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国焘与遵义会议

遵义会议

遵义会议通过的决议，主要内容包括以下三项：一是免除博古（秦邦宪）党的最高领导人职务，由洛甫（张闻天）担任党的总负责；二是明确周恩来为“党委托的军事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三是增选毛为政治局常委，协助周恩来指挥军事。

遵义会议后，陈云受中央委托，到莫斯科向共产国际汇报会议的情况以及会议通过的决议。当中央红军（红一方面军）到达陕北后，前来会师的红四方面军主要领导张国焘认为，遵义会议不具合法性，拒绝接受遵义会议的决议。

张国焘手握重兵，红四方面军与中央红军的人数比例大致不低于8：1，张国焘觊觎红军最高指挥权。遵义会议对于军队指挥权的人事调整，在苏区时代实乃家常便饭，类似于陈桥兵变在频繁兵变的五代，发生时也会被视为“不是第一次，也不会是最后一次”的兵变。

一直以来，张国焘并未建立与共产国际总部的紧密关系，造成张国焘看待遵义会议的方式，近似于五代军人看待陈桥兵变的方式。张国焘的觊觎最终失败，张国焘过于迷信暂时的武力优势，并错误的以为这种优势可以转化为资本。其实能够改变结果的，不是8：1的武力对比，而是总部的态度。

斯大林等莫斯科大佬看待革命战友的态度向来是：如果革命战友是失败的，说明革命战友是错误的，错误的革命战友是可以弃之不顾的。因此，张国焘面对的是被“弃之不顾”之格局，也就是面对必须接受既成事实的格局，在尚未具备“抢夺”的条件下，“争夺”是必定失败的。

张国焘拒绝接受遵义会议决议的理由是：遵义会议只是部分政治局委员参加的会议，在其他政治局委员（接近一半）未参会甚至不知情的情况下，做出关于党和军队的高层人事任免，不具合法性。

张国焘的理由，如果情景置换，类似于张献忠不接受在自己没有参加的情况下，高迎祥与李自成通过“群英会”安排各路首领的位置，也可以理解为黄巢不接受在自己不知情的情况下，王仙芝私下接受唐政府的招安。

张国焘显然辜负了共产国际多年来对其阶级兄弟的培养，如果换成是没有一兵一卒的王明，不会以张国焘的方式对待遵义会议的决议。王明抗战初以“钦差大臣”的形象回国，奔赴抗战前线组建长江局，王明就敢于以凌驾于中央之上的姿态开展“抗日统一战线”工作。其中的原因，无非是王明比张国焘更清楚远东革命的“内幕”：共产国际的支部只能听命于总部。

支部也许会有“总部鞭长莫及”的错觉，但总部虽然不一定能控制自己人，却能够控制“自己人的敌人”。莫斯科总部与南京国民政府的合作管道一旦重建，就足以左右陕北的命运，管道的畅通，保证了陕北的安全。而在炮火连天的长征途中，国民政府的公开悬赏，无异于发布格杀勿论的公告，究其原因，无非是知道斯大林一方面对蒋介石的背叛耿耿于怀，另一方面对苏区的失败不予原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