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 学问

“古今之成大事业、大学问者，必经过三种之境界：第一种境界是“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西楼,望尽天涯路”,第二种境界是“为伊消得人憔悴,衣带渐宽终不悔”,第三种境界是“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对于这段话我们都不陌生，这是国学大师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的句子，今天就让我们一起走进王国维，看看他的一生以及身后名。

王国维，字静安，又字伯隅，晚号观堂，谥忠悫。浙江嘉兴海宁人，国学大师。王国维是中国近、现代相交时期一位享有国际声誉的著名学者，与梁启超、陈寅恪和赵元任号称清华国学研究院的“四大导师”。中国新学术的开拓者，在文学、美学、史学、哲学、金石学、甲骨文、考古学等领域成就卓著。甲骨四堂之一。王国维精通英文、德文、日文，使他在研究宋元戏曲史时独树一帜，成为用西方文学原理批评中国旧文学的第一人。代表作有：《海宁王静安先生遗书》《红楼梦评论》《宋元戏曲考》《人间词话》等。

少年失意：王国维世代清寒，幼年为中秀才苦读。早年屡应乡试不中，遂于戊戌风气变化之际弃绝科举。

1898年，二十二岁的他进上海《时务报》馆充书记校对。利用公余，他到罗振玉办的“东文学社”研习外交与西方近代科学，结识主持人罗振玉，并在罗振玉资助下于1901年赴日本留学。1902年王国维因病从日本归国。后又在罗振玉推荐下执教于南通、江苏师范学校，讲授哲学、心理学、伦理学等，复埋头文学研究，开始其“独学”阶段。1906年随罗振玉入京，任清政府学部总务司行走、图书馆编译、名词馆协韵等。其间，著有《人间词话》等名著。

1911年辛亥革命后，王国维携62种生平著述，眷随儿女亲家罗振玉逃居日本京都，从此以前清遗民的身份处世。其时，在学术上穷究于甲骨文、金文、汉简等方面。1916年，应上海著名犹太富商哈同之聘，返沪任仓圣明智大学教授，并继续从事甲骨文、考古学研究。1922年受聘北京大学国学门通讯导师。翌年，由蒙古贵族、大学士升允举荐，与罗振玉、杨宗羲、袁励准等应召任清逊帝溥仪“南书房行走”，食五品禄。

1924年，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驱逐溥仪出宫。王国维引为奇耻大辱，愤而与罗振玉等前清遗老相约投金水河殉清，因阻于家人而未果。

1925年，王国维受聘任清华研究院导师，教授古史新证、尚书、说文等，与梁启超、陈寅恪、赵元任、李济被称为“五星聚奎”的清华五大导师，桃李门生、私塾弟子遍充几代中国史学界。

1927年，北伐军挥师北上，听闻北伐军枪毙湖南叶德辉和湖北王葆心，于园中昆明湖鱼藻轩自沉。从其遗体衣袋中寻出一封遗书，封面上书写着：“送西院十八号王贞明先生收”，遗书内容如下：

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经此事变，义无再辱。我死后当草草棺殓，即行葬于清华茔地。汝等不能南归，亦可暂移城内居住。汝兄亦不必奔丧，因道路不通，渠又不曾出门故也。书籍可托陈吴二先生处理。家人自有人料理，必不至于不能南归。我虽无财产分文遗汝等，然苟谨慎勤俭，亦必不至饿死也。——五月初二日父字

但是王国维为何自溺，至今仍争论不论，一般学者论点有所谓的：“殉清说”、“逼债说”、“性格悲剧说”、“文化衰落说”。陈寅恪《王观堂先生挽词》的序言中写道：“或问观堂先生所以死之故。应之曰：近人有东西文化之说，其区域分划之当否，固不必论，即所谓异同优劣，亦姑不具言；然而可得一假定之义焉。其义曰：凡一种文化值衰落之时，为此文化所化之人，必感苦痛，其表现此文化之程量愈宏，则其所受之苦痛亦愈甚；迨既达极深之度，殆非出于自杀无以求一己之心安而义尽也。”、“吾中国文化之定义，具于白虎通三纲六纪之说，其意义为抽像理想最高之境，犹希腊柏拉图所谓Idea者。若以君臣之纲言之，君为李煜亦期之以刘秀；以朋友之纪言之，友为郦寄亦待之以鲍叔。其所殉之道，与所成之仁，均为抽像理想之通性，而非具体一人一事。”

根据溥仪在其《我的前半生》一书第四章“天津的“行在”中之说法，王国维早年受罗振玉接济并结成儿女亲家，然而罗振玉常以此不断向王氏苛索，甚至以王氏女儿退婚作要胁，令王国维走投无路而自杀。然此说漏洞百出，溥仪亦是听他人言传，不足采信。

毛泽东有诗云：“莫道昆明池水浅”，那里的水并不深，王国维跳进去，便一头扎到底。事实上并非溺毙，而是被湖底的淤泥朽草，塞满七窍，窒息而死。一代学者，草草一生，就这样于污泥浊水中逝去，时年五十一岁，真是可悲可叹。但是在他身上的一纸遗书，上有“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经此世变，义无再辱”等字样，对这种情形有人说，他这个“辱”，为死殉清廷，效忠逊帝；也有人说，他这个“辱”，与他亲家罗振玉有些什么纠葛。但不管什么缘由，当时及后来，都认为不值得。

作为中国近代著名学者，王国维从事文史哲学数十载，是近代中国最早运用西方哲学、美学、文学观点和方法剖析评论中国古典文学的开风气者，又是中国史学史上把历史学与考古学相结合的开创者，确立了较系统的近代标准和方法。