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名建筑师的思维方式
1975年出生的马岩松已经是中国建筑师中最为声名卓著的人物之一。
他出生在北京，大学毕业后到耶鲁大学去读了建筑学硕士。性格张扬的建筑大师扎哈·哈迪德当时正在耶鲁做客座教授。毕业之后，马岩松曾经在扎哈·哈迪德的事务所工作。他也因此被视为扎哈·哈迪德的学生。
2004年，29岁的马岩松回到北京，开始运营自己的建筑师事务所MAD。两年之后，马岩松中标了加拿大密西沙加市的最高建筑。这也是中国建筑师第一次在国际公开竞赛里中标。因为设计方案中让人印象深刻的曲线，马岩松设计的大楼也被称为“梦露大厦”。梦露大厦让马岩松一举成名。此后他开始在国内外拿下了更多的作品，比如，2014年时，星球大战系列导演乔治·卢卡斯挑选他来建造卢卡斯叙事艺术博物馆。
接下来，人们继续追捧胜利者。世界经济论坛评选他为全球青年领袖。《快公司》杂志把他称为全球建筑界最具创造力的十人之一。
可能很多人都会感兴趣，是什么让马岩松脱颖而出？在2008年前后一段时间，中国成为国际知名建筑师的试验场。仅仅在北京，引发讨论的建筑就包括荷兰建筑师雷姆·库哈斯的CCTV大楼、法国建筑师保罗·安德鲁设计的国家大剧院、瑞士建筑师赫尔佐格和德梅隆设计的鸟巢。建筑师这个职业在中国很有市场。但同时，我也见到过和马岩松年龄差不多的从国外留学回来的建筑师，进入大型地产公司后，表现得郁郁不得志。
那么，他独特的地方是什么？仅仅是因为运气让他拿下了梦露大厦这个让他一举成名的项目吗？他又如何平衡商业化和建筑设计本身——毫不夸张地说，这是困扰了很多建筑师一生的问题。
自我
我问马岩松，如果今天碰到一个像自己当年那样的年轻建筑师，他会给对方什么建议？马岩松回答：“我会说，让他成为他自己，让他勇敢点儿，把自己最自己的东西发挥出来就对了。”
我又问，没有具体职业路径选择的建议吗？马岩松想了一下：“回想起来，我就没问过任何人这种东西。我觉得他自己肯定有主意。”从耶鲁建筑学院毕业时，他收到了来自院长的建议——院长告诉所有台下未来的建筑师，要忘掉在学校时听到的所有大师的话，要去找自己的声音。
今天马岩松也成为了一名成功的建筑师，他频繁给出的建议是，要冲动，要爱护自己的本能，因为如果不去刻意保护，冲动和本能会被日常生活消磨掉。他曾经跟自己的朋友和同事说过好多次，在面对选择时，要坚持前几秒最本能的想法。在本能的驱使下，不停地去尝试，然后慢慢才能建立起自己的风格。当然，这是对建筑师和设计师的建议。
马岩松把2006年以梦露大厦的设计中标加拿大建筑称为完全偶然。但这个偶然的设计其实就是他所谓的“自己”的表现。
当年他回北京建立自己的事务所，朴素的想法就是，终于可以做自己的作品了，“能持续这么做就很好，哪天赢了一个那就是中奖”。建筑领域的设计竞赛制度，让年轻建筑师也可以提交自己的作品，和已经成功的建筑师一起去争取建筑项目设计机会。即使作品没有中标，也能拿到一些保底费。
马岩松当时有两个坐标，一个是他的老师扎哈·哈迪德，“她十年没有建成的东西，也不影响她成为一个很了不起的建筑师”；另一个坐标是，在学校时，他一边交着学费，一边在找自己做作品的机会，“现在起码不交学费了”。
他感谢竞标制度让自己在开始的两年能有维持事务所的收入；但另一方面他又认为竞赛制度会对建筑师形成腐蚀——“它恶化了建筑师的态度，让他们对待世界的态度都会改变，想成功的办法就是得到别人的认可。所以很多变成了所谓政治正确，弄点儿绿色、弄点儿节能，所有这些都是去献媚评审的标准。”
马岩松为什么能够逃脱竞赛制度对自己的腐蚀呢？原因是，尽管他偶尔会赢下竞标，但更多时候他都是第二名。所以那时，他坚信第二名才是最好的，因为，“第二名是他们欣赏，但又觉得有风险的，第一名是最保险的”，“我那时候是以第二名为荣的，或者给了我第一名，后来又说这个实现起来很有问题，这些我都觉得是对我的一种承认。我没有认为这是问题，也没有说想改变自己。”
直到2006年，出现了那个被很多媒体描述过的瞬间。马岩松的一个设计在中国的某个竞赛里中了标，但最后却被认为难以实现。这时他已经承受了两年“纸上建筑师”的嘲笑。于是，他赌气似地去寻找在西方的机会。
梦露大厦是他提交的第一个海外竞赛项目。一方面，他称之为“完全是偶然”，另一方面，他又说，“现在想起来，这可能就是你把最冲动的、最本能的那个情感给表现出来了。当时的创意，这个楼是七扭八歪好像飘在那儿。后来其实盖好已经不太一样了，规整很多。但一开始为什么会有那个创意？就是积累了很久的对西方主导的建筑的不满，有长期的那种影响，才会突然出来这么一个东西。”
直到今天，马岩松仍然认为自己走过的这条路，其他年轻建筑师也可以走。马岩松说：“年轻建筑师唯一能证明自己价值的办法就是通过作品，无论这个作品是能建还是不能建。在建筑史上有影响的作品，有的是建成的，有的是没有建成的。无论建成或建不成，它如果有思想上的影响力、有开创性，都不影响它的重量。一定要通过他的作品来表现他的才华。当然重要的项目，所谓地标的项目，他如果有才华慢慢会找到他，但不可能一上来就是。”
感性
马岩松喜欢把建筑师同艺术家相比。虽然建筑同商业的关系更为紧密。建筑从设计出来到变成现实，中间需要大量的资本投入。建筑师必须拥有支持他的业主。所以，才会有建筑师说，衡量建筑师优劣的一个标准是，他是否始终能拿到项目。
艺术家风格的建筑师要更为自我。即使在刚开始没有项目可做的时候，马岩松也没有萌生出要去认识某个业主，争取为他设计建筑的想法。“要认识人，人家才给你机会的话，我觉得是一个问题，你认识他了，你就可能会知道他的需求。我们一开始全是竞赛，都没见过对方，设计完了就发出去，它是一个作品，是一个不停地自我表达，成为一种惯性了。”
后来他的事务所有了项目之后，他仍然延续这种状态，不会刻意去见业主，而是交给专业的同事去同业主沟通。
换一个角度想，这种独特反而成为他的优势。毕竟，市场上从来就不缺乏愿意去讨好业主的建筑师。尤其是今天。马岩松说：“今天这个社会是非常商业的，资本和权力的控制力非常强，我觉得是有史以来最强的一个时期。”
他希望能保持不合作的态度。马岩松创办的事务所名字叫MAD，如果按照拼音的读法，就是一声表示反抗的“妈的”。他敬仰的是过去的一代建筑大师们，包括扎哈·哈迪德、雷姆·库哈斯等。他把他们称为英雄主义的一代建筑师。在这些人中，库哈斯原本是个记者、安藤忠雄是个拳击手、弗兰克·盖里做过卡车司机。他们每个人身上都散发着自己的独特气质。
他也不认为顶尖的建筑师应该分高下，“分不出来，就是不同的流派、不同的人”，“如果看上一代建筑师，扎哈、弗兰克·盖里、库哈斯，不管他们信的东西你信不信，他们互相之间是绝对不一样的，而且他们都坚信自己能够做出好的作品，现在整个比起来缺少这种多样性。商业的气氛让很多建筑师为了所谓的成功，变成一种更容易被接受的状态，不赞赏这种很有个性的、反叛的人。所以年轻人会说怎么才能成功啊？那个时代怎么会有人问这个呢？我就想干嘛干嘛，他们根本就不问这些。”
建筑师不应该是商业化的、很著名的、被欢迎的、合作的、好沟通的；建筑师应该是有个性的、有批判力的、有独立观点的、跟主流划清界限的，“这是那些最伟大建筑师的特质”。但是，马岩松说：“这些特质现在基本上消失了，最成功的建筑师是合作最好的建筑师，因为他们最能获得机会。”
在说这些话时，一方面，是一个成功的建筑师在展示自己的批判性，他批判让自己成功的背景；另一方面，是马岩松狡猾或真心诚意地把自己放在伟大建筑师的行列。
不过，无论如何，他相信这是让他跟其他人不同的关键：批判、独立、理想主义。马岩松说：“我们跟别人的不一样可能就在这点。我们相信建筑是一个情感的活动。我们谈建筑的时候，不是只在谈一个简单的物质空间，不是只在谈它的经济属性和物理属性，也要谈它的精神和感觉。我看重感性，这也是我一开始对建筑的看法，它是感性的，不是只是逻辑的和理性的，它能触及到人的情感，这是吸引我的地方。”
从这个角度讲，他认为今天的中国仍然是年轻建筑师出头的最好时代。因为，首先中国仍然有很多创作的机会；其次，“这个环境相对贫瘠，大家做的东西还是比较统一，如果有不一样的人，他的才华还是能被人们关注到。”
无论是运营一家建筑师事务所，还是把一栋建筑从设计变成现实，都是一个复杂的、理性的、涉及到各方面利益的过程。感性会损害这个过程吗？马岩松用建筑师弗兰克·盖里的例子为自己辩护。
弗兰克·盖里的建筑，被认为非常高科技，拥有奇特的不规则的曲线。但是盖里甚至不会用电脑。他仍然用笔画图，画完图之后会有人来帮他做模型。然后他再去确认模型的感觉是否对。“有很多的技术力量围绕在他的灵魂周边。但最重要的是他的艺术感。如果他没感觉，所有这些技术都产生不了建筑。他是创造者。技术围绕他，实现他的想法。理性的过程和集体的过程都是需要的，但感性是给建筑灵魂的东西。建筑师必须把自己独特的灵魂寄托在这个空间里。”
某种程度上，马岩松今天已经得到了可以持续保持自己的独特的特权。他的绝大部分客户都是找上门来的。用他的话说，“基本上都是一个人突然迷恋了你。对你的作品或者对你本人他认可了，然后就说要合作。”。
除了类似于美术馆和剧院这样的公共文化项目，他也很少再参加设计方案竞赛。因为在他看来，如果业主不理解一个建筑师，要让建筑师去证明自己比别人强，本身就出现了问题。而且，对于好的建筑师而言，并不存在谁强过谁，大家只是不同。“更好的一个状态是，他就是欣赏你，任何东西他都非常欣赏，这是最理想的状态。恰恰很多好的作品都是这么产生的。”如果一个项目邀请了风格非常不同的建筑师参加，他只会觉得很奇怪。
马岩松半开玩笑地说：“其实西班牙建筑大师高迪的业主就一直是同一个人。我每次都跟我的业主讲这个故事，我就特希望他们说，我也要变成这样的人，反复来找你。”
价值观
如果从一个外部观察者视角简单粗暴地概括，马岩松走过的路径是：成立自己的工作室，拿下自己的第一个标志性建筑，然后是做更多的项目和标志性建筑，接下来，尝试自己的价值观输出。2014年时，马岩松出版了《山水城市》。这本书的介绍说，它是马岩松的建筑宣言。
马岩松说，他因为偶然的一次机会，看到了科学家钱学森“山水城市”的说法。钱学森在写给建筑学家吴良镛的一封信中说：“有没有一种现代的城市是可以和自然互相生长，充满了诗情画意，人生活在其中也会感到幸福？”用马岩松自己的话，是城市既现代，又具备古典东方城市的美。
他认为自己潜移默化受到了中国古典城市的影响。比如，他小时候生活的北京。现在看来，他会认为那时候他生活的北京，“有景山，有后海，游泳、爬山，胡同里各种玩，城市生活是很丰富的，城市又有自然的感觉，而不是分开的。四合院也有街坊邻里，有树，可以上房顶，都是这种记忆。”
与此同时，它还拥有人文属性，如果北京没有鼓楼和景山，只有山和水，也不够。因此，山水城市，不是一个中央公园式的自然，还有能给人归属感的文化的认同在其中。于是，他开始有意识地去学习一些古典的美学。山水城市，就是他要输出的价值观。
后来，他把自己的作品拿给跟钱学森有书信往来的一位建筑理论家和历史学家顾孟潮看。这位历史学家说，如果钱学森看到你的作品，应该会很高兴。
马岩松在《山水城市》里写：这是一次穿越二十年的相遇。他认为自己的作品跟钱学森的山水城市的说法有很多共鸣，因此，想要再去介绍一遍，“因为大家关注我，可能就会再看看这是什么”。
这本书里充满了对城市和建筑现状的不满，他称之为“货架城市”和“权力和资本的纪念碑”。马岩松非常直白地讲，他认为中国城市化的30年，“整个文化和经济发展模式都是抄西方城市的”，中国城市学习了西方城市的理性和逻辑感，抛弃掉传统东方的感性和美。但是，另一方面，他又要强调，自己并不是对传统价值有特别的依恋。他只是在继承并且反抗他视为英雄的那一代建筑师，对未来的建筑和城市提出自己的看法。
2004年刚刚回国时，马岩松其实还有一点优越感，毕竟，他在耶鲁大学建筑学院接受了最时髦的建筑学教育。跟他同时期回国的一些建筑师，直接把学生作业拿出来，就被变成了先锋建筑师。
两年之后，梦露大厦的中标，产生了一个直接效果，“我出名了，以前（他们）不认可我，现在他们认可我了。”他能记得，中标的新闻刚刚报出来时，还有人认为是他为了炒作而制造的假新闻。
但是，很快，马岩松就提醒自己，“他们其实屈服于西方对我的认可。”
接下来，在短短的兴奋之后他开始反抗，“我去那儿不是希望别人接受我，而是我批判了西方城市的做法，我做的东西跟所有北美的那些楼不一样。在西方就会有人问，你这个大楼是东方的吗？你是中国人，你是怎么回事儿？我才开始去挖掘我到底怎么回事儿，我才越来越开始发现刚才说传统的有些智慧。几年以后有了《山水城市》这本书。我突然从一个所有人都认为我跟古典不沾边的人，到受到古典的影响。”
从他的角度看，中国的城市规划和设计非常保守。尽管站在我的角度来看，北京能够在长安街上建起库哈斯设计的CCTV大楼，证明自己能够接受与众不同的建筑。马岩松的解释是：“我说的保守，是指西方现代主义已经发展完了，但现在中国反而特别认可它，没有多种的方向和质疑，没有不同的东西。我们的质疑和反叛让我们跟别人不一样。别人好像是中国现代化发展洪流里统一集体前进的状态，我们不太喜欢参与那种感觉。”
到今天，事务所的项目有一半是在国外，马岩松每年也会有一半的时间待在海外。他已经是在西方人眼中最成功也最全球化的中国建筑师之一。但马岩松的态度是，“我出去不是要全球化。西方不需要讲全球化。我希望在作品里能把同西方的对抗和不合作表达得更强烈。要不然我大老远跑过去，跟他们做的差不多，想的也一样，就没什么意思了。我希望它在说一个新的东西，这个东西里面又能看出东方的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