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是个固执的老头儿
父亲是个固执的老头儿
父亲固执，像个朝圣的老头。
端午节前夕，我试探性地给父亲电话，问他新近忙什么?他答非所问地说，非常忙。口气里藏着抵触，并很厌蔫地挂了电话。我立即又给母亲电话，母亲一直未接。我猜母亲已经跟父亲打过招呼。七月，我是要邀约双亲和侄女到上海来玩的，再顺便去北京兜一圈。
可朝圣者老头膜拜西南的一片竹林，一张鱼塘，一个果园要打理为由而脱不了身，简单粗暴地拒绝了我的好意。
我知道的，这固执的老头儿他总会以各种理由来拒绝我。
一七年夏天，我为老头儿和母亲准备了两张来沪的机票。起初，老头儿也满心欢喜，他在电话里与我谈论蒋介石的警备司令部，又与我谈南京大屠杀，还有孙中山旧居等。我也竭力从脑海搜寻一切关于他感兴趣的共产党革命的一大会址，二大会址，天安门，故宫等名胜古迹诱惑他前来。
我还以为告知他机票是我花费将近1500大洋买来且不可退为硬件，让其心惜这汗水钱而务必来沪一趟。结果距离启程时间越来越近时，他还是打了退堂鼓，让我尽快退票。并且接我电话时他只说了两句话，一是手头有许多事要办，二是以后有的是时间就局促地挂了电话。这让我半句责怨的话都没来得及说，杵在马路上半日回不过神来。
我被神糊弄了。
这之后的大半年老头儿总是躲着我，电话打回去要不是不接，要不就是接起来三句话没说完就挂。我很是恼怒父亲躲闪的态度，预计一八年春回去爆炒他。我想像着像以往开家族会议一样批斗他。说他不入性，说他不懂事，说他不体恤孩子的苦心。
……
然，一八年春。当我风尘仆仆赶回西南家里时，这老头儿固执地守在村口。瘦削的身躯，黝黑的脸。衣衫很单薄，穿着一双解放鞋。还是腰身扎着刀篓，双手靠在背上。接我们的长兄在车上戏谑地说，看老爷子很有老头儿的神韵啊。隔着两百米的距离，长兄故意放慢了车速，让老头儿焦急。可是他跑过来了，迫不及待地与我拥抱，又迫不及待地抱着欢腾的女儿。
两年了，我们两年未见。
我们回到家就急不可耐地奔向父亲的果园。一簇簇的沙糖桔鲜红而饱满，杨桃黄澄澄地挂在树上，香蕉还有些尾熟，一梳一梳地弯着腰。到底是山里的果得到雨露和晨曦的厚待，吃起来格外甜。
而嫂子说，父亲为了弥补他不能抵沪的歉意，愈发努力给果树捉虫，施肥，割草喂鱼。只为我根本就没有决定得了是否能回西南过年。
我放弃了责怨父亲，也几乎忘记了一七年白欢喜的夏天。那些不用睡眼惺忪便吆喝女儿起床上学，清晨就赶往菜场的忙碌日子。我跟老头儿到菜地里捡黄了的菜叶喂鱼，与妹妹小河边散步，带着一口袋的巧克力糖与父亲养的狗嬉戏。
我们谈及父亲，谈及家里的境况。父亲在妹妹眼里更是无可救药的顽固，他们夫妻邀约他就西南边陲游玩，他拒绝了。邀约他去广州，他也拒绝了。他总是拒绝的那么理所当然。妹妹给他买的衣服，鞋袜，他留着。以至后来也根本记不起来了。叔叔劝他别总是穿那么破的鞋子进山，他却说行起水路方便哩。
家里人又都劝他戒烟，父亲便觉得要了他的命。偷偷躲到老房子哪怕抽一口也好，他都不会错过的。
他反过来督促我注意身体。
西南的冬天，早晚温差大。我因过去患了严重的支气管炎，会在睡前猛烈地咳嗽。父亲怕，他总会到我房间里看看。但他不知道其实我已经很多年不复发了。因为他当初寻访到的偏方，真的是可以救我一命的。我不会再喘到休克，需要连夜送去医院抢救。
不需要了。
我记得真正意义躺在病床上是十八岁，高三的第一学期期末。我那时有懵懂的爱恋，也有年轻的轻狂。我不知道生命有多脆弱，也不知道未来有多晦涩。当父亲赶到医院看见我插满管子时，他第一句话是“别怕，有阿爸呢”。呵，我怕什么。窗外是高大的梧桐，滴落着深秋的雨。眼里，心里全是诗意呐。长兄也在床榻边逗趣我，别趁他们不在拔掉针管逃出医院啊，这是疯人院的病号才做的傻事，你不会也这样吧?那时我注意到父亲在我们的笑声中低头用手捋了眼睛，说城里的灰尘真多。
后来上大学，我风雨无阻地跑了几年的步。而父亲在让长兄给我打伙食费时总是多打几十或一百，这在一个经济相对落后的大山里多拿一点钱出来都是再往自己腰身勒一圈。更何况我们家兄弟姐妹六个呢，都是要吃，要穿，要读书的年纪。
六兄妹，是希望，也是一座大山。而父亲得背着这座大山前行。他说过，六个孩子，无论男女，谁能读书读得去的，砸锅卖铁都要送读。而我们那里正是重男轻女思想比较严重的乡村。村里十来岁的女孩就辍学务农等待出嫁的比比皆是。
然我们稍稍努力，就比别人幸运。是的，我们幸运。是因为有了开明的父亲。
多年以后当村邻与我提起那场命悬一线的抢救时。多少人都看到了父亲在接到病急通知时他嗫涰的神情。他狂奔着走出那蜿蜒的山路，赶夜车到我念书的城。那时他四十六岁，跑起来像风。
而只有我们知道，父亲因为生活和培养我们早已累的直不起腰。
父亲他固执，顽劣。像大人，像孩子。可这么多年过去了，他心理还装着这样一件事，我是他生病的孩子。
我对他说不用操心了，我都三十好几的人啦。他却一脸严肃，这可不是玩儿的。开春和入秋，支气管炎的高复发期，他给我重申了无数遍。
春节时，父亲又做了一件极其固执的事。对上门拜年的三个孩子说，主要把门前沟壑的水排干就可以嘉奖红包，当时三个孩子面面相觑，没想到这老头儿竟然出这一难题。从神情看，这三孩儿都是极其渴望得到父亲手里鼓囊囊的红包的。但从体力上说，这三个八九岁的孩子可能没这耐力，毕竟那是一眼泉水，无论怎么排都不可能排干。这时父亲大概是看出了孩子的心思，又在红包上加筹。三个孩子相视一笑，动手干活了，可耐力不足。父亲边上微笑着，他说啊，其实这就是我们的童年。他固执地认为一个孩子长大后是否能成事从小就可以考量出来的。
我们的童年便是他心中的明火，千锤百炼闪着星光。可他如今竟淡淡地说，主要你们在外面，能吃饱穿暖就行啦。
这老头儿虚，虚的很。总是口不对心，我说怕不止这点儿要求吧?难道不会和他的同仁，战略伙伴，帮兄鼓吹鼓吹二十几年的战绩?他竟祥和地说，就这点要求。然后抱过女儿，用胡子扎她，女儿咯咯地笑。笑声响彻整幢楼。
今夏 我以为去年的愿望落空了，今年再作邀请。我给母亲电话，让其转达父亲，机票已经买好了。可父亲竟拒绝了，还是以朝圣者的姿态一样坚定地拒绝来沪。我不威逼利诱了，我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和他说了一晚上。让他放下家里的一切交给叔叔管理。可他竟捣蚀自己牙龈肿痛，把脸也弄肿了。再接我电话时，他压低声音说去不得，去不得。一副病蔫蔫的样子直让我难过，徐汇区龙恒路上我用家乡话大声地忒这老头儿。他不出声，像犯错的孩子在那边咿呀噢地应和。
可刚才，就是刚才。老头儿知道我退票了，他竟心底落下一块大石头般，背起刀篓巡山去了。听说还是踢踏一双破解放鞋，手靠在背后，哼着小曲从阡陌走的。
自此我知道，比起城市的车水马龙老头儿更爱他的山花烂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