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与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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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离开我们已经十一年了，但音容笑貌依然清晰地刻在儿子的心里，是儿子最宝贵的记忆。对儿子而言，他是最好的父亲。

父亲是个又帅又有才华的人。他是兽医，会给猪羊看病，会给庄稼把脉治疗。他识简谱，会唱歌，喜京剧，善书法，行书尤佳。他怀才不遇，被错划为“坏分子”，遣送回老家，忍辱负重，热心为农民服务，救过溺水儿童。

父亲是个不苟言笑的人，在农村时经常发脾气，对待子女，不威自严。他爱孩子，喜欢孩子，但表面上很难接近。冬天，他教我们“数九歌”：一九二九不出手；三九四九冰上走；五九六九，沿河插柳；七九六十三，路上行人把衣担；八九七十二，柳絮满地飞；九九八十一，猫狗赶影壁。冷在三九四九，我们都会做好防冻准备，七九过后，就不怕冷了。夏天，他会告诉我们，小满三天遍地黄，再过三天麦上场。小满过后六天就是收麦子的时候。

春天，他会告诉我们清明前后，种瓜种豆，会带着我们一起在家中自留地里播种耕耘起来。清明节前，小麦还没有“起身”，不怕践踏，而且越踏会越长得旺。他会带领我们去给烈士扫墓，讲述发生在黄圩大地上的革命故事。

黄圩、启明一带在1939年冬解放以后，抗日民主政权不断壮大巩固，经济文化事业逐步恢复发展，1942年夏，抗日民主政权创办了淮泗中学。父亲和后来做了中联部副部长的蒋光化都是淮泗中学校友。淮泗中学校址设在黄圩西陈庄，淮泗县长张辑五兼任校长，淮北行署委派宋晓村任专职副校长。学校办起不久，日军进行大“扫荡”，校舍被烧毁，被迫停课。1943年春，淮泗中学又在南裴圩西南角小葛庄复课。秋，迁往曹嘴。这是一所新型的学校，担负着培养具有革命觉悟的而缺乏文化与理论知识的年轻干部。这所学校先后为党、政、军各部门输送了近千名干部。

1947年，由一批日伪时期的汉奸、爪牙、地痞、地主、豪绅组成的“还乡团”，先后随着国民党军队回到泗阳。黄圩区黄圩乡农会长杨太成夫妻俩被反动地主陈化成活活打死。启明乡农会长魏德夫妇俩被“还乡团”反动地主陈刚逮捕，遭到酷刑，被打得死去活来，最后被活埋在一个坑里。

我们在屋里闷了一冬天，接受父亲读书史和革命传统教育之后，更多的是在春天的田野里奔跑跳跃，身心都极其愉悦。

父亲在老家的时候，常常带我去赶集。他会到牛市里去看牛，牛市在黄圩街河西的大桥下面。他会仔细看牛的牙口，和卖牛的人交流很久，我不是太懂内容，但父亲逛了那么多次，最后一头牛也没有买，也许他是在过兽医瘾吧。

我更喜欢让父亲带着到街头小广场那里。那里会有很多人围成几层，最外面一层的人站在板凳上，我看不到里面的动静，父亲会把我扛在肩膀上。我看到场中一人腰上挂着鼓，手里拿着棒槌，一边说唱，一边不时敲两下。我最喜欢听“七侠五义”故事，尤其喜欢南侠、北侠，希望自己也像他们那样行侠仗义。

父亲对我的学业是关心不强求。我小时候，算术成绩一直是全班第一。我的语文不好，他也不责怪，只要中等，就满意了。他在旧报纸上写字解闷，我小时也喜欢写字，但他从不指点我。他常说，写字看天赋，他的老师王祺德根本不练字，字写得极好，是有名的书法家。他写字时，我在旁边看，其余时间由我自己乱写、瞎写。

我五音不全，他也不强求。弟弟也许受他影响，爱唱京剧，唱青衣，嗓子很好，高亮甜润。弟弟9岁时，父亲平反后在外地工作，那是一个遥远的地方，叫淮安，骑自行车得赶大半天才能到。隔壁大姨父每次见到弟弟就会说，你爸到台湾去喽，不要你了，怎么办？弟弟就会涨红了脸，眼睛瞪着他说：胡说，才不是呢。那是淮安，不是台湾！大家哈哈大笑。

我十几岁就学会了喝酒。他喝酒，给我也倒一杯。弟弟也很早就会喝酒。父亲说男子汉不喝酒怎么行呢。有一次，博士毕业的弟弟买了二瓶五粮液，我们三人没费劲就喝光了。

父亲恢复工作没几年，国家出台了一项政策，国家干部如有需要，可以自愿离职让其子女顶职，这项政策对于干部家在农村的成年子女具有极大的吸引力。父亲和我商量此事，我当即拒绝，我坚信自己可以考上大学。父亲尊重了我的决定。后来我在当年的高考中正常发挥，如愿考上了大学，是村里继大表哥之后的第二个大学生，成为一时美谈。

顶职政策不久，国家又出台政策，国家干部工龄达到一定标准，可以将家属及子女的农业户口转为城镇户口，也就是“农转非”。好多干部都符合这项规定，父亲却被工龄问题卡住了。父亲1943年读淮泗中学时，跟随自己的中学老师王祺德扛起枪参加革命，后来因为转移病号，和队伍失去联系。在白色恐怖之下，爷爷将儿子的党证等证件全部烧毁，这成为父亲永远的心头之痛。

1951年，父亲考上苏北畜牧干部培训学校，毕业后分配在淮安县兽医站工作，在后来的政治运动中，所谓历史问题被人揭发，加之在当时又表达了一些对于政治运动的不满，被打成“坏分子”，遣送回原籍。说起来父亲的老家还要靠北边一点，在跟外婆商量之后，全家落户启明村，更准确的说是黄圩乡接受了他，启明容留了他。按照他的这种情况，回原籍之后是要有人专门盯着的，但善良的黄圩乡亲不管这一套，给了父亲最大的信任，后来还给他宅基地，让他做记工员，充分发挥他的才干。

当然对于父亲来说，这种境遇仍然是有巨大落差的，因此他抽老烟叶，喝烈性的大曲酒，不断地写复议申请，抗挣了近30年。动乱结束之后终于平反，随后恢复工作。但有关他工作年限的问题，仍然要找各方证明材料。那些年他不断地跑南京，跑广州，因为当年带他参加革命的王老师已经成为首长，一起扛枪的同学也成为高级领导。老师已经退居二线，虽然答应作证，但要准备各种文件并通过程序，仍然是件非常耗时的事情，好在最后圆满解决了“农转非”问题，工龄从苏北干校的1951年算起，最后没有享受离休待遇。

我和儿子的关系也是不错的。我成绩好不会唱歌，儿子成绩不好，唱歌却非常好。学唱歌是要花很多钱的，为儿子的前途，我们不怕花钱。高二的时候，儿子到南京艺术学院拜老师专门学习声乐。我只是第一次陪他去南京，第二次就让他自己乘车去南京学习，当天赶回来，一周一次。后来儿子考上江苏师范大学音乐学院，一个人去报到，很多人都说，你怎么能放心让儿子一个人去报到呢？我说，他独自一人到南京100多次，徐州怎么就不行呢。

对儿子的几次恋爱，我采取的态度是“闻而不问”，经济支持。我们还专门拨出恋爱基金，以支持他谈恋爱。我们相信他自己的选择，他的决定。最后，他悄悄地和一个教吉他的女同行好上了，结了婚。有了一个女儿，已近三岁半了。他自己创办了一家艺术培训公司，我们全力支持他。

儿子是属于他自己的。他的现在和未来，都由他自己来设计。一个想用自己理想的模式塑造自己孩子的父亲是愚蠢的。父亲心里一直充满梦想，觉得世界是美好的，希望儿子也能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