忠诚但不奉承的爱

Faithfuland Unflattering Likeness

——《发掘新闻·美国报业的社会史》

“Faithful and unflattering likeness.（忠诚但不奉承的爱）”是《先驱报》的座右铭。在书末读到的这句话恰好符合我读整本书后对新闻的一点点想法，故以此作为题目。

“客观性”在美国报业的出现、内涵的变迁、变迁的前因后果以及针对社会“客观性”认知变动所造成的新闻业变革——我认为是MichaelSchudson全书的线索之一，或者说是我在读书时的主要关注点。

作为新闻系的学生，大学开始学习新闻以来私以为一直在学习并经历一个自己非常不能理解的过程——事实与观点的剥离。从前认为这是一件非常不可思议的事情，因为“任何事情上都没有人能够呈现全部的事实（Lippmann）”，新闻记者也好、普通人也好无一例外的是在自己阶级立场和价值观念背景下戴着有色眼镜看待“事实”，所以一直觉得并不存在“客观”这一说。

然而为什么“客观性”问题会出现并成为现代新闻业发展所无法清晰明了的加以明确的问题，甚至可以称为“客观性理想”呢？“客观性”的内涵到底是什么，又经历了怎样的变化呢？在读过Schudson的《发掘新闻》后有一些我小看法——美国新闻业在对客观性理想的不断挑战中发展。

首先“客观性”在美国新闻业的出现与发展与美国新闻业的专业化相辅相成。

美国新闻业自19世纪30年代“便士报”兴起时就已经越来越强调获取“事实”，到19世纪90年代更是出现了新闻与评论的严格区分以及对报道的“事实”和“生动”之间区别的讨论。曾任《先驱报》和《世界报》副总编的Julius Chambers回忆七十年代在《论坛报》W.F.G.Shanks手下实习时说：“Shanks强迫我们学会一种历经数年都无法摆脱的写作风格——事实，事实，除了事实，什么都不要…僵化的规定被僵化的执行着。”90年代这种对“事实”的追求跟这一时期“记者”在新闻业的出现有重大关联。在记者出现之前便士报内容日常化之后，美国报业的刊登内容很大程度上依靠编辑“搜集故事”，其准确度不能得到保证。记者的出现也就是新闻业的从业人员专业化首先产生了“记者”和“编辑”的区分、“新闻”与“社论”的区分，进而使“事实”和“观点”区分开来。

继新闻从业人员专业化之后，19世纪末的新闻报道的专业化使新闻报道加以区分出现了两种新闻模式——“故事模式”与“信息模式”。这是“事实”与“生动”讨论的延伸。这两种新闻模式在当时的报业代表是Joseph Pulitzer的《纽约世界报》和Adolph Ochs的《纽约时报》。“故事模式”又称为“娱乐模式”，《世界报》在Pulitzer的带领下从广告改版开发插画、内容上发明“Sensationalism（煽情主义）”，形式上增加了周日报并开发“女性专版”，新闻的日常化全面化诠释着“告知、解释、娱乐”报纸的三大功能（Melville Stone），《世界报》更像是一本图文并茂的杂志。与此相对应的“信息新闻”的代表《纽约时报》则显得非常庄重和注重事实信息，并对“煽情”的“低俗报业”开展了“道德战”。《时报》认为“故事”代表着自我沉溺，而“信息”意味着理性和井然有序，也就是后来所说的“客观性”。然而到20世纪20年代，“客观性”一词仍然没有出现。

经历了20世纪初“客观性”的狂热，到了20世纪30年代，民主与市场带来的极端怀疑主义和新型公关业的发展使“事实”在新闻业中的地位逐渐没落。

这一时期社会对新闻的反思是我在本书中最赞同的部分，尤其是Ivy Lee的观点，“想要陈述绝对事实是超出人类能力极限的，我只能向你提供我对事实的诠释。”也就是说曾经作为主流认识的客观化事实出现了主观化趋势，这种“危机”又一次促进了美国新闻业的发展——新闻报道署名化，及主动承认新闻报道的主观成分；新闻记者专业化，即对记者的专业领域加以要求。尤其是记者的专业化使一种广泛看好的新型报道——“解释性报道”成为可能，大大增加了报纸的解释功能，使事实与意见融合来满足公众对于事实的渴望。而“解释性报道”对于事实与意见的融合并不违背“客观性”，反而使新闻报道更“客观”、具有专业说服力，减少了一些非专业记者在新闻报道中的滥竽充数迷惑大众的情况。

既然主观性是无法避免的，那么美国新闻业为何如此信奉客观性呢？Schudson认为，在进步主义时代，大众对新闻深深地怀疑和从业者的无所适从下，客观性是一种逃避。它作为一种理想，在过去，乃至今天都长被用来作为权力的掩饰，有时甚至是用不诚实的方式去掩饰。而社会学家Gaye Tuchman将这种对客观性的信奉成为“Strategic ritual（战略性仪式）”，新闻从业者一旦出现错误或者受到抨击，就可以拿它当作挡箭牌。这样看来，客观性就是一套具体的惯例习俗，之所以能够长久不衰，就是因为它可以降低记者为其文章负责的程度。Tuchman的这种看法用来解释20世纪60年代政府与媒体之间的“新闻管理”模式的出现，到后来批判文化的发展使其广受诟病以致“客观性”成为侮辱性词语这一发展历程再好不过，20世纪后半页我认为也是新闻业的一种退步。

然而随着60年代社会运动的沉寂，社会已经支撑不起高格调的新闻批评和变革，新闻业也还未出现一个崭新的理想来成功挑战客观性理念。这并不意味着长久以来“客观性”在新闻业以后的发展中不能得到革新。正如Schudson所说，在我们这个自省的时代怀疑论者怀疑一切、甚至怀疑倡导怀疑主义。还有什么不能被挑战的呢？

我仍然认为，没有必要刻意的区分倡导新闻的主观或客观，或者我们可以把这些难以解答的问题转化为新闻的“个人风格”是否应该提倡呢？

其实在20世纪末JacobRiis已经在美国新闻业界倡导过，Steffens甚至在《商业广告人报》中强制实行过。Riis在1890年《How the Other Half

Lives》中说过这样一段话：“我不喜欢拿针往蝴蝶背上一扎，放进玻璃箱保存起来。我喜欢看蝴蝶在花丛中飞舞，五彩斑斓的阳光在它的翅膀上跳动。我也毫不关心他有什么拉丁学名，因为那不是它的名字。太阳、花朵、蝴蝶都清楚这一点。拿针往蝴蝶身上扎的人永远不会明白蝴蝶的语言，只有诗人才有这样的天赋。这样你明白了吧，我根本就不配做一名……”

我不知道《先驱报》对于“Faithful and unflattering likeness.（忠诚但不奉承的爱）”是作何解释，但在我看来，新闻业对于“客观性”的态度就应该是这样——尽可能的担负起向大众传播的职责，但不为了标榜不偏不倚的“理想”对自身的个性加以束缚。对新闻事业报以忠诚但不奉承的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