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路中国》读书笔记

一 城墙

01秋

2001年，何伟在北京拿到了中国驾照。那时候，中国的新兴中产阶级已经开始购买家用汽车，北京每天差不多有一千人拿到驾照，但是全中国乘用轿车的数量还不到一千万，平均一百二十八人才拥有一辆轿车，仅相当于美国1911年的水平。许多公路仍然十分空旷，何伟决定沿着《中国地图》标出的长城横穿中国西部。

秋天的时候，何伟租了一辆轿车，从北京向着山海关一路驶去，他以那里为起点，一路向西穿越河北全境。那时正值中秋，柏油马路上晒满了丰收的谷物，压过的车辆充当了免费脱粒的角色。河北的山峦十分陡峭，长城牢牢的附着在山脊上，在地势低洼的地方，砖砌的墙面如今已经荡然无存——人们已经把这些免费的灰砖取走，用做它途。何伟在开车穿越北方的途中，总会在公路上遇到大大小小的仪式，他在一个葬礼上遇到了一个风水先生，他的名片上整整包含二十七项不同的服务项目。

到山西和内蒙边界的时候，何伟在一个叫宁鲁堡的村子里拜访了一个叫老陈的人。老陈通过自学了解了很多历史知识，他想把自己关于长城的研究结果找一本省级出版社，老陈还带着何伟参观了当地的长城。何伟继续向西，在这段路上，何伟载过一些搭便车的人，他们大多是女性——因为这些地方的年轻男性大多去了沿海工厂，女性为了照顾老人和小孩，会在离家不远的地方找工作。

在黄土高原，何伟看到了路边有世行帮助山区脱贫的标语，一个县级干部告诉何伟，世行在黄土高原上资助了很多项目用来修建水坝、保持水土。何伟在这些干部的热情款待后，绕过市中心，在一个山腰上看到一群人手持铁锹在劳作，他们告诉何伟，很久以前就承诺买的树从来没有见过，他们这样挖坑的“义务劳动”，一天可以换五包方便面——那种没有猪肉，一元钱一袋的清真牛肉面。

何伟在黄土高原上开了几周后来到了榆林，他本想找个宾馆好好睡一觉，只是当地政府礼貌的请走了他，何伟开到延安后还是受到了这个待遇，他决定沿着长城的秋季旅行到此为止。何伟把车开回了北京，租车公司的王先生十分惊叹何伟竟然开了这么远，他边抽烟便赞叹何伟“了不起”。

02春

在完成北方自驾六个月之后，何伟打算径直开到青藏高原边。四月末的时候，何伟在车后塞满了干粮，又驶上了路。何伟捎上了一个搭顺风车的外国人，他们在河北境内的一家商店打破了一块“奇石”，花了50元才脱身；在张家口遇上了一位去过美国的餐厅老板娘；他们在110国道上遇上了一次大堵车：荒凉的蒙古大草原覆盖着冰雪，一望无际的蓝色解放牌大卡车下闪烁着火焰；开到呼和浩特后，何伟租的City Special（车牌名）坏掉了，他的旅伴和他一起把车弄到了修车厂，City Special修好后，两人就此分别。

何伟终于又看到了长城，在茫茫大草原上，这里的城墙历经风雨，有的只留下一段杂草掩盖的土坎，有的仍然屹立在天地。何伟驶上了210国道——这是去成吉思汗陵墓的方向，这里已经没有任何标志表明历史上最伟大的帝国曾经统治过这片草原。

在陕西边界的时候，何伟给一个老人和他的孙女搭了便车，他开着车，越来越不明白这些村庄在未来会变成什么样子——每个村庄基本上只剩下老人、残疾人还有小孩。在驾车穿越这些即将消失的村镇的时候，他感到了些许酸楚。

沿着长城，何伟行驶了一周的时间，他进入了腾格里沙漠，何伟每晚都在沙地上入眠。在沙漠模糊的背景映衬下，所有的一切都显得轮廓分明，何伟在一片沙丘里又载了一位乘客——他怀念过去当兵的日子，每个月都会来沙漠回顾过去那种感觉。

何伟在甘肃省内搭了一个卡车司机和他坏掉的油泵去火车站，一路上，这位卡车师傅都在向何伟埋怨这辆卡车质量太差，配件太难找。甘肃有一个叫峡口村的地方，旧时是一个军事前哨，如今的人口只剩下400。西边海拔更高的地方，有一个军马营，这个偏僻的地方也无法免疫市场化的浪潮——这些马现在会卖给旅游公司。何伟在肃北县城被一个警察拦下，他声称当地不对外国人开放，罚了何伟100元的款。何伟又开了六十多公里，来到了河仓城遗址，这里是两千多年的粮仓遗址。

何伟开始往回走，在甘肃和青海的交界处有一处隘口，这里是事故高发地，时不时有警示标语。在接下来两百多公里的路上，没有人类居住的痕迹，大地一片荒凉。

二 村庄

01三岔村

何伟一直试图在北京以北的农村找到第二个家，他想过一种隐居式的作家生活。2002年春天的时候，他和他的美国朋友郭咪咪走过了北京北边的怀柔，在燕山山峦一条土路的尽头上找到了一个叫三岔的村庄。他们在三岔租了一个房子，从门前就可以看到长城。

整个三岔村只剩下不到150人，这里没有餐厅没有商店，当地居民主要收入来自山中生长的核桃、板栗、杏仁，全年收入在两千元左右。这里虽然离北京只有一两个小时的车程，但基本不会有外人。这里的村民大多对何伟抱着一种毫不掩饰又没有恶意的好奇心，只有一个人除外——何伟和郭咪咪管那人叫搅屎棍。搅屎棍因为二人没有租他的房子而怀恨在心，于是把他两在三岔安家的事报告给警察，何伟充分利用他在中国生活的经验，妥善解决了这个问题。

何伟对三岔村的了解主要来自魏子淇，他是一个精明、能干、务实的青年人，在同龄人纷纷进城打工的时候他回到了家乡，除了因为要照顾傻子哥哥，他还觉得这个村子的命运总会改变，留下来肯定会有好处。魏子淇经过几次失败的创业后把目光转向了旅游业，他把周边可以开发的有特色的东西都记录了下来，他觉得会有越来越多人从大城市来到三岔。

村里只有一个叫魏嘉的孩子，他是魏子淇的儿子，魏嘉喜欢叫何伟“魔鬼叔叔”，他和何伟的关系很好。2002年的一个秋天，魏子淇托何伟把他们一家四口捎去镇上，他们要把傻子哥哥送去镇政府办公室要一点补贴，把魏嘉送去上幼儿园。前者很简单，只需要把傻子放下车就可以，后者可着实废了大劲，因为魏嘉大哭大闹，不想去上幼儿园。

后来，政府的人把傻子送回来了，这件事就算告一段落。十月假期魏嘉回家的时候，他的妈妈在他身上发现了一些青紫色的瘀斑，送到医院抽血检查后发现魏嘉的血小板很低，第一次去北京大医院的时候医生没有做什么诊断就把他们打发了回来。何伟询问了他在美国学医的朋友，他们一致诊断魏嘉得了免疫性血小板减少性紫癜。没多久魏嘉就流鼻血不止，郭咪咪给魏嘉在一个医院安排上了病床，何伟借了魏子淇8000元钱。经过一番治理后魏嘉身体好转了，魏子淇的一些亲戚们来北京看望了这个小病号，魏子淇请大家在一家饭店吃了一顿表示感谢。

02餐馆

何伟对三岔的想法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一开始，他只把这个村庄当成解脱之地，而后来，何伟觉得这个地方让他有家的感觉。

2002年的夏天，当地政府把通往村里的土路铺成了水泥路，这一年的汽车市场也是发展正旺，越来越多的人开着车去乡下探寻美景。魏子淇向每个来客收取二十元钱做提供一些简单的饭菜，这个生意还挺不错。冬天来临的时候，魏子淇决定开一家货真价实的餐馆和招待所。

魏子淇新修了一间厨房和一个鱼塘，他给自己的餐厅取名为长城驿站。每到周末，来三岔村的游客就多了起来，一些怀旧的客人会去魏子淇家吃农家饭，魏子淇的妻子曹春梅是一个优秀的厨师，他们家的年收入超过了三万元。然而激增的收入并没有让这一家人的生活更加幸福，相反，他们都变得压力很大。一方面是因为扩大业务时背负的债务、另一方面是要面对的各种复杂的关系——作为一个创业人，魏子淇一家踏入的是一个完全未知的领域。这份压力在曹春梅身上表现得更明显，因为她和外界并没有一种主动的联系方式，她明白了一点，即使他们家得生意做成功了，她生活的世界也不会超过这个村子本身，后来她在游客的影响下，信了佛教，才得到一点短暂的平静。魏子淇在怀柔和北京为他的生意奔波着，他入了党还考了驾照。对于他来说，前路虽然未知，但他相信只要努力总会有好结果。

魏嘉的父母送他上了一年级，他当上了纪律委员，他考试结束放暑假的时候，何伟带他进了城，他们一起划了船、坐了出租车、吃了披萨饼。一路上遇见的人都好奇何伟和魏嘉的关系，魏嘉会这样回答：“他是我的叔叔。”

03选举

魏子淇入党后生意更好了，他还参加了党校为期一周的学习，和其它党员去北戴河避暑山庄，他的地位日渐上升。而对曹春梅来说，她要干的活越来越多，她和外界的联系越来越稍瞬即逝，他们一家共同承担着经营生意的责任，但二人并不是合伙关系，重要的决定由男人来做，最大的收益也由男人来享受。

这个家庭生活水平正在快速提高，而每个人的身体却明显不健康起来。魏子淇的酒瘾越来越大，他在生意场上要抽很多的香烟；曹春梅在越来越多的家务和不得不杀生带来的愧疚感中度日；至于魏嘉，他吃了太多垃圾食品，已经明显超重。

2006年的时候，三岔的村民开始用上了有线电视，到处都是新路、新车、甚至由小贩开着车来三岔收垃圾，也有城里人开始来三岔定居。三岔富裕后，党支部书记这个职位变得炙手可热，2007年年初会有一个选举，三岔村民认为魏子淇——这个本低最成功的生意人，是现任党支部书记的最佳替代，村里的政治活动就这么开始了。

魏子淇买了一辆二手车，还给魏嘉换了一个名字叫魏小淞，原因是嘉字有十四画，不吉利，而电脑算命显示，魏嘉五行缺水，需要取一个带水的名字。然而，魏嘉拒绝使用这个名字，他的父亲放弃了，再也没有提过改名字的事情，从此之后，他永远都叫魏嘉。

魏子淇决定参加党支部书记的选举，他和现任党支部书记之间的明争暗斗开始了。整个选站中，没有什么议题，也没有人提到村子里的具体计划，没有平台，也没有哲学，每个候选人都要尽量避免直接谈选举，每个人的目标尽可能的摸棱两可。家族比什么都重要，人们把自己的近亲集合在一起，尽量拉拢远亲，政治被提炼得只剩下最纯粹得核心成分——尽可能地动用村子里的一切关系。

选举前三天，镇政府的领导到村子里来了一趟，他们对现任党支部书记的工作表示了肯定，他的意思很明显，他说：“你们看，你们的领导很有能力嘛。”他讲完后，每个党员都要当面点评党支部书记的表现，人们大都顺着领导的意思，把党支部书记夸奖了一番。从那以后，所有的事情都在意料之中，魏子淇的投票名列第四，党支部书记第一，副书记第二，他们的职位保持不变，而魏子淇什么都没有捞着。

三 工厂

01

何伟试图在中国南方找到一座城市——在这里，农田刚刚消失，工厂刚冒出头。何伟想知道在这种开拓型的工厂里，老板和工人过的是什么样的生活。在浙江的丽水，何伟找到了他一直想要的东西。

何伟第一次去参观的时候，丽水的工业刚刚起步，不久前这里还是一个农业地区。而短短几个月个月后，在通往高速公路口的丽水开发区，工业园区已经开始慢慢替代农田，经济开发区的王主任告诉何伟，为了建厂，他们已经推平了一百八十座大大小小的山头。从2000年至2005年，丽水市政府共计投资六百多亿元用于基础设施的建设，是之前半个世纪的五倍多。

何伟在丽水开发区找到了两个打算办服装配件企业的人，他们争分夺秒，仅在一个小时零四分的时间内，就规划出了一个接近两千平的工厂。三个月后何伟再次来到那家工厂的时候，几个老板已经开始测试他们的机器，这家工厂是生产胸罩的肩带调节环，因为这种小玩意需要的技术含量高，机器要五十多万，不容易被其它人模仿。工厂的罗师傅花了两个星期把这台一开始有点问题的机器调试好。2006年春节后，工厂老板放了两箱烟花爆竹，这个工厂就算正式营业了。

机器正常运转后，两位老板开始招工，高老板的爸爸负责面试求职者，他们喜欢年轻、没有经验、没有文化、听话、认真的员工，但也都会被性格坚韧的人打动——高先生就招进了一个坚持的女孩，后来他们才知道这个女孩使用的是她姐姐的身份证，她实际只有十五岁。

工厂的声音一刻不停的响起，这片社区终于有了生机。

02

那个十五岁的女孩叫陶玉凤，她不仅在这家工厂站稳了脚跟，还把她的姐姐、爸爸都介绍了进来。他们是安徽人，一家五口一起离家外出，经老乡介绍，来丽水打工。在工厂，玉凤做的是计件的活，她非常聪明，一个小时可以赚到六元四角，比丽水市最低工资标准还高出一倍。与此同时，胸罩调节制造厂遇到了一些麻烦，他们的产品无人购买，几位老板拿着样品和礼物开始了他们的浙江巡游之旅。

新生的经济开发区并没有什么正式的娱乐项目，有时候会有某个巡回表演团来这里表演。在这里，大规模的演出活动通常可以免费观看，因为有中国移动或者中国联通这样的大公司赞助；此外，低档次的演出也很常见。何伟就见过一个叫红星杂技艺术团的表演团以一块印着比基尼图片的幕布揽客，杂技团每人收费五元，在拉到七十名观众后，他们就开始了一场货不对版的表演——实际跳舞的女性根本就没有幕布上的那样好看。

工厂的业务量还是没有上去，他们只有四个固定的小买家，库房里积压了一百万只胸罩调节环，全厂只有五六个人还在全天候上着班，这些人的工资还被严重缩减了。工厂的罗师傅是技术主管，两位老板后来连一分钱都不发给他，因为老板们害怕罗师傅离开本厂另寻工作——罗师傅是唯一懂机器的人。7月底的时候，罗师傅请假回家去照顾他即将生二胎的妻子，老板们和罗师傅经过拉锯后，终于同意给他支付一个月的薪水（还欠两个月）让他回湖北。临走前一个晚上，何伟请罗师傅吃了一顿饭表示感谢。

03

有一年多的时间中，何伟会定期前往浙江南部考察，他见证着丽水方方面面的变化——这里新修了一家宾馆、一家健身俱乐部、工业区有了绿化、胸罩调节厂也终于接到了两笔大单。

这个夏天，王老板的老婆和她的儿子来工厂宿舍住了几个星期，罗师傅的妻子也带着新生儿搬了过来，何伟后来才知道，罗师傅实际只有这一个孩子，那个不存在的大儿子，是他用来协商工资、和老板请假的好借口。秋天的时候，工厂差不多刚开始盈利，两位老板就商量要不要把工厂整体搬迁到自己老家，因为企业的成长低于他们的预期，厂里的空间很多都没有用上，房租实在是太贵了。拿不准工厂是否要搬迁的罗师傅让他的妻子和孩子回老家，她妻子在老家的火车站遭遇了一伙人抢劫，但她任然设法保住了自家最值钱的数码相机。

11月初的时候，两位老板决定搬迁厂房，老板和工人协商着搬迁事宜和日后的工资，经过一番讨价还价后，老板要走了几个熟练女工，这其中包括玉凤和她的姐姐，罗师傅这样的技术人员也要求老板上涨工资。搬迁那天，工人们把所有的机器、零件、门窗甚至灯泡、螺丝钉都拆了下来带去了新厂。

04

2007年夏天，何伟回到了美国，他重新适应了美国的各种生活，那年年底，何伟回了一趟中国，他又故地重游，去了丽水。

2年前还是一座山头的地方，现在耸立着四家新的工厂。胸罩调节制造厂一开始在新址上发展得还不错，很快在那个地区又有了模仿者。几个月后，罗师傅离开了这个工厂，老板们还欠他一万多得工资没有给，罗师傅为了减少损失，找到了另一个想从事这个行业的老板，帮他组装了两台机器。但就在这时，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到来了，每天都有工厂在不断的破产。中央政府为了应对这场金融危机，开始了大规模的道路建设工程并扩大内需，在丽水，这些战略初步见效了，这个城市的国内生产总值有望增加百分之十。

金融危机当头的时候，罗师傅完成了从大师傅到老板的转变，他成了一家废物循环利用公司的老板。在浙江，陶氏姐妹们也从胸罩调节制造厂离开了，她们在丽水找了新工作。

在一天下午，何伟开着车去了胸罩调节制造厂的原厂址，废弃的调剂环到处都是。经济开发区的工厂大多在忙碌的生产着，到处都是机器的声音，何伟一个人站在废弃的产房，读着厂房墙壁上工人们遗留下来的字，这是他们遗留下来的生活和梦想的痕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