医学在中国，已经是一个相对成熟的一个学科，而且有非常远大的前景，而且会在今后国家医疗卫生体制的建设和改革过程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我遗憾是什么，就是时间不够，毕竟年龄在这，不能做更多的事情了。这30多年的经验告诉我们，ICU现在面临着新的挑战，包括我们传统的中国医学的模式，现在国外在作重大的调整。50年后的重症医学发展是什么样？要描绘出一个新型的蓝图，这里面又有很多的内容，比如说重症医学里面的伦理学问题，重症医学里面的人文问题过去我们不太重视，这几年我们就开始重视人文伦理，公平与正义合理的配置资源，到底如何面对生命中末期，你治不好了你还要治吗？天天插着管上着呼吸机，从伦理学问题讲你有必要吗？

除了这些之外，还有早期的康复，早期的锻炼，多学科团队的配合，ICU未来的结构建设，还是那种大的通铺那样的形式，还是单人房间的那种越来越体现人文关怀的病房？所以有很多新的挑战，我相信通过一代又一代人的努力，还是会越来越好，但这对我而言就是遗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