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转折丨恢复高考1-2

第二回 恢复高考  查全性谏言斥弊端 郭沫若借笔唤春天

【导读】恢复高考，主要是恢复应届高中毕业生招生考试制度。所以，邓小平说“今年就要下决心恢复从高中毕业生中直接招考学生，不要再搞群众推荐”。1977、1978两届共录取68万名大学新生。这批人后来许多都成为社会的中坚。决策恢复高考的确是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不朽之作。

一、恢复高考

（一）科学和教育座谈会

邓小平恢复职务后，当时的分工是邓小平负责科技和教育。所以，邓小平复出后主持召开的第一个会议，是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

1977年7月29日，邓小平在听取方毅、刘西尧等汇报时提出，他近期要主持召开一个科教工作座谈会，请科学院和教育部“找一些敢说话、有见解的，不是行政人员，在自然科学方面有才学的，与‘四人帮’没有牵连的人参加”。

按照邓小平的要求，中国科学院和教育部分别在科学院系统和高等院校邀请了33位专家学者，于8月3日到北京报到。

8月4日，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在北京饭店举行。邓小平开宗明义地讲：请大家来，就是想听听意见。什么话都可讲。三个公司，钢铁公司、帽子公司、还有鞋子公司，都丢掉。很快，提高教学质量、改革招生制度，成为专家们议论的主要话题。

此时，教育部全国高等院校招生工作会议刚刚结束，已经形成了1977年高校招生方案。招生的方式依然沿袭“自愿报考，群众推荐，领导批准，学校复查”的原则。教育部的报告送达国务院时，邓小平最初是“同意今年的招生基本上还按原来的办法”的，因为在他的计划中，恢复高考需要一年的准备时间。所以，座谈会上，邓小平阐述了他的想法：“从明年开始执行新的教育制度。”

会议前两天，所有与会学者都一直表现得非常拘谨。会议中的第三天，作为高校15位代表之一的武汉大学化学系副教授查全性发言，建议立即改进大学招生办法。

查全性慷慨陈词，抨击了现行招生制度的四个严重弊病：一、埋没了人才，大批热爱科学，有培养前途的青年选不上来；二、卡了工农子弟上大学；三、坏了社会风气，助长了不正之风；四、严重影响了中小学生和教师的教与学的积极性。

查全性强调，招生是保证大学教育质量的第一关。他呼吁：一定要当机立断，只争朝夕，今年能办的就不要拖到明年去办。

查全性的发言引起与会者专家强烈共鸣，纷纷建议中央下大决心，对现行招生制度来一个大的改革，宁可今年招生晚两个月。不然，又招来20多万人，浪费可就大了。

邓小平问坐在身边的教育部长刘西尧：“今年就恢复高考还来得及吗？”

刘西尧说：“推迟半年招生，还来得及。”

邓小平听了，当场决断：“既然今年还有时间，那就坚决改嘛！把原来写的招生报告收回来，根据大家的意见重写。招生涉及下乡的几百万青年，要拿出一个办法来。今年就开始改，不要等了。”

8月8日，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结束。根据邓小平的意见，教育部很快报送了《关于推迟招生和新生开学时间的请示报告》，决定将高等学校和中专推迟到第四季度招生，录取新生次年二月底前入学，推迟三个月。

自8月13日起，教育部在北京再次召开1977年第二次全国高校招生工作会议。由于当时在要不要废止群众推荐、恢复高考招生制度等问题上，与会人员分歧很大，争论不休。结果会期一拖再拖，从仲夏到中秋，总是议而不决。

关键时刻，邓小平召集教育部负责人刘西尧等人谈话，严肃提出，教育部要争取主动，不要成为阻力。几天后，招生工作会议结束，新的招生文件基本定稿，并经中央政治局讨论通过。华国锋、叶剑英、邓小平等还接见了出席全国招生工作会议的全体代表。

10月12日，国务院批转了《关于1977年高等学校招生工作的意见》。规定从1977年起，高等学校招生制度进行改革，恢复统一考试制度。

10月21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搞好大学招生是全国人民的希望》，报道了这一重要消息。至此，中断10年的高考正式恢复。

（二）放开条件限制

1、修改报考对象

1977年9月，教育部在北京召开全国高等学校招生工作会议，决定恢复已经停止了10年的全国高等院校招生考试。

1977年招生文件规定，凡是工人、农民、上山下乡和回乡知识青年、复员军人、干部和应届高中毕业生，符合条件的均可报考。有了这个政策，十年积压的广大社会知青有了上大学的机会。

邓小平听到有人建议把过去招生的十六字方针改为“自愿报考，单位同意，统一考试，择优录取”时，就说：你的十六字比较好，但第二句有点问题，比如考生很好，要报考，队里不同意，或者领导脾气坏些，不同意报考怎么办？我取你的四分之三，不要这一句。所以，后来确定的招生方针中就取消了“单位同意”这一条。

2、放宽招生年龄、婚姻限制

1977年的招生文件规定：“考生年龄在20岁左右，不超过25周岁，未婚。”这个规定对老三届高中学生，特别是1966、1967两届高中毕业生来说，无异于下了一道“逐客令”。因为此时他们大多已30岁左右，而且很多人都有了家室。

最后，招生文件特别规定：“对实践经验比较丰富并钻研有成绩或确有专长的，年龄可放宽到30岁，婚否不限。”所以，在1977级、1978级两届大学生中，年龄、经历差别很大，夫妻同校、两代人同读的现象并不鲜见。

还有一条特殊规定：大龄青年，工龄到一定年限的可以带工资读书。这又为那些结婚生子、拖家带口的解除了后顾之忧。

3、修改政审条件

“文革”期间，以家庭出身和社会关系等为主要内容的政治审查，曾断送了多少有为青年的读书之路。1977年教育部最初起草的恢复高考的招生文件中，对录取的政治条件规定得依然很细。

邓小平对教育部负责人说，政审，主要看本人的政治表现。政治历史清楚，热爱社会主义，热爱劳动，遵守纪律，决心为革命学习，有这几条，就可以了。总之，招生主要抓两条：第一是本人表现好，第二是择优录取。

最后招生文件规定：招生实行德、智、体全面衡量，择优录取的原则，政审“主要看本人政治思想表现”。”政审条件的改变，迅速波及征兵、招工、提干等各个方面。

（三）冬季招生

12月10日，从农村、工厂、部队一路风尘走来的考生奔向考场。考试由各省单独命题。分文、理两类，文科类考政治、语文、数学、史地；理科类考政治、语文、数学、理化。各科满分100分。

1977年冬，全国有570万考生参加高考，录取新生27.8万人；1978年夏，全国共有610万名考生参加高考，录取新生40.2万人。由于报考人数过多，而当时国民经济刚开始恢复，国家一时竟拿不出足够的纸来印考卷，于是，中央果断决定调用了印刷《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的纸张拿来借用。

1978年春，第一批金榜题名的考生走进了大学校园。由于恢复高考后的第一届大学生是1977年12月参加考试，第二年春天入学，而第二届则是1978年6月高考，当年10月入学的，所以这两届大学生虽然分为77、78级，而实际入学时间只相差半年。因招生的年龄放宽，原本1966、1967、1968年高初中毕业、报名参加了1977、1978年的高考的，通称为“老三届”。

（四）刘源给邓小平写信要求报考

1966年春，教育部召开高等学校招生工作座谈会，讨论高考的弊端。此时正是刘少奇、邓小平主导的工作组时期。当时在四中高三（五）班就读的几个高干子弟从他们的父辈那里打探来了中央有意废除高考的消息，与生俱来的政治敏感使他们决定抢先立下这一革命新功。于是一篇洋洋洒洒的"革命宏文"炮制出炉，这就是《北京市第四中学全体革命师生为废除旧的升学制度给全市师生的倡议书》。

而把信搁在国家主席、主持一线工作刘少奇案头的正是他的儿子刘源。没过几天，这封信就刊载在1966年6月18日的《人民日报》上。信的结尾是“现在北京四中全体革命师生向全市革命的同志倡议：立即废除高等学校入学考试制度!”此时，西城女一中也推出了《北京市第一女子中学高三（四）班学生为废除旧的升学制度给党中央、毛主席的一封信》。随之新中国在1952年建立起来的统一高考制度由此而废。

1970年，为落实毛泽东“大学还是要办的”及“要从有实践经验的工人农民中间选拔学生，到学校学几年以后，又回到生产实践中去”的指示，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部分高校开始招收工农兵学员。

1971年，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作出规定：高等学校恢复招收新生，招收初中毕业经过两年以上劳动锻炼的工农兵学员。从1970年到1976年，按照“自愿报考，群众推荐，领导批准，学校复查”的原则，全国招收工农兵学员共七届94万人。

由于废除了招生考试，工农兵学员的文化程度差别很大。把这些层次不同的学员集中在一个教室里接受大学教育，教学质量可想而知。

1972年，周恩来提出：“对学习社会科学理论或自然科学理论有发展前途的青年，中学毕业后，不需要专门劳动两年，可以直接上大学，边学习，边劳动。”但这个建议被指责为“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回潮”而未能实行。

1973年，部分省市在招收大学工农兵学员时增加了文化考试，结果因为一场“白卷英雄”的闹剧而夭折。

1966年刘源递信给他的父亲刘少奇要求取消高考，十年后刘源又向邓小平写信要求允许自己参加高考。历史总是这样开一些人的玩笑。

恢复高考当年，刘源的报名以“超龄”为由被退回。一气之下，刘源给邓小平写了一封信。信不长，就一页纸，用钢笔书写工整，在信封上写着“中共中央邓小平副主席”，然后贴了4分钱邮票，在自己的住处北京永安里附近随便找了一个邮筒投了进去。

十余天后，终于有了回音。邓小平批给当时的北京市委书记吴德，吴德转批给北京市负责高招的同志，最后由厂里教育处通知刘源，说是可以报考了。

北京师范学院（现首都师范大学）历史系教师周兴旺当时在北京崇文门内旅馆招生。高招办领导让周兴旺在刘源和薄一波的儿子薄熙来两份档案中选一份。周兴旺想那就选个“大”的吧。于是，周兴旺拿了刘源这一份。

1978年，北京起重机厂铆焊工刘源终于收到北京师范学院历史系的录取通知书。此时，他的父亲刘少奇辞世已近10年，母亲王光美还被关押在秦城监狱。

报考的时候，刘源填了政审表。父亲一栏，填“刘少奇”，母亲一栏，填“王光美”，本人成份一栏，填“战士、学生、农民”，“现在是工人”。籍贯、政治面貌、社会关系等等，一概填了“众所周知”。

二、全国科技大会

1、起草讲话稿

中共中央9月发出通知，决定1978年3月召开全国科学大会。通知下发，中办开始起草讲话。

大会共有邓小平、华国锋、方毅和郭沫若4个讲话。由吴明瑜、林自新等人执笔。起草邓小平和华国锋的讲话。他们设想，邓小平的讲话从他作为科学教育主管领导人的角度来讲党的科学工作政策。华国锋的讲话则要把加速发展科学技术当作一个国策，动员全国人民为实现国家四个现代化而奋斗。

吴明瑜起草邓小平讲话的时候，除了研究了邓小平一系列讲话的精神，还查阅了马、恩全集。马克思在《剩余价值观论》一文中有一段专门讲知识分子的。马克思认为工程技术人员也参与创造剩余价值，学校教师也是生产剩余价值的"生产工人"。这就是在邓小平讲话中轰动一时的"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的理论依据。

起草华国锋讲话稿的时候，吴明瑜和林自新到中央党校请教胡耀邦。胡耀邦在1975年曾主持制定了《汇报提纲》。胡耀邦建议讲一讲科教兴国或者科教建国问题。二人一听，觉得和邓小平讲话稿的精神一致。回来之后，就按照这个思路写了讲话稿。

11月，两个稿子写完。送上去之后，邓小平看了讲话稿之后说："写得很好，文字也很流畅。"邓小平只在个别段落和字句上做了一点调整。

但是，当时的党中央副主席汪东兴在政治局开会讨论稿子的时候说："我看这个稿子马克思主义水平不高，毛主席讲了那么多关于科学工作和知识分子的问题，为什么不引用？"

时任国务院副总理、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院科技领导小组组长的方毅请示邓小平怎么办，邓小平说："一个字也不要改。"

在科学大会开幕前一天，新闻宣传口负责人吴冷西打电话来提了两条意见。一个是建议修改一处标点符号；另一个意见是，建议把"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一部分"改成"我们已经有了一支工人阶级的又红又专的知识分子队伍"。

方毅再次请示邓小平。邓小平说：第一条意见接受，标点符号你们改一改；第二条意见不改，维持原样。

为华国锋起草的稿子一直没有回音。直到科学大会开幕邓小平讲完话了，仍然没有任何音信，方毅和吴、林急得不行。突然，讲话稿下来了。原来讲话稿另起炉灶。稿子里出现了他们熟悉的句子："我们已经有了一支工人阶级的又红又专的知识分子队伍"。这个稿子是由汪东兴、李鑫、吴冷西等人主持起草的。

另外，邓小平的讲话稿一开始就说：我们面临的最大任务就是实现现代化。而华国锋的讲话稿一开始就问：我们搞社会主义现代化，还是搞资本主义现代化？同一个大会的讲话，在重大问题上却出现两个基调。

2、全国科学大会开幕

1978年2月17日，《人民日报》发表徐迟的报告文学《哥德巴赫猜想》。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助理研究员陈景润，在“哥德巴赫猜想”问题研究中证明：任何一个充分大的偶数，都可表示成一个素数加上顶多是两个素数的乘积（简称为“1+2”）。从而把200多年来未能解决的哥德巴赫猜想证明大大推进了一步。被国际数学界称为“陈氏定理”。

3月18日，全国科学大会开幕。当邓小平在讲话中说到"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的时候，会场上许多人都泪流满面。在邓小平讲话之后7天，也就是3月25日，华国锋在大会讲了话。

大会真正的高潮，是31日闭幕上播音员代郭沫若朗诵《科学的春天》。

本来，这位86岁高龄的中科院院长已经在病床上躺了很久，来日无多。可是开幕式那一天，郭沫若喃喃地说："我要去。"医生们劝他不要去，但他执拗要去，结果是中央批准他去30分钟。他坐着轮椅颤颤巍巍去了。两个多月后的6月12日，郭沫若去世。

郭沫若的讲话稿，起初由著名作家徐迟起草。完稿之后，大家觉得比较散，决定不用，改由当时国家科委政研室的一位处长胡平执笔。

胡平抓住春天这个主题，写了百年来科学技术发展的艰辛历程，科学技术的作用以及解放思想、培养人才等内容。文章言简意赅，富于激情。郭沫若看了很高兴，只在个别句子中加了“有限”和“无限”4个字，就在标题下签上了名字。

由于郭沫若不能到场，《科学的春天》作为书面发言，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著名播音员虹云代他朗读：

"'日出江花红似火，春来江水绿如蓝。'这是革命的春天，这是人民的春天，这是科学的春天！让我们张开双臂，热烈地拥抱这个春天吧！"

播音员抑扬顿挫的声音念几句就被掌声打断。

此后，崇尚科学犹如春风，吹散了知识分子心中阴霾。大会结束不久，5月11日，《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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