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的改变 历史的阵痛：评张凯的《大风》
传统的改变 历史的阵痛：评张凯的《大风》
黄 薇
不管用什么形式或表现手法，不管是借鉴传统固有的或国外新生的，《大风》的内容与形式是从张凯灵魂里自然涌现出来的。这样的作品，才是一部能征服心灵，让生命发光的作品。
在本土乡村叙事中，张凯的《大风》格外值得关注。
进入2000年，牧歌式的乡村叙事开始发生变化，农民与土地的关系，农民的农业意愿问题，农民身份的认同问题等，都随着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农业社会的转变以及城镇化的推进，发生了和正在发生着巨大而剧烈的变革。张凯的《大风》①就是一部描写这个时期即中国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型、向城市化推进这个极其重要的历史节点的长篇小说，它真实反映了2000年以来鄂尔多斯地区从生态建设到卡巴什乡土地被征，再从农民变市民到全球突发金融风暴的这段历史。小说虽写的是鄂尔多斯地区，实质是整个中国的一个缩影。
从2000年至2012年，纵观中国这12年的发展，可采撷的极其重要节点：一是生态建设，二是城镇化建设，三是经济建设。
小说以2000年卡巴什乡实施“禁牧”引起的矛盾冲突为开始。
禁牧的政策从长远看当然是造福子孙，但从短期情况看，却关系到农民眼下的现实生活。农民靠养羊挣钱，禁牧了，羊就养不了；没有羊，人就没了一份收入，同时也没了肉吃。所以，禁牧固然有道理，眼前活着毕竟更重要。于是，你有政策，我有对策―― “画迷彩羊”、“响大麻炮”、“站岗放哨”、“燃放烟火”、甚至把“打日本鬼子的招数”都用上了。小说描写的农民与乡干部之间的“争斗”，正表现出了一种干部与农民的“共情”。
禁牧并不仅仅是一项可持续发展的政策，它同时还是干部考核的指标，完不成任务，就得接受撤职、开除、扣奖金的严厉惩处，所以干部压力山大。为了完成指标，乡里下了死命令：从喊话到逮人，决不懈怠。这就出现一个悖论：干部勤政，严抓禁牧，农民倒霉，羊放不成；干部懈怠，懒于禁牧，农民得济，自由放牧。显然，小说在这里提出了一个关于行政问题—-如何考核干部。放牧是历史传统问题，吃饭是现实问题，生态保护是长期问题，这三个问题怎样协调？好的长远规划和不好的眼前情况的矛盾怎么解决？这也是小说自然提到和质疑“这种矛盾”的本质所在。
本来干群之间是血肉联系，现在却有了不同的诉求。因为，诉求不同，干部和村民就各自有了各自的压力，当然也就各自有各自的立场了；其结果便是导致了干部粗暴执法，给保护自己羊儿的农民拷了手拷，这转而又激起了村民强烈不满。小说有一大段农民和刘公安纠缠以及90岁的爷爷求情说软话的描写，让我们看到现实中以然所存在一些亟需解决的“问题”。这个“问题”，在小说中被多次提到，显然是小说很关注的一个问题。怎么解决这个矛盾呢？在强制拆除民房时，小说写了一个老党员夏书记，他的出现解决了农民和执行公务人员之间一触即发的重大冲突。
对于“禁牧”，村里支持的人大概只有爷爷。现在地里的土已经“干、瘦、寡，没有一点土味。”所以“如果再不禁牧，再不保护土地，土地早晚要被人和牲口给祸害完蛋的。到那时，你们和你们的子孙怎么生存”？因此，对“禁牧”的前景，爷爷认为是“十头畜牲九头困，剩下一头活不成；过个三年并五载，荒荒乾坤复昌荣”。显然，这里的“禁牧”，小说传达的信息是在关注环境或生态问题的同时，更是因为禁牧有利于土地，土地好了，才更有利于农业生产。养畜放牧虽能挣钱，但它不是农民的本业，农民的本业是种地。这种对农民与土地、农民与农业关系的强调，是贯穿小说始终的基本的核心的观点，这一点是我们必须要注意的。“禁牧”这段故事在小说中占有的篇幅不长，小说采取的是略写策略，可见“禁牧”不是小说主要讲述的故事，其主要核心意在讲“土地”。
禁牧没几年，土地变得滋润了，草木长的丰美了，生态彻底得到了修复，卡巴什变成了一方大美的土地，但市府却要迁到卡巴什乡这方“荒荒乾坤复昌荣” 的土地上，继而村民又面临着征地搬迁的新问题。面对这新的问题，村里出现了两种对立的意见：以90岁爷爷为代表的老人们反对，年轻人则极力赞同。爷爷“不稀罕当市民，也不稀罕那么多钱，他只稀罕土地。他说唯有土地，才会让他活得踏实，活得有滋有味，活得有守有盼才有根......人没了土地就像秋天没了根的沙蓬，让风吹得到处乱跑，挂到哪儿都不是它的家”。
爷爷的家族是移民，所以土地的得来极其艰难，几乎是用命换来的。爷爷老家是陕西神木，爷爷的爷爷做生意来到口外，认识了地主黑眼八楷，两人结为把兄弟，黑眼八楷给爷爷的爷爷圈了一百顷土地，并签了“永租地”契约。后来黑眼八楷得了民国要员白凤武的好处，要收回土地，被爷爷的爷爷拒绝。黑眼八楷便雇土匪夜袭张家村，于是，“一场捍卫土地与争夺土地的大战暴发了”。这场浴血奋战后，“农民的土地保住了。农民的家园也守住了。而我爷爷的爷爷也成了这方土地上的一名大英雄”。翻开中国的历史，土地和粮食往往都是造反和革命的起因，这让我们马上想到了“要吃粮找闯王” 、“打土豪分田地”等等口号，土地永远都是和生存紧密联系着。所以，“土地对爷爷来说是命”。他供着土地爷，给土地爷上香磕头，“对土地爷有着信徒般的虔诚，认为是土地爷庇佑了他们的土地，使他们的土地滋润肥沃，才使万物得以生机勃勃，才使他们的生命得以代代相传，绵延不断”，“没了土地就没了一切”。农民热爱土地，种地是农民的本分，农民对“农民”这个身份的认同，是《大风》的基本观点，当然“农民热爱土地”在很长时间内也是一种社会的普遍共识。土地是农民的摇篮，也是他们的归宿。在《大风》中，爷爷死后葬在乡村，这恰象征了农民永远不离开土地的文化观念。
然而，传统（90岁爷爷象征着传统）正在消失，爷爷这样固守土地的农民已经屈指可数，全村百十户人，有90多户在征地搬迁协议上签了字。因为，那些年轻的人终于能够离开土地，他们欢呼雀跃，“以后咱农民变市民了”，“咱卡巴什农民可要有好日子过哩”，即使是三老婶子，在听到“卡巴什的农民不当农民的日子到了”时，也是“乐颠乐颠”的。年轻人甚至包括一些年龄大的人对“好日子”的理解已经变了，变得完全不同于爷爷——传统。土地不再被认为是唯一的必须留给后人的宝贵家产，对获得土地和农作物的愿望也远没有祖辈那样强烈，在商品经济条件下，金钱比土地更有用。因此，千百年不变的农民的农业意愿现在成了问题。这，在本土乡村叙事中，《大风》大概是第一个提出这个现实的客观存在的问题的小说。
社会学家朱启臻先生在对200个村庄做过调查后说：“......从事农业的劳动力平均年龄达到57岁。我们在调查农民与农业的关系时，包括这样的问题：‘你愿意经营农业吗？’村干部认为这个问题没有必要回答，因为‘只要有办法，谁也不愿意经营农业。’访谈的200多人里没有一个回答愿意从事农业。农民不愿意经营农业有以下三个方面的原因”：“务农不仅收入低且无保障；农业劳动艰苦；农民地位低”。朱启臻颇为感慨的说：“农民是种地的人，可现在的农民越来越不愿种地。”②朱启臻先生的调查中，还有农民直接说：“如果农业能让我发财，我愿意从事农业”③。这份调查报告说明了在现实中，更多的农民似乎并不愿意从事农业，《大风》小说中赞美和欣赏的浪漫农业劳动，现在被农民认为“艰苦”而遭到厌弃，“农民地位低”的现实情况也导致对“农民”身份认同产生了疑问。《大风》作者坚信农民仍然也必然热爱土地，但张凯还是敏锐地意识到情况已经发生了变化，那就是不愿离开土地的爷爷与渴望离开土地的年轻人之间的对立，其实是张凯深刻表达了传统与现代的对立，传统农业和现代农业的对立，城市与乡村的对立，“农民”身份与“市民”身份的对立的现实。
拆迁执法队很快进入卡巴什乡村，沙巴拉里一片“灯火辉煌轰轰烈烈的作业场面”，拆房搬迁开始了。作者的态度和情感倾向显然在不愿搬迁的爷爷这边，所以在写爷爷和拆迁队发生激烈冲突的时候，小说的用笔极为悲壮。因为抗法，爷爷被拷上了手拷，“一声枪响，一下把吼叫声给枪毙掉了。”爷爷大吼道：“等我死了再拆行不行啊！？” “一声号吼，把人们惊魂未定的目光都夺去了”，只见爷爷举着戴手铐的双手，又吼道：“要不你们把我一同埋进房里吧！”这几乎像经典革命历史小说。比如，《红旗谱》中朱老忠站在大钟下的那一场景，这一场景在当时的电影海报中极具震撼力。坦率地说，读到这里时，我非常困惑，既然全村都搬走了，爷爷仍以命抗拒拆迁，这算什么行为呢？到这儿，小说已经无法再发展下去了，我们完全可以想象叙事遇到了什么样的阻抗：怎样才能为一个已经被确定是“钉子户”的人留下他的房子？怎样才能在一片高楼和马路中间为这个“钉子户”留下一块土地？所以，一个老书记的出场，在这个时候就显得格外的必要。
夏书记在此出现，是对政治清明、体制建全、法制观念能够成为约束人的律令的吁求而出现的；同时也是为了完成作者对“土地――世代传承的根”的文化而现身的。其意不同凡响。夏书记让政府把爷爷的房子作为传统民居和农具陈列馆破例留下，这同时也是为世代传承留下了根。后来，张家老宅果然成了这座现代新城唯一一个传统标志和一道亮丽的风景线。在现实中出现这种结果的可能性非常令人怀疑，我们不能想象在城市林立的高楼间有一处低矮的农舍和一小片土地，即使真有那么一块留给爷爷的“土地”，也已经不能称为是进行农业生产的庄稼地。正是这段在我看来并不可信的叙事逻辑中，透露出作者已经清楚看到农民与土地、农民与农业关系之间不可逆转的变化，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变已是趋势，而城镇化则更加不可抗拒。
作者非常清楚这个道理和现实，所以小说在爷爷临死前，写了爷爷对孙子张守镞的一段长长的告白，这整整一页的谈话，我们可以把它看作是农民与土地的关系史。第二天早晨，爷爷死了。这正是小说想要表达的思想：“没了土地就没了一切”。送葬的人很多，人们送走了“卡巴什的最后一位农民”，“也就彻底送走了一个村庄”。小说表现出了非常浓烈的对传统农民和传统乡村正在消失的悲悼情绪。土地是农民的摇篮，也是他们的归宿，《大风》中的爷爷葬在乡村，正是农民永远不离开土地的象征。但是，不管是无奈还是清醒，《大风》在最后还是对农民离开土地做出了某种和解：“不论怎么改怎么干怎么做，只要让老百姓过得安定富足就好”。
关于小说中张凯为何要拼命地留下爷爷的老土屋？
在一次和张凯谈起时，他说：“留下爷爷的老土屋，就给这座新城留下了农耕文明的根。只有留住传统文明，才能留住中华五千年的文明。再过很多年，晚辈们能看到这座繁华美丽的城市是从这样一个消失的村庄而诞生的。在这，留老土屋，这个意义大于建造一座城市的意义。因为，它能给后代传承历史与文明。” 听了他的话，才明白留住老土屋的价值所在。他的话至今沉甸甸地搁在了我的心里，让我感受到了一个作家的超前意识和崇高的良知与责任心。
而那些早就盼望着离开乡村的农民又怎样呢?
既然铁定要离开农村，卡巴什的村民就开始关心征地补偿款的数额，他们对比打听邻村的补偿款数额，结果发现了乡镇干部侵占和贪污了征地补偿款的猫腻，于是酿成一次更大规模的上访、游行、示威的群体事件。
但是，群体事件就一定是正确、正义的吗？不妨比较一下卡巴什乡农民的两次上访。毫无疑问，反对“禁牧”的群体行动代表了大多数农民的愿望，因此肯定是代表了民意的。然而，民意并不必然等于民心，也并不必然代表社会发展的趋势。正如彭小瑜所说：“不是所有民意都天然是道德的，即便是大多数民众的意见也未必都是健康和促进社会公益的，所以不是所有民意都可以称之为民心”，而“民心不仅来自民众的意见和意愿，还必须符合天理人情”④。“禁牧”虽然影响了农民的眼前利益，可从更长远的利益看则有利于农民，有利于可持续发展的需要。显然，反对“禁牧”的意见和行动并不符合“天理人情”，当然也就不能说它符合于民心。而这次因征地款被贪污而进行的上访则是符合民心的，因为它表达的是对贪腐及不公正的愤怒，因此这次上访既符合民心也符合民意，所以卡巴什乡民上访胜诉，凯旋而归。不管作者是否有意识的以两次农民自发的群体行动来说明“民意”和“民心”的区别及意义，事实上通过这两次群体行动不同的结果，小说不仅质疑了干部执政的能力和水平，也事实和客观地表明了一种态度：不仅各级政府要尽自己的责任和义务，体制机制的改革更是迫切和必然的，而同时，农民也要提高自己的文明程度和法制意识，树立正确的价值观，不人云亦云，别动不动就采取极端方式。这种对基层干部及农民群众都客观存在的某些素质、思想和价值观等问题的批评甚至批判。这时期本土乡村叙事中，《大风》显示出了文学对现实的积极介入态度和可贵的探索。
卡巴什的村民终于如愿以偿地全部搬进移民新村。然而，虽然进了城，农民们却没有什么工作，然而，放贷挣钱却成了他们追逐的“热门工作”，人们把征地款悉数用于放高利贷，收取每月十多万的利息。高利贷的大风席卷了大漠高原和临近所有村镇。小说在这里忽然中断了正常叙述，加入了五个冷幽默。这五个幽默都是城里人讥笑发财的农民是“没文化没素质一夜暴富的土豪”，展现在人们眼前的“状况”是“一夜暴富的土豪”买汽车、买珠宝、买貂皮大衣时，一掷千金的狂野，这无疑是嘲讽。本雅明说：“对于思考来说，除了笑没有别的起点。捧腹大笑常常能比灵魂的震撼给思考提供更多的机会”⑤。看完这五个段子，我也笑了，可笑罢，心情却似五味杂陈，非常复杂。
在很长的历史时期中，农民在旧的秩序等级中处于较低层次，现在因征地一夜暴富，又因放高利贷使财产巨增，进入了向上的社会流动。穷汉乍富，不免找不着北。而在富起来的同时，他们又没有能够同时完成道德的完善与修复，于是成了“丑角”。我们又必须看到和承认，长时期的城乡对立，让城里人有种莫名其妙的优越感，自认处于较高社会层次，看到本不如自己的农民现在却成了腰缠万贯的有钱人，难免触发酸葡萄效应，于是不免将农民污名化，类似嘲笑农民的段子，我们听到的很多。另一方面，农民虽然进了城，可居住的新村其实就是原来村民整体搬迁的回迁楼房，周围的邻居和日常来往的人仍是原来同村的乡亲，比如呼和浩特市城北的“一家村”回迁楼。进城的农民们并没有完全融入城市，也不能说已经得到城市的承认，某种意义或程度上他们还是没有自己的声音和位置。经济方式改变容易，土地征收了，农民可以从事别的工作以谋生，甚至成为富人，成为事业成功的人，可即使如此，我们也不能说就真正从心里从情感上接受他们了，我们还是自然地称呼他们为“农民”企业家，突出和强调他们的“农民”这个身份，那么，这种称呼里是否带有一些潜藏的歧视和不屑呢？显然，真正接纳进城农民，纠正我们自觉不自觉的对他们歧视的眼光有时是很难的，所以，党中央为农民转为新市民发过好几个专门文件。我觉得《大风》表达的力量，正在于真实写出了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转变时期，城市对“农民”的认同，进城农民面对城市以及如何融入城市的种种困惑，而这些问题也是这个时期在本土乡村叙事中从张凯的《大风》率先开始关注的问题。
然而，世事难料。借高利贷建楼挖煤的虚膀经济开始崩溃，随着还贷不足，资金链断裂，很多农民又快速破产，重新面临贫困，进入向下的社会流动。然而，土地没有了，他们的生计如何维持？法国著名社会学家劳伦斯 罗兰－伯格指出法国社会存在的“三个社会黏合地带”：“个体如同时具备稳定的职业和牢固的关系网络，则处于融合地带；个体如不参加任何生产活动，并且社会关系稀少，则处于边缘地带；个体如工作不稳定，而人际关系给予的支持又极为脆弱，则处于不断蔓延的巨大弱势地带”⑥，他认为这样三个黏合地带同样适合中国。事实也正是如此，当进城农民手里的钱没有了，而他们原本就没有、进城后也没能及时有效建立起来的“稳定的职业和牢固的关系网络”时，他们实际就处于“边缘地带”或“巨大弱势地带”：“以前有土地有羊，再穷再紧，年景再不好，也不愁过日子。现在搬进那干石头街里，钱也没了，想种几铧子地，土地也没了。我们咋活呀”？卡巴什乡农民的这些无奈和恐惧是非常让人痛心疾首的。《大风》的作者无疑已经认识到稳定的就业、新的社会联系及生产技能的培养等，是城镇化进程中农民面临的迫切需要解决的头等大事。这一点从《大风》开始已成为这个时期本土乡村叙事中的一个新的关注点。
《大风》还有一点是不能被忽略的，那就是不加掩饰的对金钱与失信、绝情、道德失范之间的思辨、警示与批判。对物质的向往是自然、正常，合乎人本及社会发展规律的，没有对物质的渴望，就没有社会发展和个人努力的动力。所以，任何人都无权也不能要求农民维持“崇高的贫困”。阿维利沙.马加利特认为“崇高的贫困”是有条件的：除出于执着的宗教信仰外，还必须没有任何亲人即任何人都没有权力让别的人为自己的信仰或意愿忍受贫困⑦。但值得指出的是，对金钱的态度，爷爷小说中多次警告儿孙和村人：“把持好了，钱是好东西；把持不好，人就不是好东西”。这不仅是警告，更是深刻地阐明了人与钱的重要关系及如何赚钱与用钱的真谛。
《大风》是现实主义写作。不过小说的叙述方式却与通常现实主义的方式有所不同，它写得非常有特点：一个完整的沿着一定逻辑方向发展的叙事忽然中断，插入了与这段叙事无关的独立的或被称为“故事”或被称为“百字消息”的小叙事，这有点像本雅明分析布莱希特的叙事剧时说的“中断情节”：“中断情节不断在观众中抗击着一种错觉，它使情节在过程中停止，并以此迫使听众对事情、演员及对他所表演的角色表示态度。”⑧《大风》同样，中断情节的结果是迫使人思索，这点也是《大风》与传统现实主义的不同之处。
第一次中断情节出现在“征地”的叙事中：征地款来了，“村里乱套了”，但这不是“因为搬迁而乱套的，主要是因为钱”。就在这儿，小说忽然中断了关于“乱套”的情节，插入了五个短小的故事：1、有文化的四爹提出建议和指导，计划“办实体”，但各人做各人的生意；2、有人因钱而疯颠；3、5、兄弟相阋，三老婶上吊；4、因“井”的权属，亲人对簿公堂。由于情节被打断，读者忽然面临了某种本雅明所说的“状况”：发疯。上吊。办公司。打官司。这就迫使读者与小说拉开了相对的距离，从最初的错愕――怎么忽然出现“故事”了？继而思考这些“状况”：我们意识中的淳朴厚道的农民怎么了？钱竟如此邪恶、亲情竟如此脆弱吗？
五个“故事”讲完，小说回到原来的叙事：施工队很快进入了卡巴什乡，拆房搬迁开始了，沙巴拉里一片“灯火辉煌轰轰烈烈的作业场面”，而“我”（孙子张守镞）开始和蓝尔恋爱。小说重新按部就班地展开叙述。就在故事讲述到那一天“我”和蓝尔正在山顶幽会，忽然看见成群的老鼠“抱起前爪，拜着村庄，拜着土地。它们进行了一场庄严的拜献仪式后，排着队浩浩荡荡向北开拔而去”时，情节第二次被突兀中断，开始讲述四个“百字消息”：1、因为征地款出现不公平（其实是贪腐），村民与政府对恃；2、公安抓走几个村民；3、村民到市府抗议，“要公正、要公平、要正义”，并讨要“另一半征地款”；4、矛盾持续激化，几个农民代表全村“上京告状”。这四则消息尖锐凸显了在社会权益保障方面如强征土地，市政改造与拆迁，贪腐和滥用权力等依然存在的严重问题。所以，习近平总书记说：“工作作风上的问题绝对不是小事，如果不坚决纠正不良风气，我们党就会失去根基、失去血脉、失去推动力量。”⑨小说暗示了改革仍然任重道远。
小说的第三次中断情节时，卡巴什乡的农民已经全部搬进移民新村，他们把征地款悉数用于放贷，收取每月十多万的利息，为了几只羊甚至专门在村头设了岗哨的几代贫穷的农民现在一夜之间成了富豪。就在这里，小说插进来了五个段子，不加掩饰的对穷汉乍富的“土豪”农民张狂、得瑟进行了批评，而这批评背后实际却多少暗含了对这些进城农民所怀有的隐忧，担心他们失去淳朴的本性，害怕他们在城里露怯、现眼。物质富裕和自信自尊以及道德、文明意识程度的提高之间并不是自然过程，经济富裕并不自然地就让人拥有了丰富充实的心灵，而成为一个高尚的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恰恰相反，道德、素养的提高甚至比获得物质财富还需要付出更多更艰难的时间和努力。那么，进城的农民应该怎样开始新的生活呢？在这五个段子中，小说表示了自己深沉的疑问与关切。
在我看来，情节中断插进的小叙事，好比文章的关键词，提示读者关注这一历史节点上发生了或可能发生什么，这些看似与核心叙事无关的小故事小幽默，其实正是作者的良苦用心所在。
《大风》的结尾充满理想主义：张氏家族开了公司，全村人都是股东，这正是“乡亲”关系在现代经济中保留和延伸的美好愿望，而年轻人都去读书或有了好的工作等，表达的正是对农民离开土地进入城市融入城市的渴望与诉求，也隐含着作者对进城农民怎样在城市生存的思考。张守镞回国后，在爷爷给他留下的土地上建了农庄，这应该是小说坚持的“农民不能离开土地”的执拗愿望与观念的升级。但孙子张守镞显然已经不是旧式农民，恐怕职业农民或农庄经理的称呼更适合他以及与他一样的新型青年农民。正是这个结局，让我看到尽管小说充满对农民离开土地的悲悼，却还是现实而清醒地认识到“三农”问题正在发生剧烈的不可抗拒的变化，这就让《大风》成为这一时期本土乡村叙事不能被忽略的一部重要的小说，更是这个时期长篇小说创作的重要成就。
注：1、《大风》载《中国作家》2016年上半年长篇小说增刊头条，2018年1月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2－3、《生存的基础－农业的社会学特性与政府责任》朱启臻165－166页 此书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项目号：07BSHO11）部分成果；
4、《北京青年报》；
5、[德]瓦尔特 本雅明《作为生产者的作家》载胡经之 张首映主编《西方二十世纪文论选》261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
6、{法}劳伦斯 罗兰－伯格69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走出西方的社会学－－中国镜像中的欧洲》；
7、[以色列]阿维沙依 马加利特《体面的社会》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年；
8、[德]瓦尔特 本雅明《作为生产者的作家》载胡经之 张首映主编《西方二十世纪文论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
9、《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载《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外文出版社2014年；
10、载《敕勒川》2011年四期。
注：本文作者黄薇系内蒙古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作家、评论家
《大风》内容提要--
一部鄂尔多斯高速发展的变迁史，一轴当下中国土地、农村、农民斑斓多彩的巨幅画卷。
作者立足本世纪初十二年的广阔背景，立意于生命与土地的重要关系，通过复杂的矛盾纠葛，刻画出了一个老头一条牛一个小孩一村人在时代大风中上演的一幕幕惊心动魄的活剧：为恢复植被，大搞生态建设，禁牧“革”了农牧民千年来传统养畜的“命”；为了让农民变市民，城镇化建设“革”了农民祖祖辈辈以农耕为生的“命”；拆迁让农民一夜暴富，家家户户放高利贷，不幸的是，一场金融风暴又彻底“革”了他们一夜暴富的“命”。在这三场史无前例的“革命”中，民与官，人与人，三亲六故，亲朋好友，邻里之间冲突不断，一场场真善美与假丑恶的较量错综复杂交织在一起……古老的鄂尔多斯高原风起云涌，芸芸众生在阵痛中沉思，在痛苦中前行，在拼搏中成长。
小说以独特的视角、深重的情感、丰厚的容量、深邃的思想内涵、复杂多变的人物性格、跌宕起伏的故事情节，用平和细腻的笔触将当下的现实生活一一展现，笔笔紧贴土地，字字体恤生命，充满了令人震撼的真实感，形成了作品鲜明的艺术特色，成就了作品的文学力量和审美价值，是21世纪以来中国小说不可多得的重要收获。
《大风》作者近照
张 凯
笔名：老开 鄂尔多斯康巴什人；书房雅称：大象堂；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内蒙古作家协会副主席。
著有长篇小说《行走荒草地》《古歌•或本原》《巴音杭盖》《大风》，短篇小说集《仇钱》《西草地》，中篇小说《白鸽》《祖父与黑马》《大红公鸡喔喔叫》《爸，我的爸》，戏剧剧本集《西村三四家》，影视剧本集《国家是棵树》。影视作品有《血太阳》《大树底下好乘凉》《村道》《果子》等在央视、影剧院播出上映。长篇小说《古歌•或本原》获内蒙古文学创作“索龙嘎”奖，电视连续剧《血太阳》获内蒙古“五个一”工程奖，中篇小说《大红公鸡喔喔叫》获中国作家“鄂尔多斯”文学奖，中篇小说《白鸽》获草原文学奖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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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据百度阅读截图显示，陈彦儒的长篇小说《白天失踪的少女》有 12412名读者在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