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杉版资治通鉴【498】宽严的辩证法。2019-06-14

“治理天下的人，并非是以至高无上的品德来教化，从严则治，从宽则乱。何以见得呢？近世孝宣皇帝明于君临天下之道，审于为政之理，所以严刑峻法，奸恶不轨之人为之破胆，海内清净肃然，天下人心安定。算下来宣帝的政绩，优于文帝。到了元帝继位，多行宽政，以至堕损，威权旁落，汉室衰落，就是从他开始。政道得失，由此可鉴。

“当初孔子作《春秋》，褒扬齐桓公、晋文公，赞叹管仲之功。孔子岂不以周文王、周武王之道为美呢？那是他通达权变救世之理。圣人能够与时俱进，而俗人不知时变，还以为古代结绳记事的方法，可以治理秦朝乱世；以为当初大禹在宫中举行‘干戚之舞’就让有苗部落闻而归降的方法，可以解得了高帝平城之围。

“像熊一样不断伸展筋骨，像鸟一样不断展翅跳跃，虽然可以延年益寿，但是治不了伤寒病。呼吸吐纳，确实有益于身体健康，但是不能把断了的骨头接起来。治国之法，就像养身，平时当然是修养生之法，但是如果生了病，还得靠吃药。刑罚，就是治乱世的猛药；道德教化，那是太平时期的营养。以道德教化来治理乱世，就像吃营养品来治病；以严刑峻法来治理太平盛世，就像给健康的身体吃药。如今在历代先王弊政之后，厄运交会，数世以来，政令松弛，犯法之人，都得到宽恕。就像车夫扔掉了缰绳，马儿甩掉了口勒，驾车的四匹马，横冲直撞，就算是平坦大路，也要翻车！这正是收紧缰绳，救亡之时，哪里顾得上车上的铃铛响的节奏和不和谐呢？当初文帝废除肉刑，结果是该砍脚趾的改为弃市，鞭刑的直接处死，所以文帝治下的太平，也是严刑峻法得来，不是宽厚得来的。”

崔寔，是崔瑗之子。山阳人仲长统看了他这篇文章，叹息说：“凡为人主者，都应该把这篇文章抄写一遍，作为座右铭！”

司马光曰：

汉朝的法令，已经够严了，而崔寔还嫌太宽！为什么呢？大概衰世之君，性格都柔懦，而那些辅佐的官员，又是凡愚之辈，只知道姑息养奸。于是，权幸之臣有罪不坐，豪滑之民犯法不诛。天子仁恩所施行的范围，就在他眼前那几个人；奸恶不轨的小人得志，朝廷纲纪败坏不堪。所以崔寔之论，只是一时的矫枉过正，并非百世之通义。孔子说：“政令宽缓，则百姓怠慢；百姓怠慢，再用严猛纠正。政令严猛，则百姓受残害，百姓受残，再施之以宽，宽以济猛，猛以济宽，政以此和。”这才是万世不易之常道。

张居正说：

什么是宽？什么是严？后世之论治者，对宽严二字的意思，并没有搞清楚，所以说得都不对。所谓宽，并不就是放纵松弛，也包含了敦厚宽大，赦免失误，去除烦苛的法令，这个叫做宽。严呢，也不是刚猛暴戾，而是励精图治，整顿纲纪，齐明法度，这个叫做严。宽中有严，严中有宽，就像春生秋杀，相代而成一岁之功，雨露雪霜，并效而行天地之化育。二者缺一不可。所以《中庸》论圣德，以发强刚毅，宽裕温柔并言，这才是尧舜以来相传的治体。世儒不知此义，一说要宽，变因循姑息而流于放纵松弛；一说要严，又严刑峻法，伤于暴戾。而人之常情，总是乐于放纵，不愿约束，于是又创造出宁可过宽，不可过严之说。那不就像是说天道可以让阳多过阴，白天长于夜晚，春夏长于秋冬，这能成就一年的天地化育，万物生长吗？当初周公告诫成王说：“敦大成裕，明作有功。”这才是正理，一定要理解到这一层，才能没有弊病，为治者要仔细考虑！

华杉曰：

宽严本身并没有明确的界限。司马光说宽的时候，“仁恩所施，止于目前。”皇帝宽，对谁宽呢，就是对他的大臣宽，他的仁恩所施，就是眼前那几个人。皇帝对大臣宽，大臣就要违法乱纪，为非作歹，残害百姓，那百姓遭受的就比严还惨，完全是被巧取豪夺。皇帝对梁冀宽，士孙奋就要家破人亡。皇帝对大臣严刑峻法，百姓的生存空间就宽了。

宽严的辩证法，这其中的事理，太深了，读书是读不明白，讲解也讲不明白，唯有自己知行合一。成都武侯祠有郭沫若题的对联：

能攻心则反侧自消，从古知兵非好战；

不审势即宽严皆误，后来治蜀要深思。

宽还是严，确实是需要审时度势，一般来说，治道都是宽严交替，在“治人者”从宽转向严的时候，“治于人者”还“不收手”的，就要倒霉。所以，中国人都被历史训练得对宽严的形势十分敏感，这是生存于此国所必须的政治敏感性。

另一方面，如果我们自己是一个小领导，对自己的团队，所谓宽严之道，还是学习张居正所论，那是儒家正道。

华杉版资治通鉴【498】宽严的辩证法。2019-06-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