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年后的“高二”风

我妈

一晃50年过去了，去掉我不懂事的三年，好像也快50年了，我从西大壕那里洗脚开始，就有了清晰的人生记忆。那时候，我和一小孩对话，说我要走了。就和我母亲离开了那个村庄，我姐姐领着我，带着我弟弟，一个刚出生的婴儿。

我们坐大车去了一个陌生的村子，那里好多人，围在院子外面，像看猴子一样，看着我们。我们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一个陌生的脏孩子，骂了我一句，带葫芦子。我不知道这是什么意思。因为我才3岁。

后来，我知道他在骂我，所有的陌生人都傻啦吧唧的骂我。我不知道原因，只好牵着我妈妈的后衣襟。我妈骂我什么，我也没有听到。我是不能撒手的。可能那些人认为我的到来，争了他们的氧气。其实，他们连饭都吃不饱。我妈以为可以过上好日子了。把我的“芮芮”的名字，改了，还改了我的姓，从此他们那些脏孩子都叫我“高二”。因为我爸爸死了，我又有新爸爸了。我改了姓名，我妈以为我混在他们中间，就不会被嫌弃，被追打了。或许，她以为像她把自己孵的小白鸡，抹上墨汁，放进老母鸡的翅膀下面，老母鸡就看不出，哪个是自己亲生的娃了。可是，这些人，要比老母鸡狡猾多了。他们依然会像母鸡啄别人家孩子那样，残酷无情，有时，轻松夺人性命。其实，人心和太阳一样，无法直视。很多想不到的污浊事情，都藏在这窝棚墙壁的泥色里，藏在那些脏孩子家脏兮兮的高粱席缝里，扫扫，外面的人就看不出来了。

谩骂，寒冷，饥饿，惊恐，分离是当时的深刻烙印，所以至今泥脏色是童年记忆里的主色调。

有人必须用一生来治愈童年，或许，我也是，我的亲人们或许或多或少都是。我不知道为什么，莫名的怕，怕出门，怕社交，唯一开心的事，就是和姐姐躲在家里的大囤子里，是我妈手工用柳条编的。一个个巨大无比，或许，这是她当时，唯一能想出来的保护孩子的最好办法。她出工的间隙，就割很多柳条和茶条。这些柔软的枝条，围在我们的周围，像妈妈宽大的胸怀，把我们四个孩子聚拢在里面，姐姐也不用担心木棍，石头把我们划伤。

我们把自己扣在屋地里。门和窗子都锁上，挂上。

现在做梦也经常去挂绳。锁门。

可能是童年的阴影，在心里烙下疾病了。虽然我知道梦是假的。可是我依然患得患失。终生慌张，担忧，害怕失去，使我特别怯懦，容易依附和妥协。容易患得患失，更容易崩溃和应激反应。这一点不像我勇敢的姐姐。

妈妈去出工了，那些石头，泥块，棍子，像飞簧一样飞过刚糊好的窗纸，飞进屋子，我们没法出去。一直呆在巨大的柳编囤子里。小弟弟小便也不敢动，更不敢出去。这里是我们安全的地方，有温暖的烟火气。有深深的患难情。

我想可能是我们争了他们呼吸的氧气，所以，他们像疯子一样，来破窗欺凌。这些脏孩子，流着大鼻涕，像个大傻子，一个扔，所有人都扔，没有原因，只有快慰，一种说不出的快慰，或许是那个时代，麻木的人们更喜欢批斗，更喜欢欺凌。他们对孟丽的爷爷就是这样做的。可是孟丽爷爷是地主，而我们只是外乡来的小孩子。这些愚昧，没有文化的大人，孩子，见过太多的麻木和伤害，也学着，无情的伤害，他们把伤害带来的快慰，无限回味，讨论。每到第二天，会比第一天更疯狂。家家一窝孩子，他们的父母连孩子们吃什么，都保证不了，管他们去哪里？干什么？包括蒋晓民，小奎，假丫头，双顶子，还有庆良子，马小子和他弟弟，魏带弟，傻呵呵的透着疯狂，阴险和愚昧。

魏庆良年纪大，他不参与，只在后面指挥。

20年以后，我留在县城，庆良在出大车的时候死了。没有全尸。崔小奎在煤矿底下，挖煤砸死了。他女人双顶子也改嫁了。蒋小民去火葬场当了阴阳先生，开个奥迪，有时还说几句客套话，像在哪里开窍了，对了，我妈找他爹了，他爹是村医，有文化，后来，也去世了，他只好出门奋斗了，社会教育了他。

开关，和邻村的姑娘结婚了，那个女子心地还不错，有时见面很客气。王刚，和外村姑娘结婚了。生两个女娃，务农，不知道干啥去了。马小子，讨不着老婆，后来和一个寡妇结婚了。那个女的，领着四个女儿。假丫头，后来喝药死了。我知道，他喜欢玉凤，经常去她家，看着玉凤，后来出去打工赚钱，结果都被他妈拿去买药了。就自杀了。带弟，也没有带来弟弟，她妈难产死了，剩下她爹领着她和妹妹，早早就嫁邻村的傻子了。她爸要了两袋玉米。小牤子，后来去外乡了。他姐姐三丫，嫁个小四的大哥哥，生俩娃，后来她病死了，小四大哥失明了。

我想回去看看，还有什么，还能记起什么，他们都离开村庄，就剩我自己，没有人再骂我打我了，因为这些新鲜空气，都是我的了。50年的高二风回来了。

刮一场风应该很美，把残缺的梦刮没，治愈自己。

我不想用一生治愈童年。

因为，我把我妈带在身边生活，就没有故乡了。

我妈就是我的故乡，我的哀愁。所以，我觉得自己很幸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