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着，为了讲述

生活不是我们活过的日子，而是我们记住的日子，我们为了讲述而在记忆中重现的日子。

从出生到少年时代，记忆关注未来，忽视过去。因此，我那时对故乡的记忆才会一如往昔，未被乡愁理想化。

这里的一草一木，仅仅看着，就在我内心唤起一股无法抗拒的渴望：我要写作，否则我会死掉。过去我也有过类似的感受，但只有那天上午我才认识到这是灵感喷发的紧要关头。“灵感”这个词既可恶又真实，它稍纵即逝，却摧枯拉朽。

哥伦比亚的习俗怪得很，初次见面用“你”，彼此信任后倒用“您”，夫妻间也是如此。

当年的我还太青涩，没意识到小说不是按你想要的方式开头，而是按它们自己的意愿开头。

文学和人生只有形式上的差别，本质上是相通的。

我们的政治态度尤甚：阿方索是正统的自由派，赫尔曼是不情愿的自由意志论者，阿尔瓦罗是随心所欲的无政府主义者，而我是持怀疑论的共产主义者和潜在的自杀者。但毫无疑问，就算走到绝境，失去耐心，我们也永远不会失去幽默感，这是我们最大的一笔财富。

妈妈一言以蔽之：“穷人的眼睛里都写着‘穷’字。“

五岁前，死亡对我而言，是他人遭遇的平常事。天堂之美、地狱之苦只是阿斯特特神父教义问答的背诵篇目，与我无关，直到守灵时偶尔得知从死人头发里爬出的虱子会漫无目的地游走在枕间。

上帝所在之处即为天堂，反之则为地狱，仅此而已，没有更多复杂的神学解释。

我不知道被关在国立男子中学期间，所学究竟为何物。不过，和同学们相处的四年培养了我对国家的全局观：我们彼此迥异，各有所长，合起来，便是国家。

机长的说话方式、表情、声音和我在国立男子中学四年级时的同桌马科菲德尔布里亚一模一样。正是这种突然闪现的直觉指引我在那个无法预知的社会的种种沼泽中前行，即使没有指南针，即使逆着风。也许，它也是我作家生涯中的万能钥匙。

我真是不明白，干嘛要花时间和精力去学那些索然无味、对人生百无一用的知识，况且，那还不是属于我的人生。

嫉妒心极强的妈妈能这么做，实在让我大跌眼镜。她的回答我一直铭记在心：”跟我孩子有血缘关系的人绝不能散在外头。“

卡兰萨认为，巴伦西亚没有点燃哥伦比亚的精神火炬，只是美化了词汇，他的诗作文体绮丽、感情冷漠、技巧娴熟、精雕细琢。结论是个反问句，可与卡兰萨最优秀的诗篇媲美：”如果无法让我热血沸腾，无法为我们猛地推开神秘世界之窗，无法让我发现世界，无法在孤寂、爱恋、欢聚、失恋时陪伴我忧伤的心，诗歌于我，何用之有？“结语是：”在我看来——说句大逆不道的话——巴伦西亚仅仅是个不错的诗人而已！“

无中生有、虚构杜撰已无用处，原封不动地保留在老宅里，不知不觉间牵动的情感才弥足珍贵。

记得这些失败的文章是好事，可以时刻提醒我：文学人物不可如纳塔纳埃尔般凭空捏造。

我的第一反应是坐下来，好好报道这个案子，可又觉得困难重重。我感兴趣的不是罪行本身，而是”集体责任“这个文学主题。

小说名叫”一桩事先张扬的凶杀案“，两年后出版。妈妈没看，理由是”生活中的糟糕事，写进书里也不会好。“

他（吉列尔莫卡诺）热情地投入到广大而危险的战斗之中，从不停歇，尽管他知道：最崇高的事业背后也潜伏着死神。

加西亚马尔克斯《活着为了讲述》摘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