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年一局，观万历十五年有感

公元十六世纪，是海洋兴起的世纪，西班牙超级舰队驶向英吉利海峡，与不列颠王国争夺海洋霸权。与此同时，东方的世界古老的中国正由朱氏明朝统治，日本岛内正经历著名的“战国”时期，关白丰成秀吉将统一全日本，并将野心洒向朝鲜乃至明朝；明朝外部的主要风险，一是蒙古旧部，二是日本，三是女真。而内部，则要面临臃肿的文官机构和复杂的行政系统，皇帝没有了藩王忧患，却出现被文官集团道德绑架的风险，决策权旁落势成必然。王阳明的心学开始成为明朝的知识分子追逐的对象，个人主义开始有兴起的趋势，但程朱理学仍然占有主导地位；科学技术，尤其是火器正在普及，但技术仍然没有成熟，因而导致军用和民用对其慎之又慎。

明朝是继短暂的元帝国统治后的传统“正统”中国，也是历史上少有的由南向北征讨而实现统一的王朝。朱氏王朝借鉴了唐宋以降统治弊病，每每遇到重大决策，都会参考宋人的负面教材。自古升官发财当两道，应该是朱元璋作为农民出身成为皇帝后，立下的铁律。哪怕整个明朝或许只有海瑞真正实现了这个理想，但发动群众的监督力量，以及厂督的庞大系统，朱氏王朝终究希望能够让文官集团克制自己的私欲，尽职尽力完成使命。

古老中华文明从秦汉以来，实现大一统，遵循中央集权，推恩令，并和乡绅自治相结合，形成中央和地方共治的局面。但这种社会结构，多是松耦合的，六国的影子还是存在。隋唐以来，知识分子得到了巨大红利，通过科举制度，统治阶级能够将施政理念和教育体系更好的结合起来，起到教化的作用，同时，科举制度也成为文官体系的重要造血系统，为国家源源不断输送人才，为整个社会文化发展和行政体系的完善起到重要作用。文化上的统一进一步加强，精英阶层意识形态，至少是社会语言和规则已经极大统一。而这一车轮一旦转动，无法停止，以后的一千多年里，中国被儒家文化越发绑定。

天子是个人，但对历朝历代诸多统治阶层而言，天子更是个职业，周王朝在王地被分割，无法进一步协调、输送、分配利益时候，就被分裂为区域更加小，但社会得以运作的组织，称为更小的侯国。庞大的帝国运作，是需要行政体系、思想体系、军事体系、经济体系等一整套治理体系支撑的。而人类社会只要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中发展，就必然出现体系无法适应社会主要利益述求的情况，在这种情况下，要么将可能对体系产生冲击的利益体消灭，要么调整整个体系以满足新势力发展的需要和旧势力利益最大限度保存的需要。

枪炮和玫瑰从来是相伴相生，文明是生存和发展的结果，因而也需要生存的保障，暴力机构，尤其是军队建设，是历代中国帝国的重要任务，唐代藩王制度导致中央对地方利益协调困难，加之外部影响，极可能出现分裂的风险，降低暴力机构对治理的参与度，真正做到养兵千日，用兵一时，成为宋朝这一继承者的主要任务，做到兵不知将，将不知兵，更加频繁的行政调动，以及军区、中央和地方行政区域多重管理，能够大大降低偶然因素造成的战争风险，尤其是暴力机构为私人所用的情况得到抑制。

明朝也遵循了宋人的诸多制度，文官对暴力机构有极大的管理权限，一元制的体系，降低了内部藩王分裂的风险，却使得现代化的军事行政体系难以得到发展，进一步的限制了军事协调和发展。近两个世纪，世界通讯、通信技术的发展，都依赖于军事的应用创新，实际上，烽火台是最早的远距离实时信息沟通方式之一。寄希望于民用，甚至已有文官系统去推动科学技术的发展，是非常困难的。

军事更加接近与生存和发展的自然规则，更快的信息获取、更灵活的组织沟通和更强大的工具。限制军事发展的，多半技术也会停滞；当然，从现代社会来讲，传统意义上的军事手段已经为更加高明的市场手段在多种程度上替代，那么市场化和军事化是支撑国家技术进步的两大动力，这个是亘古不变的。

明朝的税收从史料上看并不高，实际上，很多王朝的灭亡并非是由税收引起的，税收是国家运转的必要支撑，但关键在于创造的价值是否与价值分享体系匹配，倚强凌弱是社会自然法则的必然，土地或其他产业的兼并，必然导致利用地位的差异实现剪刀差（剥削），而各个时代，掌握核心资源的阶层，有非常多的方式逃避税赋（包括合法的），中下层可以选择的余地非常少，因而社会总体财富增加的同时，各个阶层的创造和回报比例是不同的，且不同时期也在变化，较长时期内，精英阶层获得的比例不断增加，对普通民众而言，生存和发展的风险就增大，而精英阶层通常会创造金融衍生工具，看似保障普通民众风险，实际上进一步削弱了普通民众的选择权，更加依赖精英阶层，没有议价权的人得承担越来越高的交易成本。一旦创造的利益回报率被各种成本利息所损耗，整体收益率成为负的时候，整体生产力将萎缩，放弃生产，成为流民成为选择。放弃生产，经济衰退，正常渠道的税收无法满足国家开支，而流民造成的社会动荡需要更大的治理成本，最终国家将破产。

新的组织的建立，必须打破原有的不平衡，强制洗牌，再平衡多数人和精英阶层的矛盾，甚至重新洗牌，让初创的三代人有机会重新获取新的社会身份。至于四代及以后（一般在新朝代创建100年以后），知识、经济、技术资本相互绑定，达到新的统一，新的剪刀差就会合法的产生并固化。除非精英阶层能够通过制度，主动让渡回报给普通民众，否则势必造成革命。如何让这种让渡常态化，就势必需要集体领导的方式进行。

西欧国家通过高福利的方式（也并非全部），实现对社会生存红线的兜底，实际上，这样的兜底，更多的还是依赖于中产阶级本身，而且给饭吃不给路走是一贯的。美国通过灵活的移民政策，不断调整人口结构，以确保整体竞争力相对全球的优势，一方面主动淘汰竞争力弱的非“户籍”人口，另一方面，确保各阶层相对全球的优势，能吃到全球化的大饼。但实际上，一旦这种向外要资源，向内调结构的方式形成，整个国家成为全球的上层，一方面利用军事、市场化导致的技术等优势，获取更高的回报率，另一方面并通过金融文化衍生品来保障其他国家的稳定，实际上进一步削弱其他国家选择权，并提升非美国国家的交易成本。最终，这种希望不平等的结构能够稳定的想法，很难维持，当然这种结构是适应相当长一段时期的生产力发展需要的。一旦全球化进一步完成，也就是市场化在各个国家都开展，一些大国依赖于智力资本的发展，加之资源禀赋，完全有能能力在某些领域实现自我造血，就会逐渐使得该体系的奔溃，并需要重构。

对于小国家而言，就如同市场环境中的小夫妻店，只能依托于地理位置和特有的资源禀赋（如豆腐西施就是老板娘漂亮），去吸引人流量，从而兑现自己的价值；人口的流动不断加剧，小国很难保留住智力资本的，只不过全球化和整个文明发展，小国如果能在某一方面打造完善的配套设施和服务体系，能成为世界驿站或大国服务者的角色，也是非常明智的选择，比如新加坡以及目前正在努力的一带一路上的诸多国家。一旦失去全球化和市场规则，就完全走向千百遍的枪炮规则，那么小国要么被吞并，要么成为单纯的人口和资源被剥削国家，而这种剥削的机制，又是全球范围内的生产悖论，征服者终究无法承担被征服者的治理成本，整个世界将破产；如果是完全的屠戮，从而回避治理，那么一方面生产力的大幅衰退也将使得世界破产，并同时导致整个人类文明体系崩溃，文明的崩溃势必造成依赖于复杂行政体系的统治失去支柱，相当于自我毁灭。

其实无论对国家，还是对家庭而言，要实现自我价值的最大化才是目标，通过夺取的方式，势必要代表更优异的社会利益生产和分配模式，否则强硬的去争取，也许国破家亡。如同北宋的王安石和明朝的张居正，两者都是面临着社会积重难返的困境，原有的治理规则在百年间已经千疮百孔，重新梳理就得翻旧账，这是大部分既得利益者不能忍受的，如果翻了旧账既往不咎，又是非既得利益者所容许的。新朝王莽看到后，直接取而代之，希望用完全新的制度去除弊病，整顿社会，包括政治组织和民间经济与生产，为了师出有名，他曾经寄希望于托古改制，但终究文化对既得利益者而言是工具而已，并非真正能够形成巨大的制度压力。这种完全自上而下的改革，注定无法成功。之前，朱元璋发动群众揭发不公正的上司，是在完成了全国统一治理的基础上，而且即使如此，也很难持续到100年以后。那么这应该也是王莽、王安石无奈选择之上而下改革的模式原因，因而整个帝国治理完全依赖于这种和科举、乡党、同生等关系绑定的上升通道所供给的治理体系，没有其他任何可依赖的底层组织，即使如朱元璋一般选择发动群众，也难有长久的组织模式可以依靠，而且势必造成文官集团的不稳定，分裂和动荡的风险是存在的。因而，从这一点可以看出，社会改革是需要组织支撑的，单纯自上而下，深度的结构调整，寄希望于原有体系去完成几乎不可能，那么重新开辟试验田似乎是好的选择，但终究要面对原有体系的时候。那么改造原有体系应该是和试验田一同完成的，原有体系则应该是能够让新生的力量代表，或者说先进生产力阶层+个体弱小但总体规模巨大的阶层提供协商的空间，实际上是民主的模式，非民主的国家很难实现改革，而只能以革命形势替代。然而，新的革命要成功，往往也是依靠一批，团结一批，打击一批，在初创和发展的时候就已经有一定的结构了，革命成功后，是要兑现的，否则又会陷入动荡。从前，都是兑现了提供土地的模式，但是未来，生存发展所依赖的已经不仅仅是土地，而是资本和智力，后者是要靠积累的学习掌握，也是非常难以想象的社会矛盾激化点。

人类的乌托邦，每个人都能全面自由的发展，但是资本和智力终究代表每个人发展的影响力大小有差别的，没有人为生存发愁，但是生存的质量和影响力是有差异的，除非生物学上能鉴定出每个人通过外部的物质条件输入，都能达到同样的水平，否则很难解释的通，最终每个人都能实现自己的理想。

那么如果管理人的期望和理想，也是重要的治理，这需要文化来承担，王阳明提出每个人都是金子的理论非常适用，孔孟这类“圣人”是千金，我们普通人可能只是十金甚至更少，但是我们和圣人相同的可以是纯度，也就是我们的质量，贪图求大应该得到控制，在生存和发展机会无限大的情况下，转而追求质量的提升，人格纯度的提升，我们或许千年后能够看到，王阳明的这个观点正成为文化的高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